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书法及其行迹

宋　苏轼　行书黄州寒食诗卷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离世前三个月所作的这首诗，不仅是其对个人一生仕宦浮沉的总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对其一生书业之概括提炼。古代名士硕儒大多都历经沉浮、饱受磨难；但正是在种种磨砺与磨难中，成就了他们。苏轼的书法与其一生经历息息相关，其行迹化育了他的心迹，而其心迹造就了他的书迹。兹遴选苏轼部分书迹，以及当代学者对其书迹与经历之研究，与读者共享。

苏轼书法的取法与变法（节选）

虞晓勇

宋　苏轼　行书宝月帖


宋　苏轼　行书治平帖


宋　苏轼　行书廷平郭君帖


宋　苏轼　行书净因院画记帖（部分）


宋　苏轼　行书致运句太博帖

苏东坡《表忠观碑》刻石考（节选）

文：[日]田上惠一

译：段毅琳　堀川英嗣

奏文写于熙宁十年十月上旬，当时任徐州知州的东坡，日夜忙于治水。他在此之前曾是杭州的通判（副知事），那是在熙宁四年十一月到七年五月间，而赵抃第一次任杭州知州是熙宁三年四月到同年十二月间，所以二人在杭州的任职没有时间上的重合。而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成都时代。苏辙的《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辙，昔少年，始见公于成都，中见公于京师”（《栾城集》卷二四）中可见，赵抃从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十二月到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八月间，作为成都知州赴任中。治平三年六月时，为父洵服丧，轼和辙兄弟二人还乡。据《宋史》赵抃传所记载，赵抃和二人之师欧阳修也是旧知，其弟子二人的秀才之名名满天下，因此不难推测他们之间有过交流。

之后，丧事结束后，熙宁元年（一〇六八）十二月兄弟二人还都，在朝廷上又与前一年的九月开始作为参知政事这一政治中枢，活跃朝廷的赵抃会面。那时，朝廷上对王安石新法的实行议论纷纷，赵抃作为保守派势力的头领。对王安石新法进行了反驳，但是最终未能驳倒，于熙宁三年四月自愿请离朝廷，被任为杭州知州（第一次）。东坡也对王安石的新法逐一批判，成为新法党的眼中钉，蒙受嫌疑，翌四年六月，宛如追随赵抃一样，自请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副知事）。此时，赵抃已移至下一任职地青州，二人没有同时在杭州做官，但是反对王安石这一共同点上，更加深了二人的密切关系。

如上可见，二人的关系是从成都时代开始，又经过在朝时代而持续着。东坡没有提起过《表忠观碑》的撰书是赵抃的委托，但是根据推断，或许在元丰元年（一〇七八），东坡的文名已高，赵抃对东坡的尊重是一原因。而且东坡与吴越王钱镠的五世子孙钱藻（字醇老）等也很亲近，东坡在钱氏的故地杭州在任三年通判，在此因缘下寻访山河旧迹常咏诗文，也应该熟知钱氏坟庙的情况以及民众的情绪，这些可以说是有力的证据。再加上他们敢于用彰显忠臣这一古老的方法，对王安石一派标榜重建财政而进行的革新变法政策为主要着眼点，提出异议，遵守先帝之法，唤起忠孝这一精神论，在这一方面也可看出他们的一致之处。

在此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表忠观碑》的序文引用了赵抃的奏文，实际上很可能是由东坡所撰写。那是因为，第一，赵抃的《清献集》中所收集的奏议文中，没有收入此文；第二，检查刻碑的拓本，文头是爵位冠名列举之后，铭记为“苏轼撰并书”。恐怕实际上，上奏文是如《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八五的十月戊子上所引用的简易又官方的文章，由赵抃写下后，东坡在此基础上加以润色而成。

对于作为宋朝临朝执政的官员东坡而言，赵抃成为了他身边的榜样人物。换言之，东坡看到了作为官员的赵抃身上忠于主君的典型人物形象。东坡在《神道碑》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轶事。熙宁五年，蜀地不安，当时赵抃是资政殿大学士任青州知州，但是除他之外无人可胜任蜀地之职，神宗下诏赵抃，“近岁无自政府复往者，卿能为我行乎？”赵抃虽清楚其中的危险但痛快应诏“陛下有言即法也，岂顾有例哉！”

建《表忠观》碑的直接原因是为了修复钱氏的坟庙和彰显钱俶的衷心，但其结果如碑文铭的末尾所记：

龙山之阳，岿焉斯宫。匪私于钱，惟以犬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

这定是东坡从赵抃那里学到的理念。由此来看，在完成此碑的元丰元年八月的前一年，上任徐州知州不久就遭遇了水患之时，东坡带头守卫城都与民众，显示出对皇帝的忠诚，可以说也是从赵抃的“为国爱人，掩其疵疾”中的学以致用。

宋　苏轼　楷书表忠观碑拓本


宋　苏轼　行书次韵答刘泾诗帖　


宋　苏轼　行书续丽人行诗帖　


宋　苏轼　楷书远游庵铭　

宋　苏轼　行书元神帖　

宋　苏轼　行书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反叛与突变：苏轼黄州时期书法（节选）

陈中浙

　　苏轼贬谪黄州的五年时间，是其一生命运、观念发生大转变的一段时期。这种转变使得他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样，根据苏轼现存书法作品来看，我们认为其书风的转变也应当始自黄州。所以，突变期的作品是指苏轼贬谪黄州的五年时间里，即从元丰三年（一〇八〇）至元丰七年（一〇八四）所创作的书画作品。

　　促使苏轼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乃是“乌台诗案”对他产生的毁灭性打击。这种打击虽然可以促使其书风发生变化，但真正促使他脱离“形下”的“技法”，把书法提到“形上”的“文化”层次，乃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苏轼是在元丰二年（一〇七九）七月二十八日被捕的，坐狱达四个月之久，于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十二月二十九日才得以释放，同时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带罪做团练副使。苏轼被捕入狱是因为王安石一派指控他的一些诗文攻击新法和讽刺时政。因有御史台负责此案，御史台又别称为“乌台”，故发生于当时的这一文字狱就叫做“乌台诗案”。苏轼在被押解上京途中以及狱中曾一度准备自杀，可见这一事件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我们从苏轼出狱后写的作品里，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心态。

　　最能反映苏轼当时心境的作品，莫过于在被贬黄州途中所作的《梅花二首》了，史称《梅花诗帖》。这是苏轼存世作品中唯一可信的一件狂草书。从苏轼对楷书的重视程度来看，他并不太喜好狂草。而且存世作品中为何不见其他狂草书，这本身也说明了苏轼既不善于也极少以狂草形式来书写。而这件作品的书写时间发生在他出狱之后，我们认为这是苏轼由对新法一派强烈不满而来的压抑、愤懑、悲凉的心情，转化到生活上即是对一切产生了怀疑，转化到艺术上即是对传统的大胆反叛。

　　与《梅花诗帖》相应，苏轼还有一幅空前绝后的书帖，这就是作于元丰三年（一〇八〇）二月，刚到黄州寄居定惠院之东时所写的《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这件作品的独特之处是整幅作品不修边幅，修修改改、涂涂抹抹，点画一片狼藉，宛如乱草丛生。这种书风也正好应证了作品内容所反映的苏轼刚到黄州时那种惊恐、落寞的心境。

另外，还有一件楷书作品《前赤壁赋卷》也可以说明苏轼的反叛精神。这件作品的内容作于元丰五年（一〇八二）七月，写于元丰六年（一〇八三）初，这也是苏轼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

　　我们认为苏轼的这三件作品可以说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处于一个分水岭的位置，是其作品发生突变的重要标志。因为这些作品成了他由晋人“风味”之碍逐渐转为通体透达的征兆，由刻意摹仿的“外求”表现转为真正“抒情写意”的“份内”行为的必经过程。而这一切的“突变”之所以可能，除了外在诸如失意、痛苦这些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佛教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在元丰五年（一〇八二），即到黄州后的第三年所写的一件行书作品。相比于上一节谈及的几件反叛之作的“激动”，这件作品显得平和、规矩，并且已经属于逐渐远离刻意摹仿、真正关于“份内”的“抒情写意”之作，也是目前存世作品中最为精彩的墨迹之一。苏轼在这两首诗里，清楚地描述了自己当时落魄潦倒的困苦窘境，与被监视的无奈以及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这种心境为他以书法的形式进行“抒情写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但是这种契机再也不会给他带来只是一味地“激动”创作，我们认为这与苏轼这一段时期的虔诚向佛有关。原先因失意而引起的“激动”经过佛教思想这一层的过滤，得到的便是另一种带有追求空阔无碍的平和心境。这一点，《黄州寒食诗帖》所表现出来的书风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这一时期，苏轼以尺牍小品形式出现的作品有很多，以下分为两大类讨论。

　　第一类是短信、便条。以《京酒帖》《啜茶帖》（《一夜帖》《覆盆子帖》《久留帖》《屏事帖》等帖为代表。其中《京酒帖》《啜茶帖》都是写给杜道源（生卒年不详）的短信。

　　第二类是字数较多的长信。如写于元丰四年（一〇八一）的《新岁展庆帖》与写于元丰四年（一〇八一）至元丰六年（一〇八三）之间的《人来得书帖》。这两个帖子除却章法上灵活多变之外，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尚有“准备期”的《兰亭》情结。《新岁展庆帖》是苏轼来黄州后第二年写的一件行楷尺牍，可能是属于刚刚脱胎换骨的缘故，因而笔锋外露，略显锐气。而《人来得书帖》在这一方面就比《新岁展庆帖》显得厚重质朴。但是就笔触间透露出来的气息看，这两个帖子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放心而为”的境地。这一点与《黄州寒食诗帖》甚为相似。

　　我们认为苏轼对待这些尺牍的心境，乃是无意而为，随兴而书，没有一定的法则，即就所谓的“法无定法”，故而显得轻松活泼、妙趣横生。另外，相比于宋代其他书家乃至元明清流行的尺牍信札，苏轼的信札形式多样，丰富多彩，长短句节奏不一，章法错落有致，使得件件不同，读之不厌。在我们看来，苏轼的尺牍作品之所以件件都是精品，或许与他深受禅宗“佛性论”思想的影响有关。即体悟自性，佛无处不在，“挑水砍柴，无非妙道”的禅理，对苏轼书写时形成的“放心为之，随处写去皆为佳作的心境”有很深的影响。根据苏轼在黄州期间对参禅研佛的热衷程度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