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赵高

文言文赵高

1. 文言文《指鹿为马》赵高简介 赵高，原为赵国宗族远支，其母在秦国服刑，故兄弟数人皆生隐宫。

赵高为内官厮役，因精明强干，通晓法律，被秦王政提拔为中车府令。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赵高和胡亥随从秦始皇出游会稽，还至平原津，始皇病危，乃为玺书赐长子扶苏，命其将兵权交给蒙恬，返咸阳主持丧葬。

赵高当心蒙氏兄弟对自己不利，遂与胡亥、李斯合谋，秘不发丧，诈造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扶苏和蒙恬死。胡亥还至咸阳，立为二世皇帝，赵高任郎中令，常居宫中参与决策。

他指使胡亥更改法律，诛戮宗室、大臣。群臣、诸公子触犯秦二世意旨的，都交赵高审治。

赵高惟恐大臣入朝奏事告发他，又劝二世深居禁中，不朝见大臣，以此进一步专擅朝政。后来他又逼迫胡亥自杀之后立了子婴为皇帝，不料的是子婴坐上皇帝宝座之后却将赵高给杀了，并且还诛杀了他三族。

2. 文言文《指鹿为马》赵高简介 赵高---本为秦国宗室远亲[1]（一说赵国宗室远亲），入秦宫为宦官（一说赵高为“宦官”乃后世曲解），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管事二十余年」。秦始皇[2][3]死后，他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并自任郎中令。他在任职期间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公元前208年又设计害死李斯，继之为秦朝丞相。第二年他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不久被子婴杀掉，诛夷三族。

另外，赵高还是秦汉时期的书法大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赵高作《爱历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北魏·王情《古今文字志目》中卷列秦、汉、吴三朝书法家五十九人，中有赵高。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赵高“善大篆”。唐·张怀罐《书断》卷上《大篆》日：“赵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女书。”著有《爱历篇》六章。

秦二世当政的时候，赵高骑着鹿慢慢的前进。秦王问：“丞相为什么骑着只鹿呢？” 赵高说：“我骑的是马。” 秦王说：“丞相错了，（您）把鹿当成马了。” 赵高说：“陛下以为我说的不对，可以问问众位大臣。” 所有大臣中，有一半说鹿，有一半说马。在这个时候秦王不能不相信逆臣的说法了

3. 文言文《指鹿为马》赵高的简介 赵高，本为赵国贵族，后入秦为宦官（一说赵高为“宦官”乃后世曲解），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管事二十余年」。

秦始皇死后，他与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胡亥为帝，并自任郎中令。他在任期间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

公元前207年又设计害死李斯，成为秦国丞相。第二年他迫二世自杀，另立子婴。

不久被子婴杀掉，诛夷三族。 另外，赵高还是秦汉时期的书法大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赵高作《爱历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

北魏王情《古今文字志目》中卷列秦，汉、吴五十九人，中有赵高。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赵高“善大篆”。

唐张怀罐《书断》卷上《大篆》日：“赵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女书。”

著有《爱历篇》六章。

法书要录的书籍简介

《法书要录》十卷，书法学论著总集，唐朝张彦远编撰。

《法书要录》辑录了从东汉至唐元和（806--820）年间的书法理论著作共三十九种，其中有的只存其目，实只三十四篇。其中赵壹的《非草书》、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论书》、张怀瓘的《书断》等皆为古代书论中的名篇，流传甚广的传为卫铄的《笔阵图》和王羲之的《题笔阵图后》亦收入其中。《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谓之“采摭繁复，后之论书者，大抵以此为据”。

《法书要录》为传世最早的书论专集。收载东汉至唐宪宗元和时各代名家书法理论文章和著名法书著录等，凡三十四种，皆具录原文。未见原书者，则存其目。对自视以为伪托者，如王羲之《教子敬笔论》、张怀瓘《六体书论》等，均在目录下俱注“不录”。

卷一录后汉赵壹《非草书》，晋王羲之《论书》、《教子敬笔论》（不录），晋卫夫人《笔阵图》等；卷二录梁虞鲧《论书表》，梁武帝《书评》，王羲之《题笔阵图后》，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梁庾元威《论书》，梁庾肩吾《书品》，梁袁昂《古今书评》，陈释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后魏江式《论书》；卷三录唐虞世南《书旨述》，褚遂良军书目》，李嗣真《后书品》，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徐浩《论书》、《古迹记》，何延之《兰亭记》，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崔备书《飞白萧字记》，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记》、《大父相国高平公萧斋记》，蔡恽书《无定体论》（存目）；卷四录颜师古注《急就章》（存目），张怀瓘《书估》、《二王等书录》、《书议》、《文字论》、《六体书》（存目）、《唐朝叙书录》，韦述《叙书录》，卢元卿《法书录》；卷五、卷六录窦展《书述赋》；卷七、卷八、卷九录张怀瑾《书断》；卷十录《右军书记》等。

此书采集资料极丰，选择校核亦精。东汉以来，关于书学的论著，多因此而得以保存，其中不少遗文佚篇，亦往往赖以流传，如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李嗣真的《后书品》，庾肩吾的《书品》，张怀罐的《书断》等。又如王倍的：《文字志》正文早佚，《法书要录》也录其存目。此书最后一卷为《右军书记》，附二王法帖释文四百八十二条，其中大王之帖有《十七帖》、《兰亭序》等四百六十有五，小王之帖有十七，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诠注。而彦远所删，或注“不录”，非由阙佚；盖由精审，察为流俗所传，知为伪托者。因而可见，《法书要录》无论从体例，或者从内容来看，均在我国书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对历代名迹的收集、鉴别和保存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使它成为后世书法研究者所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