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是怎样的？

一、法家思想是怎样的？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 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 德规范。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为 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 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 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 “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 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二、法家有何特色呢？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 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 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讲学于稷下学宫的齐国 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 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管子》中的有关篇章和帛书《经 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三、什么是法家思想，什么是法家学派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它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被古代大家和近代学者一致认为其为道家分支。战国时期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

  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韩非强调：“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四、什么是“新法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奄奄一息的清朝统治在西方文明的入侵面前一败涂地。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的失败和日俄战争日方的胜利，大大加强了清朝全盘西化的决心，西方政治、法律、经济理念几乎被生吞活剥地引入。这个时候，中国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麦孟华等发现，相对于西方的法治，中国很早以前也有过主张法治的思想，那就是法家。

  就这样，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创出“新法治主义”。

  民国时期对法家思想复兴贡献最大的是陈启天，他甚至将韩非子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并列，认为韩非子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贡献有如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政治学的贡献。他在《先秦法家的国家论》一文中也提到了“新法家”概念，他说：“近代中国已进入世界的新战国时代，似有产生新法家的必要。

  ”。

五、什么是法家之“法”？

关于法家之“法”，《韩非子•定法》中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即“法”是统治者公布的统一法令、制度，这些条文由官府公布，实施办法要让民众都知道，遵守法令的就赏，违反法令的就罚。《韩非子•难三》中说：“法莫如显”，就是要公开、明白，写成明确的条文，存之于官府，公布于民众，这样，就可以使上下都有所遵循。韩非说，商鞅治理秦国用“法”，赏赐丰厚而讲信用，刑罚严重而必行，所以很快使秦国国富而兵强。但是商鞅不注意“术”，不能辨别官吏的“忠”、“奸”，结果这种富强只加强了大臣们的实力，以至于使秦经过几十年还不能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