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一翼

“这套书的出版是报告文学界的大事，也是文学界的大事。”现年八十八岁高龄的资深评论家、作家、编辑家周明今天很高兴，看到《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出版，他笑着说有人帮自己“圆梦了”。周明为中国报告文学事业毕生奋斗，编发过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诸多优秀作品，却常遗憾于对报告文学的研究、评论与理论建设不足，多年来始终没有机会撰写报告文学理论。

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如同鸟之双翼，缺一不可。2018年，李炳银主持的《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编撰项目启动，三年多后丛书写作完成并出版，为周明“圆了梦”，也为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发展“圆了梦”：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工程的建设第一次有了专题系统的研究成果呈现，这套丛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是新时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重要收获，是报告文学研究的重量级开创性成果。”

发布会现场

2月18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出版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丛书主编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傅洁，《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作者代表黄菲菂，作家、评论家周明、白烨、范咏戈、汪守德、黄传会、张陵、赵瑜、李春雷，以及丛书责编郝建东、杨乐参加研讨。

《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李炳银 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丛书共含四部理论著作，分别为郭志云著《报告文学文体论》、刘叶郁著《报告文学作家论》、刘浏著《报告文学创作论》、黄菲菂著《报告文学史论》。

“长大、壮大、强大”

四部著作开篇都录有主编李炳银为丛书撰写的总序，在长达七千余字的序言中，李炳银介绍了中国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以及丛书选题的缘起、角度与具体内容。李炳银说，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传入中国之后，报告文学的旗帜逐渐高扬，“由附庸蔚为大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成功丰硕。但长期以来，对于报告文学理论的认识界定、分析归纳和深入的研究探讨较少，使不少人对报告文学产生疏忽隔膜，缺乏真准认识，也影响了更多人参与理论、关注研究的热情。基于此，为了避免理论的无序状态影响报告文学继续前行，李炳银决心与深具理论素养的报告文学青年研究者一道为学科理论建设做点事情，《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应运而生。

范咏戈盛赞报告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他说，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报告文学作家始终保持着“在场”姿态，深度介入社会生活，以“质于史，按于今，援于情”写作秉持，在重述历史中抵达历史与当下互证，激励今人勿忘本源、踵事增华。范咏戈认为，与报告文学不断突破自身瓶颈获得长足发展相比，这一文体缺少理论策应。《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一次性推出四本专著，其框架确立在文艺理论关于文学流变、作家主体、创作发生、文体边界这四个不可或缺的支点上，各有其理论创新之处。“整部丛书做到了框架合理，理路清晰，既有学理品性又有实践品格，拒绝话语狂欢或以方法眩目，重在解疑释惑、有效建树。”

白烨从四位作者的知识结构出发，详细比对了四本著作在文体、作家、创作、史论几方面的不同角度。他认为四位作者虽然年轻，但视野开阔、观念开放，从各种文体的交叉对比中完成了对报告文学理论的建构。以黄菲菂《报告文学史论》为例，白烨认为该书对史实征引详略得当，同时史论结合，写出了不同时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不同特点，并对相关的评论进行评述，显示出探索的勇气，颇具分量。“我认为从报告文学开始到今天，可以用三个‘大’来概括，一个是长大，第二个是壮大，第三个是强大。”汪守德用“三大”概括中国报告文学百年历史，认为报告文学的脚印与国家民族的步伐始终同一。“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像中国报告文学有这么多作品的数量，”汪守德说，“其中好的作品留下了共和国当代生活史、创造史。”就《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而言，汪守德以开拓性、系统性、专门性、资料性加以总结，并指出理论的建构恰逢其时，是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为创作立名、立说、立传、立命，“如今的阐述并非平地起楼，与之相反，是颇富根基的。”

“新台阶、新标杆、新出发”

李春雷则用“三新”指出《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的意义所在。“新台阶”是说丛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学科史，重温八九十年的中国报告文学精神，具有历史性贡献；“新标杆”意指丛书呈现当下最新的报告文学业态，将文学现场的相关现象梳理讨论，并提供了亮点展示；“新出发”则是在回顾、梳理的基础上切实探讨学科问题，探索思想性与文学性的互进互融，让报告文学更加的扎实、丰盈。

萧立军和赵瑜结合自身的学习经历，将着眼点放在中文学科设置上。他们认为，中文学科向来“重古典、轻现代”，在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又“重史轻文”，即便在报告文学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大学中文系中也罕有相关的课程开设。随着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掖报告文学作品的大奖设立，报告文学才得以逐渐走进研究者的视域之中。在他们看来，调整学科设置很有必要。黄传会则认为，反省报告文学理论的“不受重视”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反省自身，“我们本身的问题不容忽视，从徐迟以后，报告文学作家‘太忙了’，没有拿出特别精彩的作品。”在黄传会看来，量多不等于质优，报告文学作家们宜放慢速度、提高学养，从创作内部为理论建构提供新机。

实现报告文学及报告文学理论的“新出发”需要回归初心。张陵对报告文学史论的研读多有心得，他认为报告文学虽然肇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但其思想能够得到保证，是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洗礼。“为人民服务”的号召使报告文学跟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问题意识是报告文学“最鲜明、最明确、最坚定”的特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要求知识分子走到人民当中去，这对报告文学来说是非常大的转折，而在今天，报告文学的担当更是体现在书写民生层面。张陵指出，“报告文学的文体其实在向‘人民文体’转变”，只有报告文学具备这种条件，具备这种文体贡献的可能性。此外，张陵还发现报告文学与其他文类的一大区别，即“报告文学作家没有神童”。与其他门类作家相比，“几乎所有报告文学作家都是对社会的认识比较深、对生活有积累，鲜少少年报告文学作家。”

《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自2018年6月开启编纂以来，得到了包括并不限于上述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学者的热情关注和支持，编者作者多次集中开展项目论证、讨论论题对象，并在撰写提纲、初稿审阅等方面努力使丛书工程切实落位。2019年，经严格审定，中国作家协会将《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项目确定为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对中国报告文学来说，丛书的出版或仅是一小步，是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一翼得以丰赡的起点，但正像主编李炳银在序言中所写到的，“恳请所有关注者坦诚批评指正，提出建设性意见，使之日臻完善，长远地有利于报告文学发展繁荣……报告文学的历史，将会因此有一个新的记录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