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级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王毓宝去世

国宝级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王毓宝去世

国宝级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王毓宝去世，得知王毓宝先生仙逝的消息，姜昆主席第一时间给家属发去了唁电：“王毓宝老师仙逝，曲艺界上下唏嘘不已。我是听着先生的天津时调长大并成为一名曲艺工作者的

国宝级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王毓宝去世1 据天津市曲艺团最新消息，著名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王毓宝先生于2021年6月10日逝世，享年96岁。

记者联系到王毓宝先生的儿子刘小凯（天津市曲艺团弦师、国家一级演奏员），他告诉记者：“我母亲王毓宝先生今天下午16点21分安详离世，终年96岁。她从8岁开始跟随我姥爷王振清学艺，一生没粗尺孝有离开舞台，没有离开热爱她的观众，更没有困明离开她毕生钟爱的天津时调艺术。”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曾经撰文《曲艺奇葩王毓宝》中说：“我是听着先生的天津时调长大并成为一名曲艺工作者的。虽然从事不同的曲种，但曲艺艺术的本质是相同的。无论是精湛的艺术、高尚的人品，还是坚持改革的精神，王毓宝先生所走的每一步都感染着我，是我，也是我们曲艺人学习的典范。”

得知王毓宝先生仙逝的消息，姜昆主席第一时间给家属发去了唁电：“王毓宝老师仙逝，曲艺界上下唏嘘不已。一代大师，热情地讴歌新时代、新生活，用全部的热情拥抱热爱她的观众和养育她的土地。她的一篇篇作品，一曲曲时调，是我们曲艺宝库当中的明珠，她一生奋斗，赢得曲艺终身成就奖的光荣称号，不愧时代、不愧她一生热爱的事业！她的优秀传统和清新的表演风格，永远是我们学习榜样！王毓宝老师千古。”

王毓宝先生曾经这样谈到自己与天津时调的深厚情缘。“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天津时调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革试验，积累了一些经验，创新的步子跨得比较大，编创了很多新的唱段，歌颂新人新事，反映建设的现实风貌，鼓舞人们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对一些保留的传统唱段，也加以重新整理，使之精益求精。为了刻画人物，加强说唱的艺术感染力，我对于一向只唱不做的时调，增加了动作身段，作了不少大胆的革新尝试。”

王毓宝先生从小投身艺海，在旧社会含辛茹苦十多年，虽然自己知道要靠技艺吃饭养家，不走歪道，就必须狠下功夫；但因为家贫，花不起学费学文化，尽管父亲手把手地教，却苦于不是艺门中人。她曾经在文章中写道：“为了提高技艺，我只能在别人演唱时从旁偷艺。我偷艺学的最多的是时调前辈赵小福的演唱。不过，我学得虽然刻苦，但所知所能并不多，靠着父亲口传心授，靠着听别人的唱而照葫芦画瓢，死记硬背，经常演唱的也不过十几个小段子。比如《怯五更》共有二十五番，我唱的也就是三四番而已。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化和技艺水平的提高，我演唱的天津时调，不仅数量大增，质量也提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园地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得到了更好的贯彻与落实。然而，如何使天津时调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发展、革新天津时调，又是新时期的当务之急了。岩稿”

1997年，王毓宝先生突发心肌梗塞，手术后医生再三强调：“为了控制情绪，您以后就不能再登台演出了! ”也就是从这天起，王毓宝挥泪告别了曾陪伴她60余年的舞台。告别了舞台，她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天津时调的改革创新和培养新人上。王毓宝先生在幕后默默地耕耘着、奉献着。如今，她的学生刘迎、刘勃扬等都已成了天津时调的名角。

刘小凯告诉记者：“1953年，我母亲参加天津广播曲艺团之后，艺术得到更大发展，并且在王焚、祁凤鸣、姚惜云等协助下共同改革旧时调，以一曲《摔西瓜》正式定名天津时调。老人家一生获得无数荣誉，并且桃李满天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关心着学生们的业务，并嘱咐我接好传承天津时调的班。她的去世是曲艺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将继承她的遗志，把天津时调艺术发扬光大。”

一代曲艺大师走了，她走得安详，惟愿先生一路走好。

国宝级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王毓宝去世2 天津时调历史沿革

天津时调表演

天津时调源于明清时期在天津流行的民歌小调。它包含多种天津地方民歌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明清时期天津的漕运发达，由此带来商业的繁荣，各地的民歌小调也随漕运流入天津。早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刊行的《霓裳续谱》，就记载了当时在天津、北京一带流行的各种曲调30种，俗曲622支。

时调在杂耍馆演出的早期记载见于光绪十年印行的《津门杂记》中“杂耍馆子”条。该条记述了每年岁末和新春之际，天津的各茶肆都增添杂耍节目以招徕观众。曲种有弦子书、京子弟书、八角鼓、相声和时新小曲等。时新小曲的曲目有《蓝桥会》《十朵花》《新五更》《妓女自叹》《妈母好糊涂》等。曲词内容多淫 亵粗鄙。对时新小曲的表演也有所描述：“两人合唱者，作一男一女，彼即自居巾帼，不特淫声入耳，绝类妖鬟，抑且眼角含情一如荡 妇……”。早期在杂耍馆演唱时调者多为男性艺人。

天津时调表演

时调在落子馆演出的早期记载见光绪二十四年刊行的《津门纪略》中的“落子馆”条，其中记载了屡经官府禁演之后，时新小曲又在落子馆上演的情景：“落子馆者所唱之曲名曰莲花落也，间以时新小曲二黄梆子等类……无分昼夜开演，淫同艳曲，描头画角，尽态极妍……”。当时重新再演时新小曲的落子馆有小，“寒、晴云馆、天复茶园、宝乐茶园、海耀茶园、丹桂茶园等。在落子馆演唱时调的皆为妓女中擅歌者，称为“唱手”。因大多缠足，在演唱时需用手扶着架在舞台前的横栏杆，以便站稳。演唱时无形体表演动作。给唱手伴奏的是在落子馆“坐弦”的弦师，其中不少是盲人。

清光绪年间，有弦师于庆和，精通三弦，擅歌“靠山调”。他授徒很多，有刘宝全、王宝寅、赵宝翠、李宝明、朱宝红等。王宝寅向王庆和学习时调弹唱技艺，出师后在晴云坤书馆坐弦，为唱手金福、银福、大玉莲等伴奏。与王宝寅同拜一师的赵宝翠擅长京韵大鼓和时调，十九世纪末开始在落子馆演唱。后来以京韵大鼓享名的刘宝全也能演唱时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津的人力车增至数千辆之多。在喜好“靠山调”“鸳鸯调”“拉哈调”的人群中，人力车夫占了相当的比重。他们在等待乘客时往往坐在车簸箕中即兴哼唱，一时间仿佛时调成了他们的标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靠山凋”“鸳鸯调”“悲秋”等曲调，在天津出现了家弦户诵、著称一时的盛况，而且多是将时事内容填词来唱，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

天津时调表演

二十世纪初至二十年代末，随着一些新明地、新落子馆、大中型高档杂耍场、唱片公司和广播电台的出现，时调演出非常兴盛。众多时调演唱者涌入明地时调棚鬻艺，一批技艺较强的唱手在落子馆演唱成名后也相继以时调演唱为业，他们中的优秀者进入大中型高档杂耍场、灌制唱片、应邀到电台播音。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落子馆的衰落至消亡，唱手们有的进入杂耍场，正式成为演员。其中擅长时调者多数转入明地时调棚，少数优秀者进入正式杂耍园。老一代时调艺人由淡出歌场至相继脱离舞台。后起艺人中优秀人才极为匮乏。随着时代、境地的变迁，罗祖诞辰、盂兰盆会等民间民俗性的时调演出活动也由逐渐淡化减少直至消失。此时期的时调趋向衰落。

1953年，天津广播曲艺团对时调中的“靠山调”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出新，将民歌《摔西瓜》的唱词移植改编为“靠山调”的唱词《摔西瓜》，并结合唱词的内容、情感对“靠山调”的传统唱腔及伴奏进行实验性的改革。在伴奏乐器上增加了扬琴、琵琶、笙、低音胡，加上原有的三弦、四胡共七件乐器，把舞台的演唱气氛衬托得更加火炽热烈。为净化舞台，还弃除了场面桌。经过多方面改革出新，《摔西瓜》作为时调革新的首例曲目，以清新的姿态和新的称谓“天津时调”展示于观众面前，并得到公众的首肯和认同，取得时调改革的初步成功。

建国后，除“靠山调”外，对“拉哈调”也有一定的改革创新，如整理了传统曲目《要女婿》，上演了新曲目《小尖兵》《胖嫂同娘家》《喜旺夸妻》《退彩礼》等。

1961年6月，天津市曲艺团与音协天津分会联合举办了两场“天津时调内部观摩演唱会”。许多久违舞台的时调老艺人、老票友及各专业团体的时调演员和学员也参加了演出。除部分新创作曲目外，主要发掘演唱了“二六板鸳鸯调”“慢板老鸳鸯调”“新鸳鸯调”“悲秋”“大数子”“淮调”“荡调”“小五更”“反正对花”“怯五更”“十杯酒”“打孩子”“落尺反调”（“解狱”）、“叠落金钱”“落五调”等近十余种传统曲调和曲目。随即召开天津时调内部观摩讨论会，四十余名有关人员参加，中国曲协和中国京剧院也应邀来人出席。

1966年“文革”开始，天津时调因历史原因被极左思潮定为“窑调”，一度曾面临被禁演遭扼杀的危机。

20世纪60年代末起，天津时调的创作和演出渐渐恢复，至70年代末又有一批革新曲目产生。

20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使天津时调的创新发展掀起新一波热潮。在曲调方面虽然仍是以“靠山调”为主体，但是比较注重了对其他曲调的改造利用。唱词文学方面有了更明显的向新诗风格靠拢的趋向，较突出的曲目为《春来了》《梦回神州》等。

20年代90年代以后，在对传统时调曲调的挖掘利用上加大了深度和力度，除经常演唱的优秀传统曲目外，还挖掘并恢复上演了“老鸳鸯调”“二六板鸳鸯调”及“小五更”等的传统曲目。同时，仍继续进行对时调改革创新，推出新曲目《蒲公英》《龙嘴大铜壶》《津门老字号》《霸王别姬》等。其中《龙嘴大铜壶》和《津门老字号》是配合电视的片头曲，带有强烈的时调歌儿的韵味。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