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座谈会在京举办

作为中国新诗的发源地，北京大学自胡适发表第一批白话新诗以来，一直是新诗创作、批评和研究的重镇，近年来，北大的女性诗人队伍不断壮大，成为新时代诗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总结北京大学女诗人诗歌创作经验，推动新时代诗歌建设发展，《诗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推出“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并于2022年3月7日下午，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在北大李兆基人文学苑联合举办《诗刊》“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诗歌座谈会。

《诗刊》社主编李少君，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副所长、中文系教授邵燕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敬文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均，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李壮，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博雅博士后刘润坤，北大中文系博士孙慈姗等评论家、学者出席会议，入选此次“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的诗人代表秦立彦、周瓒、顾春芳、夏露、杨碧薇、张慧君、葭苇、安子瑜、赵汗青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发言，活动由《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主持。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副所长、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在致辞中表示，今天我们用诗歌来纪念即将到来的妇女节，在北大召开女诗人专辑的研讨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北大读书的女性，或许是女性群体之中最幸运的，我们得到了最好的教育资源，也有责任跟这个群体站在一起。其实我们的命运就是跟无穷的远方无数的妇女连在一起的。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写诗，把写诗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自媒体时代，她们的诗不为某一刊物而写，也不为出诗集而写，就是为当下的自我而写，能否最终留下来，是结果，而不是目标。在当下诗歌中，越来越能体会到古诗兴、观、群、怨的功能。今天女性主义其实是一个现代人的基本修养，一个人尊重不尊重女性，标志着他是否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今天的研讨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开端，希望今天研讨会成功，让我们以诗歌的形式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

《诗刊》社主编李少君表示，《诗刊》推出北大女诗人专辑，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去年一位图书编辑提醒我，这些年的社会议题很多都跟女性有关，经常成为热点话题。的确，当今社会各方面女性的力量都在崛起，比如中国女足、女航天员等等。英国《卫报》去年有评论题目为《女性是如何征服小说世界的》，翻译过来时题目改为《今天的西方小说已经成为女性的世界？》。这篇评论根据近年来各种小说评奖、年度新人小说家名单、畅销小说家榜单等大数据分析，女性小说家已占主导地位。今年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入选的艺术家90%是女性，刷新了127年来参展性别比例。我们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意义，当时就决定要编一个青年女性诗歌专辑。我们发了一个征稿启事，开头引用了珍妮特·温特森曾在一次访谈中的一段话：“一方面我是一名作家，无关性别；另一方面我不仅是一名作家，还是女性，我对此非常有意识。我意识到女性写作的声音在不断增强，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我必须继续，必须再多做一点，如果可能的话，再往前多跑一点点。不然的话，我就同时辜负了过去和未来，辜负了当初那些绝对尽了全力、做出过巨大牺牲的女性。在一个房间的末尾，伍尔夫写过一段话说我们必须为女性作家努力，这样才会继续出现女性作家。我的工作就是如此。”后来专辑在《诗刊》2021年8月推出。去年底，我们注意到北京大学女性诗人越来越多这一情况，我们就决定推出一个“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稿件收集情况比我们预想的好，很多还没来得及编进来。中国新诗起源于北大，准确地说，中国新诗起源于北大的男诗人。我相信，北大的女诗人也将让我们刮目相看，再一次开创出新的气象、局面和天地。

《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表示，女性文学、女性文化一直以来是被反复探讨的话题，当然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之下，讨论话题的重点和方向可能会有差异。歌德曾说“伟大的女性指引我们上升”，北京大学作为诗歌一个重要的策源地，基于各种原因，女性诗人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被谈论得比较少，这次《诗刊》专辑里的21位诗人，从风格来说差别很大，像秦立彦的诗里所说“不可穷尽的树林”，充满很多可能性，期待今天的研讨会能为女性写作提供更多的话题和方向。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关注到北大女诗人写作的不同向度和共通之处，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既有比较柔性的写作、自然的咏叹，又有相对来说表现内心冲突的知识女性的写作；既有有态度的写作，又有平稳、温润的写作，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其中共同的是对自然的关注。“女性天然就是诗人，像一个吸纳体，自然能够契合一种大风景，这个大风景经过自己语言的锻造，再出来是不一样的春光，不一样的领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认为，《诗刊》此次推出“北大女诗人专辑”意义非常大，并不是一个噱头，从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到研究，一直有男强女弱的感觉。“周瓒、曹疏影我读过，其他的（诗人）我还真不知道，秦立彦的诗让我刮目相看，写得非常简洁，好的诗往往是把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方式写出来，看起来简单，但有一种张力、矛盾或者纠缠。”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敬文东系统阅读北大女诗人作品后发现，“中文系还是可以培养作家，可以培养诗人的，读了这十几位女诗人作品，让我特别感到振奋的是，她们作品当中的“正派”和她们写作心态的干净，北大这批女诗人始终在维护内心的语言和心地的干净正派，这与北大的历史、文化功底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谈到北大女性诗人处理性别经验的方式，“这些作品通往历史和通往现实的道路都是非常畅通的，体现出诗人的综合素养非常高，关键是怎么将这两者处理为有效的诗歌经验，并有一种在场感。”如果把专辑的题目去掉，很难从这些诗人的作品里探究她们的生理性别，她们的性别经验以更加隐性的方式呈现，这恰是这批诗人进步的地方，她们相较于八九十年代那批女诗人，规避了一种宣言式的性别意识。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均从“北大女诗人”的命名上分析，“这个专辑是一个很好的策划，之前我们有好几种北大诗选，我自己也编过《诗歌北大》，我编的时候毫无北大女诗人的概念，甚至当时读其他人的诗也都没有北大女诗人的概念，但是当这个概念被《诗刊》提出来后，忽然发现确实有这样一个群体，再看北大诗歌会发现有另外一些价值方面的标准”，这一群体给北大诗歌、当代女性诗歌提供什么样可能，是一个可以继续开掘的命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回忆多年来在北大同诗人们的交往，“女诗人是北大特别重要的一道风景，是这个园子里日常生活、文学生活当中充满光芒的存在”。与男诗人相比较，他道出北大女诗人的特质，“女诗人没有男诗人那么多狂躁气、没有诗歌中的自以为是，譬如动不动使用大词、别扭的句式，其实那种炫耀和自我标榜是青春荷尔蒙的象征。北大的女诗人长久而稳定地保持着她们对生活的敏感，保持着用女性化的可爱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的品质。”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李壮指出，北京大学这一诗歌场域对于诗歌风格十分包容。北大作为校园诗歌重镇，有大量的诗歌资源、巨大诗歌潜力和鲜明的诗歌风格，“北京大学女诗人彰显了身份的共同体，是北大的女诗人，但又是不同风格的共同体”，北大诗歌写作在这个集子可以看到更多元的内在风格想象，北大诗歌场域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北大诗歌的团体、流派和风格。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雅博士后刘润坤从女性诗歌与关爱伦理的视角分析北大女诗人的作品，这些诗歌在生活化的意象和情境当中呈现一种治愈之感，我们感受到来自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女性意志性的力量。“女性诗歌的力量是以诗意的形式去呈现伦理，继而让人更有勇气面对、甚至改变真实的世界。”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孙慈姗谈到阅读这辑女性诗歌带来的惊喜与感动，“我们从北大女性诗人的诗作或者女性诗人的场域捕捉到可贵的同理心及温柔，女性诗人凭借她们的身份特征和代际经验建构时代心灵史，对生活世界和情感肌理有体贴细致的关注，以诗歌呈现女性的境遇，治愈人们的焦虑和不安。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女性写作从性别意识到身体经验的书写，逐渐转化为细腻的情理结构，对他人和世界的温柔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瓒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肯定建构北大女诗人的概念。为什么在北大这个文化环境里出现这样一些诗人？这一群体有相近的文学土壤、写作道路，共同关注的主题风格，还有北大诗歌传统在其中，北大不仅是新诗发源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北大出了好多女诗人（如马雁）。这样一个群体可能不会有旗帜鲜明的外在写作出发点，更多从个人生活出发，但她们的写作与现实连接紧密，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对时代感觉的把握；二是语言有较纯正的气质；三是对女性写作概念内涵本身的拓展，女性诗歌这个概念也许是流动的，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生长的概念。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秦立彦表示，促使自己在北大开始写诗的原因是未名湖，“我喜欢在湖边走，看一年又一年的四季，这个地方像我的另一个故乡，是城市中喧嚣的宁静，在湖边散步就可以捡到诗。”另一原因是理想主义，“理想是一个强大的情感的动力，带来和现实的矛盾，对任何现状都不满足，包括自己和世界的现状，也包含了女性理想与各个层面现实的矛盾。这时，诗成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安慰，是自己发出的真实声音。诗歌就像未名湖一样，是喧嚣中的秩序。从北大出来的人尽管充满理想主义，很难被时间和年龄纠正，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源源不断的诗歌来源。”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看来，北大学者、诗人的传统本身就是北大美学和人文的传统，今天北大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有必要把这样一个传统传承下去，女诗人是特殊的一种存在，意味着要有觉醒的灵魂状态、充盈的心灵世界，还要有学养。“一个没有学养的女诗人，纵然有天赋，她也不能走得长远，许多天赋随着岁月的磨砺就消失了，在北大这群女诗人身上，她们的智慧、学养，不停地自我精进，是值得被讨论的。”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夏露坦言，在没有看专辑前就知道北大有特别多诗人，“我常在课上跟学生说，北大每一个系都诞生作家和诗人，虽然中文系谦虚说不培养作家和诗人，但他们给我们全校开的课培养了各个系的诗人和作家。特别感慨今天能够见到很多年轻的晚辈，我们还在一起写诗，在未名湖的各个角落写诗，在北大的各个教室里、宿舍里，还在从事着这么美好的写作。”

鲁迅文学院教师杨碧薇在博士后阶段才来到北大，但没有感到什么隔阂，“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中文系学习，即使在外地院校，学习的教材以及接受的启蒙精神都与北大相关，来到北大之前，我个人知识体系和精神建构已经与北大发生了紧密关联。”她进一步思考，如果把视野放在北大之外，在不同梯队、不同地方的高校、在民间，北大传统的辐射面到底有多广，影响程度有多深？北大的诗歌场域大于北大的诗歌团体，这样一种传统和精神如何在当下中国更广泛社会层面产生持续的影响，北大传统的输出途径会如何变化，是她接下来关注的问题。

张慧君毕业于北大医学院，她表示自己刚开始写诗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女性范本，“取经应该读谁的诗，得到的答案都是名声响亮的男诗人作品，后来读到周瓒的《匠人》才恍然大悟，这首诗提到，‘女性诗人一直在摸索，没有师傅也没有样本’，周瓒老师把我的经验写出来了。”随着出版和翻译的繁荣，她开始集中阅读女性诗人，安妮·塞克斯顿、安·达菲等等，也试着翻译女诗人作品，在写诗过程中她发现自己的声音确实是女性的，“这是我不可回避的，随着年龄增长也开始遭遇女性问题，目前我对自己的要求是首先写出女性诗歌，这种女性诗歌到底是怎样的，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北大中文系2018级本科生安子瑜提出，在“女人是人”和“女人是女人”两个命题之间，存不存在一个名词上纯粹的女性？对于女性的定义是一种限制，还是一种保障？“如果把女性命题直接进行解构，我个人认为不可取，至少我们在思考这些命题的时候，在讨论女性时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不会意识到要切换到一个女诗人身份，但是写完之后能不能从女诗人作品中找到一些共性，这些共性又能不能放到女性主题里面，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问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诗刊》实习编辑葭苇谈到自己参与编选北大女诗人专辑的思考，“在学院里写作的诗人，尤其是在北大，或许并不缺少天赋、语感、知识，但是在学院里写作的我们，是否在进行着审美上的一种重复？我参与专辑编选的时候也在想，会不会编出来是一本传统意义上北大风格的诗选？”这个专辑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在兼容并包的编选思路下，我们没有看到诗人们因学院生活而落入高度的同质化写作，而是看到了感受力和内在生命力由于不同写作意识和写作方式被激发和放大。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赵汗青表示，北大学生是无法被定义的，北大的女性也无法被定义的，北大的女性诗人群体呈现出多元的写作风貌。“我一直有个理想，希望我写的诗，读者看不出是女性写的，写诗无论性别如何，只要开发多角度、多纬度纵深就可以了。希望能够超越自己性别的局限，既能以女性的方式说话，也能以男性的方式说话。”

出席活动的还有来自《诗刊》社、中国诗歌网的编辑符力、罗曼、寇硕恒、赵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