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魏的马王堆帛书书法第一人

一、吴魏的马王堆帛书书法第一人

吴巍，马王堆帛书书法第一人。自从马王堆帛书书法面世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书法在国内外一次又一次大展，以及首次国际马王堆帛书书法艺术研讨会的召开，在文化艺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各大媒体关于马王堆帛书书法艺术的报道铺天盖地地飞来，仿佛在神州大地的书画界、文化界刮起了一股旋风。从此，吴巍这个名字与马王堆帛书书法艺术融为一体，人们只要一提到马王堆帛书书法，就会立即想到吴巍这个人。 马王堆帛书书法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门类，在其表现形式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美学意义。马王堆帛书用笔古朴奔放，厚重大方，无后世雕饰之弊，极富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马王堆帛书书法不是简单地对马王堆帛书的摹仿，而是在其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创作，它来源于马王堆帛书，又是对马王堆帛书的超越。并编撰成《马王堆帛书书法大字典》。马王堆书法艺术家吴巍的一幅以唐代诗人王维的《桃园行》为内容的12米×1．4米的长卷，曾以120万元人民币成交。

二、关于帛书甲乙本和王弼本

王弼本道德经较好帛书甲乙本有残缺可以作为补充

老子《道德经》原来主要有河上公传本和王弼注本，以河上公本为佳。

三、什么是帛书呢？

在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 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中国 目前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 墓中发现的。这些写在丝织品上的书体，都是战国 时代的手迹。这些简与帛书墨迹，是珍贵的文物， 尤其对于研究书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唐代书 法家韦续在《五十六种书并序》中说：“所谓依类2句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可见帛是书写的材料。“帛者，缯也。”即丝织品之总称。帛书就是书写在锦帛之上的 文字。

四、隶书创作的取法及方法？

​隶书创新的方法很多，特别是在当代，由于多元化文化的发展，书法家们越来越注重个性的张扬，再加上出土文物的丰富，可以借鉴和取法的资料日益增加，具体来说，当代隶书创作的异变现象主要有篆隶结合、造型奇特、融入行草、金石趣味、碑简杂糅等五个方面。

1、篆 隶 结 合

我们知道，隶书是在篆书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所以经常有讲“篆隶分不家”，“篆中有隶，隶中有篆”。当代书家时常以篆书的笔法和隶书的结构来进行创作探索，取得了通常状态下所得不到的艺术效果，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情趣。篆隶结合是指将隶书和篆书结合在一起写，在用笔上表现为线条的圆浑，多使用中锋。

2、造 型 奇 特

隶书的造型具有突出的特点，或纵长取势，或宽扁见长，皆具风神。传统的隶书造型多取横扁之势，而当代隶书作品的造型则多纵长取势，这是当代隶书创作特别注重的一种变异方法，反其意而用之，却取得了一种特殊的造型效果。

3、融 入 行 草

每一种字体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实用书写的基础之上的，隶书也不例外，当人们在实用书写时为了追求便捷，便会加入一些行草书的笔意。隶书以汉隶为本，另潜心研究汉代帛书、简牍，并将其和行草书融入到传统的汉隶之中，便开辟了隶书的新的写法——草隶，也充分体现了书家的性灵之美。

4、金 石 趣 味

当代书法家在篆书和隶书的创作中追求金石趣味，是清代以来书法家所进行的探索的继续，在隶书作品中融入一些金石气息，可以增加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使得原本就古朴厚重的隶书更添苍茫、浑厚的感觉，作品看起来也更加有质感。

5、碑 帖 杂 糅

在隶书作品中融入简牍笔意和情趣，是当代隶书发展变化的又一特点。简牍帛书是隶书发展和创作的一个宝贵的取法之源，并且也是隶书发展最为快速的载体。许多书家都潜心研究简牍帛书，从中寻求隶书创新的道路

五、荆涛的人物生平

荆涛先生是安徽省出道早、成名也早的著名老书法家。1980年国庆，安徽省在中国博物馆举办“文房四宝”展，他书写的“精英铺雪松操凝烟；亳颖如飞石晕金星”对联和“艺林精华”横幅就受到了京城名家启功、沈鹏、李铎、朱乃正、陈半桥的赞赏。他为合肥包公祠题写的“庐阳正气”匾额也受到了复旦大学著名书法教授柳曾符先生的青睐。

1980年安徽省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文房四宝”展期间，因其所书隶书巨幅抱柱楹联、横匾引起启功、沈鹏、李铎、朱乃正以及历史博物馆的陈半桥副馆长等京城名家的震惊、赞叹而名噪京城，80年代初他名声鹊起，成为安徽书坛青年领军人物之一。1980年应邀为包公祠题匾两块：“色正芒寒”(包公塑像上方，颜楷)、“庐阳正气”(隶书，此块匾后移至清风阁)。其间由于研习汉简牍帛书卓然有成受到书画艺术大师赖少其先生的厚爱与肯定，与之结下了深厚的翰墨情缘。后又先后应邀为包公墓园、清风阁、逍遥津公园、李鸿章享堂、安大校园等题了匾、联。1985年4月和1993年6月，先后应邀作为安徽省首次书法代表团成员出访日本、韩国。

六、二、简牍帛书书法

二、简牍帛书书法

目前发现的简牍帛书墨迹，最早始于战国初期。战国时期的墨迹，以楚简、楚帛书为大宗。楚系墨迹以外，秦国的墨迹有战国早期的青川木牍和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后的天水放马滩、湖北云梦睡虎地、湖南龙山里耶的大批秦简。由于青川木牍仅一枚，而睡虎地和里耶简的时代已较晚，故留待下一节讨论，这里我们只讨论楚系的简牍与帛书。

1.简牍书法

简与牍从形制上讲是有所区别的。大致来说，简比较窄，通常一简只写一行字，偶尔也有写两行或两行以上文字的。《释名・释书契》曰：“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简以竹为主，汉代也发现有木简。牍则比较宽，可写多行文字，以木为之。牍可以独立成章，简则须编连成册，故有“简册”或“简策”之称。后世书籍分卷、册、编等即源于此。简由于可以编连成册，便于卷起存放和展开披览，故多用于记录和书写大宗长篇的文献书籍。而牍则常用于题鉴、书启等短章零什，如《仪礼》疏所言“不假编联，一板书尽”者。简牍是纸张发明以前手书墨迹最主要的载体，因此，从战国初年到东汉晚期近600年的漫长岁月里，简牍书法不仅拥有大批的优秀之作可供我们赏读、借鉴，同时也是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环。简牍书法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那就是体势与笔法。

先秦书法从殷商甲骨文时代就确立了以竖画为主导的纵长的篆书体势，但是如何发展过渡到汉代以横画为主导的横宽的隶书体势呢?如此显著的由纵到横的改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显然不是人为的、突然的、强制性的法令规约可以办到的。秦代的“书同文”，只是对文字进行一番文字学意义上的偏旁结构的规范，并没有要求体势上由纵变横。由此看来，这种改变的原因只能是由于长期的、大量的、实用性书写所至了。大量的书写，写在简牍上(确切地说，是写在竹木简策上)，就像甲骨的纤维组织一样，更便于纵向线条的契刻，因而甲骨文字的体势以纵长的竖画为主导，并且常常是先刻竖画，再补刻横画。材料和手法决定了文字的体势，也建构了最基本的书写行款。文字被施之于给定的材料和给定的一个空间，就要与这种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就要在这个给定的空间里寻求妥帖的存在，吻合于这个空间，并完全充实于这个空间。两周金文对于甲骨文的改变，主要表现在线质的圆润纯净与内部结构的秩序化上，而在体势的纵长方面仍沿袭着甲骨文的传统。虽然体势的改变完全可能，但并不是必要的。文字被快速地书写在很窄的竹木简片上，一行直下，如果要获得书写的速度，并要尽可能在一条竹或木简上写出更多的字，那么排叠的横线就会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竹简给定的是一个条带似的空间，是一行，书写者要在一行里快速地写出更多的字。这与其他平面空间不同，在平面的空间里的问题了。从战国简册上越来越多的贯通于整个简片的横画来看，我们就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种体势改变的必然。这些自左至右贯通于简片的横画，是如此的坚定果断，并且逐渐影响了体势。比如包山编号为228的简中一类有横画的字，如“司、马、之、王、为、命”等，在以往或同时代的金文中常常被处理成纵向舒展的颀长体态，但在简册中已经是横扁的结体了。从最初承续的纵向的篆书体势，逐渐过渡到汉代横向的隶书体势的最后确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期间，不同地域的每个不同书写者对于每一件作品的处理是不尽相同的，中间也有反复与个别特殊的处理，但这种转变用统计学的眼光去看就成为可以用书写多行的方式达到同样目的。也就是说，二者的区别在于，是一行之

中书写更多的字，还是一篇里写出更多行的字?一行之中要写出更多的字，其字距就要尽可能近，字形便被纵向压缩而成横势；一篇中要写出更多的字，行距就相对近，字形被横向挤紧面成纵势。简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正当手书墨迹普遍流行之时，二者相遭，对于文字体势的由纵变横，也就只是时间一个明显的、必然的趋势。对于材料的敏感，对于给定空间的敏感，在不假思索的挥运中去完成合乎目的性的书写，是一切好的书写者或书法家必须具备的品质。

关于简牍中的笔法，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手书墨迹从西周金文以至秦代小篆内含纯净的篆引笔法中发展出来，成为后世隶书笔法乃至草书笔法的先导。关于笔法，更多的人是注重在表面的形态上，这并没有错，但要从根本上把握笔法，就必须进一步探究产生不同形态的内在原因。下面就篆引笔法与简牍墨迹笔法作一比较。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可以得知简牍墨迹的笔法已经从篆引的笔法中发展出来，成为后世隶、楷、行、草书笔法的共同来源。楷、行、草书的笔法，不待汉末解散隶体时才产生，而是手书墨迹笔法的自然发展。

下面我们具体谈谈楚系的简牍书法。

从1951年至今，楚系的简牍先后在湖南、湖北、河南三省的战国楚国墓葬中大量出土。具体地点有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信阳长台关，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观、九店，荆门包山、郭店，临澧九里，常德，慈利石板村等，属于楚系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也出土了240枚竹简。

楚系简牍中以曾侯乙墓的竹简为最早，根据楚王奠祀曾侯的赠品人们一般约定其时间为楚惠王五十年(前433年)。简为遗策一类，记录了葬仪的车马甲兵等器物。简一般长70厘米，宽1厘米左右。文字结构与楚简相类似，其用笔又明显带有晋系的古文蝌蚪笔法，即落笔重顿，收笔轻扬，头粗尾细呈蝌蚪状。曾国于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原，其书风笔法受晋系的一些影响是有可能的。因为文字属于遣策一类，书后随葬故不计工拙，因此表现出简率天真的作风。

包山楚墓的墓主官居左尹，地位较高，故其文书档案与卜筮祭祷记录等与边陲戍卒的记录自然不同，当为善书者所为。比如编号119的简，长68.2厘米宽0.8厘米，是关于狱讼的记录，一行作40字。笔势灵动，盘旋往来，时有紫带，如“行”字、“阳”字，从中可以窥见草书的端倪。在如此快速的书写中，字形控制得非常好，如“曰”字等圆形结构，均两笔完成，收笔圆融饱满，严密地闭合起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书写者高度的驾驭毛笔的技巧。又如编号为180的简，重顿轻出，表现出蝌蚪笔法；而编号为206的简，则用笔沉厚，与楚帛书笔法相近。包山简的风格多样是日常手书公文记录的表率。郭店简中《语丛三》的体势最为顾长，结构也较平和严谨，虽然笔致灵动，点画有粗细正侧的变化，可是疏朗的布局，在整体上还是具有篆书的古意。《成之闻之》与《性自命出》体势仍以纵势为主，不过已较《语丛三》简横向开阔得多。其用笔别有风趣，点画常作S形的摆动，比如横画落笔处从上人笔，收笔处再向下摆出，致使作品飘逸流美，与《语丛三》似有今妍古质之别。《语丛四》明显出于另一作者之手，线质圆厚，运笔中起、行、止都能力到，加以体势近方，尤其显得古厚。

除了考古发掘出土外，盗掘出土的楚简亦复不少。上海博物馆就收人大量的这类楚国简册，其中包括《孔子论诗》、《鲁有大旱》、《子羔》(图1.35)、《纷衣》(彩图四)、《父母之民》(图1.36)等古书抄本。其中《孔子论诗》与《子羔》风格相类，线条古厚，竖画时有圆点饰笔。《纷衣》格局阔大，真力弥漫。《父母之民》则有翩跹若飞之态，与楚国铜器的装饰风尚可以互为参证。

楚系简牍包罗宏富，造境奇谲阔大。由于秦始皇“书同文”罢除了字形结构不与秦文合者，使楚系书法的光彩难以为继，几乎成了广陵散。

2、帛书

在楚国书法中有一件作品不可忽略，那就是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图1.37)，这是目前发现的惟一一件战国时期的书画合璧之作。帛书1942年被盗掘出土，纵长约38厘米，横长约47厘米，中部书有方向相反的两段文字，通称甲篇和乙篇。甲篇八行为《四时》，述四时之序；乙篇十三行为《天象》，记天象之变。帛书四周绘有十二月神，四隅有青、赤、黑、白四色树木以代四木。每一月神之下也有文字，记录神名及辨吉凶宜忌的所谓《月忌》内容。楚帛书是目前最早直接书写在丝织物上的完整作品。帛书与简牍书于条带形空间的墨迹不同，与晋盟书也不同。这是在一个相对宽阔舒展的空间中创造出来的作品，字体略呈横势，仪态雍容娴静，行笔与简牍盟书的率意爽捷也不同，有不激不厉、风规自远之致。帛书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它的章法，中间的甲乙两篇文字，互为阴阳正倒，远观为并置的两组，近审又各自独立成章。甲篇250字左右，乙篇近400字，如此的宏篇，布列整齐，首尾呼应，中间隐然有行列之序，足见其笔阵的矩度森严。四周的十二月神名及《月忌》之文，与画图相配武，各有所司，又从中时见随机的变化。汉代也于长沙故地出有帛书，但与此相比，已经稍涉抄书之嫌，决无此等谋篇布势，法度严明，又变化莫测。

除此之外，同墓还出土有帛书残片，为朱栏墨书，存13字。马山一号楚墓又有绢书残片两件，可知当时此地多以绢帛为书写材料。两种残片，存字不多，尤其是马山绢书，仅存3字且字迹濠草，故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