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明朝相差不到百年，为何文化区别如此之大

所谓文化差异主要是指价值观与信仰的差异，表现为风俗习惯、科技、文学、艺术等等各领域。众所周知，宋朝和明朝都是我国古代非常强盛的朝代。但是在文化方面，宋朝具有一定优势，宋朝的文化处于一个历史的顶峰，而且两宋思想开放，出了不少有名的大文豪，绘画和诗词的成就也是鲜有朝代可以比肩。

反观明朝设东西厂，锦衣卫，宦官弄权，思想控制严酷，相比宋朝的文化开放程度，明朝确实有所不足。

究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大不相同。两宋基于大唐而立国。大唐则是世界大国，称得上是盛世，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宋朝继承和发扬唐代的优秀思想和文化，社会基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再度繁荣，社会风气日趋良好，具备了文化进一步繁荣的环境基础。而明朝基于元朝立国，元朝入主中原后基本没有采用中原文化和制度，我们所看到的元朝汉化实际上并没有十分到位，与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相比，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元朝既没有大规模的继承宋朝的制度，明朝也没有大规模的继承元朝的制度，文化上的断层或多或少割裂了唐、宋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承。

因此，宋朝的文化达到了中国历史新的高度，开辟了中国文化史的最高峰。

纵观历朝历代，宋朝对文人的待遇在中国史上属于最高水平，由于宋朝非常重视考生素质，教育事业也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支持。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 宋朝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四书》、《五经》为主。这些均奠定了宋朝文化繁荣的坚实基础。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来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

但宋、明两朝均是中国历史上建立300余年的伟大帝国，其历史影响各有千秋，意义源远流长。

宋朝在唐宋八大家占了六席，词的成就鼎盛，出现了无数大家。而明朝小说和散文最辉煌，四大名著有三部出现在明代。著名散文家有张岱，宋濂，杨慎，归有光等。明代的戏剧也非常突出，有徐文长，汤显祖等著名大师级人物。

在书画上宋朝成就极高。书法有“苏、黄、米、蔡”四大家，宋徽宗的“瘦金体”更是独具特色,瘦硬中寓于腴润之致。绘画有，范寛，李公麟，张择端等顶级大师。《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这些巨作都出现在宋朝。但明代的书画艺术似乎一点不逊于宋代，书法有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徐文长，董其昌等大师。明代的文人画极辉煌，著名大家无数，比如徐文长，唐伯虎，文征明，沈周。巨作有《汉宫春晓图》等。

在思想和哲学上宋朝文人学问都极高，著名思想家有革新派代表王安石，理学派代表朱熹。明朝思想家也是不少，有心学派代表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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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命脉和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史为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就确立了新时代我们文化继承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不古话题。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继承发展中华文化，不仅关乎到当下乃至未来一个时期治国理政，而且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北宋以文治国，将“兴文教、抑武事”定为国策,学术人才层出不穷,社会普遍崇尚读书。至南宋初,文人学士南迁,也继承了北宋尊孔重儒、提倡读书、重视教育等特点，社会文化多元活跃。相比宋代，明代在文化政策上虽然也重视教育、尊崇儒学、提倡程朱理学，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明代的文化专制空前发展，典型的如朱元璋“删孟”,禁止生员议论政事,实行八股取士、钳制异端思想等，呈现出与南宋风格迥异、极为专权霸道的文化特点。

明代与宋代基于同样的儒家理念，却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格，与各代具体的文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密不可分，也与明宋期间的元朝文化政策转向也有着极大的关联。下面，小学徒主要以南宋与明代的情况作对比，从文化管理机构、儒学政策、科举政策和出版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并从元朝文化政策的具体实施探究差异的形成根源。

一、南宋和明代文化政策比较分析

（一）文化理念比较

有宋一代，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干戈扰攘的局面重演，自立国起一直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策略，以“重文崇儒”为导向，儒学和文人在整个宋代都很得重视，形成了百花齐放、互争雄长的格局，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婴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等主要学派林立，维持近百年之久，后来至理宗时程朱理学才成为官方哲学，王国维曾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此后的元明清三朝几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思想，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

对儒学的尊崇虽然在元代有所削弱，但在明代却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明代对中国传统的儒学采取尊崇的态度，积极利用它作为统治思想，强调“崇儒重道,尊礼先师”。洪武元年，朱元璋“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遣使诣曲阜致祭”，并规定科举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求学者“一宗朱氏之学，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镰洛关闽之学不讲。”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方统治地位。对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出现，明代甚至不遗余力地对之进行了镇压，如禁讲学、毁书院、残杀士人等，呈现出高度的排他性。

虽然同样将儒学作为尊崇，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但不同的是统治理念的形成过程。南宋是学派林立百年之久、直到理宗时才奉程朱理学为正统。而明代，则是从立国开始，就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通过权力持续巩固，独尊儒术、排斥他说，与宋代迥异。

（二）文化群体比较

晚唐以来，士族门阀地主受到了沉重打击，其把持政治的传统己被打破，庶族地主实力扩大。顺应此潮流，南宋继承北宋之制，对科举制度也进行改革，取消门第限制，除犯人、奴掉等外各阶层都可以参加科举入仕，因而仕人的来源大大扩大。南宋贡举开科考试共四十九榜,其登科人数有具体记载者为正奏名进士二万三千一百九十八人,特奏名进士一万九千零八十七人,合计四万二千二百八十五人。据《宋史·宰辅表》记载，宋代133名宰相中，科举出身的达到123名之多。南宋名宰相中，除韩诧胃一人外，全是进士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例子很多，比如高宗名臣吴莆、光宗名臣陈亮。

明代的科举承宋、元之制，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明代的科举制度，由洪武十五年年八月，朱元璋诏礼部“设科武取士”，仁至十七年年三月,礼部颁行《科举成式》，遂成为定制。明人王世贞《弃山堂别集》中统计的数据，洪武至崇祯年间内阁大臣人中，进士出身者为82人，占94%。科举选拔的人才成为国家统治的中坚力量。

虽然南宋与明朝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士大夫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主体，士大夫阶级都得到重视重用，但在管理方式上呈现很大不同，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与皇权的关系方面，宋代是士人共治、明代是皇权独大。宋代奉行的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之法，受皇权迫害的文人少之又少，北宋儒学大师程颐就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而到了明代，对士大夫则实行特务统治和高压管理，对待士大夫轻则梃杖，重则用刑，锦衣卫、东厂、西厂迫害了无数文人，明代的文人地位比起宋代一落千丈。

（三）文化作品风格比较

出版既是一项文化事业,是文化传播、传承的手段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商业经营活动,追求经济利益。南宋时辖十五路地方，无一路不刻书，刻书地点可考者达处183处。其中，官刻书重经、史，对待儒家经典格外看重，私刻书则偏重子、集，宋人词集出版繁多。

而明代随着印刷技术的普遍应用及教育事业的普及，图书市场比起南宋更加繁荣，当时全国书坊遍布全国各地，“南京书坊93家，北京书坊13家，杭州24家，苏州37家，徽州10家，建宁84家。”在繁荣的图书市场背后，明代有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艺术成就，明代的古文、诗、词一类的旧文学成就一般，而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主的章回体小说，特别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还有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寓言杂文、短篇话本、拟话本等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四）文化教育管理机构比较

在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南宋承袭北宋，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是尚书省属下的礼部，礼部下属的专门教育行政机构是国子监，“凡学皆隶国子监”。地方教育事业在宋代始创了路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提举学事司受地方行政长官管辖。

明代的教育管理机构与宋代也是一脉相承，统归礼部管理，礼部之下同样设有中央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国子监。有所不同的是，明代的地方教育行政更加下沉、相对独立。与南宋的地方教育机构提举学事司对应的，明代也在地方设置提学官，在南北两京设提学御史。同时，在各府内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员,训导府学四员,州学三员,县学二员,负责学校内部日常事务。按照明朝谕令，“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许侵越提督者职事。”可见，明代地方提学官有相对的独立性，统领下级各府教育机构，比起南宋松散的文化机构管理结构，有利于贯彻执行明朝统治者的意志。

小结

明代文化与南宋文化是同宗同源，同样尊崇儒家学说，同样是士大夫群体治国，同样的教育机构设置，在文化根源和性质上差别并不大，相对而言，南宋与元、元与明的文化区别更加明显。元代一朝都没有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儒士大多充当学官和儒吏，科举迟开，入仕狭窄，政治地位远不及宗教首领，政府中高级职位几乎为数十个家族所垄断，与明代、南宋相比，元代更加呈现出较大的文化区别。

而明代与南宋相比，则是同样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风格，宋代文化更加包容开放，明代文化更加专制统一，这与元朝90多年的统治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元代统治对“南宋—明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分析

（一）草原文化影响了明代专权文化的酷烈程度

蒙古民族习惯于草原游牧文化，思维直观，偏向于武力形式，认为一切都是长生天的旨意。所以终元一代，以呈帝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接受汉化的进程十分缓慢，整个元代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汉唐以来“独尊”的显赫地位。而儒学被统治者看作是替蒙古大汗“告天祝寿”的工具之一，仅作为一种宗教受到优待，在元代甚至有十儒九丐的说法。

元朝后期元代帝王对儒家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但未必真正了解和尊崇孔儒，他们更看重是“尚霸术，要近利”的功利性来完成统一霸业，以推行传统教育来安抚人心。因而往往给讲授道德性命、圣贤之道的儒生以优待和荣誉，却安排到闲散的职位上，对科举也相当冷落。

元代对儒生的轻视传统影响到后期的明代政权，加上朱元璋出身底层，是通过民间武装起义的方式建立的政权，与文人士大夫群体格格不入，在明朝立国初期很多文士拒绝认同朱氏政权、拒绝出仕，即使是应明太祖的征召而辅佐新朝之士，也抱有一种不得已的心理。如明史载“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日‘牧竖耳、奉之何为’，刘基的态度在当时儒生中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虽然明朝重新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也大开科举之门，但对士大夫群体的尊重程度远不如宋代，更倾向于采取一种酷烈专权的手段来进行文化统治，明代一朝对文人的迫害尤甚。

（二）奠定了程朱理学的儒家地位

虽然元代不重视儒家，但程朱理学在儒家的主导地位却是在元代巩固下来的。元代理学的北传要得益于赵复，蒙古军队攻打南宋时俘虎了赵复，儒臣姚枢和杨唯中将其请到燕京，并建立太极书院，自此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自此到元统一全国，许多理学名家都进入朝中备列顾问，其中许衡、刘因、吴澄为元代三大学者，在开国初期参与制定礼仪官制，推行理学传播，得以使理学成为官学。

在元代重新恢复科举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元代科举规定，答题时四书和《诗经》采用朱注，《周易》采程朱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私胡安国之说。除《礼记》、《春秋》尚用古注，其他儒家经典一律采用程朱理学为统治阶级正统思想。元代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只重道学家空洞教学，导致内容偏空泛，缺乏学术生命。而明代继承了元代考试内容的规定，到了永乐年间,还以程朱思想为标准，编成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诏颁天下，以此作为士子习业的经典著作、科举考试的准绳和评定天下学术是非的唯一钦定标准，进一步发展成八股取士，对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士人地位的降低反而促进了明清小说文化的发展

由于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取士重视家世出身，且长期废行科举，自金亡停科到元代中叶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权下停废长达80年之久，元代科举自延祐到元末共举行七次，共一千二百多人，相当于文臣总数的百分之四，仅相当于唐宋时期的十分之一，且官职大多低下，难于升迁，因而元代鲜见科举出身的布衣卿相。元代科举无论是取士规模还是进士升迁，都是不及前代，儒士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汉族士人出路狭窄。

由于儒士失去了固有的社会地位，很多人不得不在传统仕途之外寻求安身立命之道，儒士沦落下层，促使知识向的一般民众普及，加之游牧民族对礼法管理较松，造就了文化精神的世俗化转向。俗文学，尤其是杂剧和小说的繁荣便与士人角色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士人的加入促使元曲、杂剧和小说等俗文学水平的大幅提升，所以元末明初会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小说的出现。

小结

元代九十多年的统治，对明代与南宋的文化差别的影响是显著的，草原文化对儒家的轻视延续到明代，让明代士大夫群体的尊崇地位远不如宋代，明代文化统治更加显示出残酷的一面。而士大夫地位的下降反而促进了儒家知识的下沉，不再像唐宋士大夫那样专注于道统学说、诗词歌赋等典雅文学，反而促进了杂剧小说元曲等俗文化的发展。但总的来说，明代是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儒家正统，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文化根源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只是经过元朝文化的融入改造呈现了不同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