魏碑为什么会成为金石学中影响最大的书法之一？

一字千金润品德，落笔意镜人如字。善爱心笑语气生，入目思净辉豪冰。

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是篆，隶，真，行，草

各有巅峰期，秦朝篆书《石鼓文》达到巅峰，汉隶出现《曹全碑》，《乙瑛碑》，《张迁碑》等代表作，晋代则出现书圣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唐朝的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把楷书写到最高峰，《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玄秘塔》，《神策军》碑等代表作是楷书的极致！宋，明则以苏，黄，米，蔡，赵，董等行书为主形成帖学取得书法成绩。

帖学在宋代（尤其北宋）正是鼎盛时期，作为对唐代法度的一种反叛，它是带有革新性质的，利明显大于弊。而到了明末，情况截然相反，帖学经过数百年发展，已至穷途末路，革新势在必然。明末的一些书家以及清初狂怪的书家是作为“破坏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虽不足以建起一个时代的高度，但他们的努力正反映出书法发展中强烈的革新要求，这就是书法史发展的内部规律。金石学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中兴起，势必帮助书家打开了新的视野，展示了帖学以外另一全新天地，这不仅单纯是取法对象变化的问题，而是书法思想的大解放。风格流派、批评标准、审美趣味等，无不以新思想去另立其说。一方面，康乾时对董赵书风的倡导压制了金石学对书法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金石研究著作在乾隆以后的猛增加速了金石学对书法的渗透，所以，金石学在清代前后时期书法发展中的影响力相差很大，这也直接影响到碑学在清代中后期的全面崛起。可以说，帖学走到穷途末路已酝酿着碑学革新的内在要求了，而金石学的兴起既是碑学坠地的一帖催生剂。

清人对北碑的关注是晚于对汉碑的关注的。所以，康有为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事实上，北碑的萌芽或许还略早些，比如张琦（1764—1833），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中称他“移汉分法入真行，又以北朝真书敛分势”。而包氏在其《倦翁自评》中称自己“得南唐《画赞》枣板阁本，苦习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琅琊台》、《郙阁》、《乙瑛》、《孔羡》、《般若经》、《瘗鹤铭》、《爨龙颜》、《张猛龙》诸碑，始悟其法”。瞿中溶（1769—1842）亦精于金石之学，藏弆甲于娄东，其真楷也学六朝人书。尽管张、包、瞿等人对北碑的学习还是初步的，成就也是有限的，但他们已把视野由汉碑拓广到北碑，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使得清代全面意义上的碑学兴起成为现实。他们生活在嘉、道之际，是先知先觉的时代先声。 金石学家何绍基（1799—1873）是师法北碑真正取得成就并自成家数的一位。他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可谓化而成之。中年更是极意北碑，尤得力于《黑女志》，臻于沉着之境。赵之谦（1829—1884）“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 叔之罪也”。这是在师法北碑之中又融入一己之性情，向妍媚方向发展的结果。此外，张裕钊（1823—1894）、李文田（1834—1895）、邓承修（1841—1892）、沈曾植（1850—1922）、王闿运（1832—1916）、郑文焯（1856—1918）、康有为（1858—1927）、李瑞清（1867—1920）、曾熙（1861—1930）等人都师法北碑，锐意求新，虽成就不一，亦皆时代之佼佼者。

总起来说，有清一代，在楷书不能取得成绩超越前人的情况下，崇尚魏碑成为主要方向，阮元，包世臣，张裕钊，康有为等推崇者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起了关键作用，除了这些学者，书法家推崇魏碑外，金农，吴昌硕等大画家也主张书画有金石气，特别是吴昌硕成为一代书画大师对近现代影响巨大，魏碑较篆书也易学，其实是对金石学派影响最大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