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名”“字”“号”关系！

古人于名、字、号之间的关系，可简单地概括为：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号以明志，斋室寄情。

名以正体姓名起源已不可考，但至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古代姓与氏有别，有“正姓氏，别婚姻”之功用。即男子称氏，以明血统；女子称姓，以别婚姻。后来氏族部落解体，奴隶制社会消灭，社会发展，姓氏合一并逐渐稳定下来，经过数千年的演化，从古至今中国人使用过的姓氏已有八千多个，《万姓统谱》收录姓氏三千五百余个。今天常见的姓氏也有四百多个。宋代编纂的《百家姓》只是括其大概而已。

姓氏在古代是地位和身份的标志，名也是贵族阶层才有资格获取的。后来在社会变革和进步中扩散到社会各阶层，合称姓名。古人取名是件庄重严肃的事，被认为名不但将要伴随人度过一生，并且还与命运有关。婴儿出生三个月后便要取名，由父亲命名并举行郑重的仪式，这个名字一般是乳名，亦即俗称的“小名”。待到八岁入小学，再取学名，亦即所谓的“本名”，俗称“大名”。命名时要对名字的字意、字义甚至音调的平仄都做慎重周密的考虑，使其形、音、义皆谐美，这便是“名以正体、字以表德”(《颜氏家训·风操篇六》)的原则。具体的标准则有所谓的“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左传·桓公六年》)。

信，即根据出生时的特点、情况来命名，如明代书法家李梦阳出生时其母梦日坠怀，故以“梦阳”名之； 义，即以祥瑞吉庆的字来命名，古诗句中有“因露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明代书法家张瑞图即取其义； 象，即用以物喻志的字来命名，如清代书家吴飞鹏，鹏为传说中最大的鸟，善高飞； 假，即借山川花木等事物的名称来命名，如宋代大诗人、书法家苏轼，“轼”为车箱前扶手横木； 类，即用家族、双亲的相关字眼来命名，如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取名王献之等。

后人取名则多受社会地位、文化修养、信仰爱好、时代风气等影响，或誉美，或褒德，或喻义，或励志，或祈福，或吉祥……中国人的姓名虽十分繁杂，却总能于一个人的姓名中窥见其民族、地望、家庭、身世、文化、教养、爱好等等，可以说名字是信息量最大的汉字符号，故历来不乏专门研究名字之学问者。元人吴澄辨仓颉名曰：“仓颉古文读如折。”(《游通仲字说》)元人王恽曾说：“古者制名，皆存义例，有象其类而命之者，因其材而笃之者，或审其刚柔而抑扬之者，或察其气焰而取与之者，非徒观美夸大而已也。”(《张掾史名说》)名字的变更，亦皆事出有因，亦颇庄重，多由长者为之，吴澄《跋曾翰改名说》：“乙卯进士李路、戊午进士李岳往年以予游，病其名之不雅驯，予为更今名。”更名是为了使名字更有深意：“昔司马长卿慕蔺相如，故名相如，顾元叹慕蔡邕，故名雍。”(《颜氏家训·风操篇六》) 字以表德古代男子二十岁行成人礼，结发戴冠。《礼记》：“男子二十冠而字之。”即成人后根据本名的涵义另立别名即字，一般是彰意明义，正名表德。《仪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故字又称“表字”。由此可知字是名的涵义的阐发与延伸。清人钱大昕谓：“名之于字也，有以相承为义者，由之字路，启之字开是也；有以相反为义者，哆之字敛，黑之字晰是也。”(《潜研堂文集》)这是说立字常用相辅相成或者相反相成两种方法。相承为义者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字清臣，相反为义者如清代著名书画家郑燮字克柔。

过去人们相互交往见面或信函中多称字而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即“人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之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因此有“褒则书字，贬则书名”(《春秋·僖公二十五年》)。直接称呼人的名是不礼貌、不友好的表现。古代书画家落款署名若要名、字皆写上时，一般是字在前名在后，如“克柔郑燮”，或号在前名在后，如“板桥郑燮”等。起字大都是求之于德高望重的前辈或师长：“谭适既冠，其父奉政公字之曰立之。公之友为作字辞者凡三，复以请于余。”(吴澄《谭适字说》)可见谭适的字是征之于其父与诸长辈、名流的。也知取字是件谨慎严肃的事。正如王恽所言：“古人制名与字本以假代称道，因其材而进退之，非欲求胜而滋美也。”(《温总管字说》)元人胡祗曾解释过他的四个儿子的名与字之取义：“古人名字，不取美称，申之对鲁桓公，概可见矣。后世率多张大夸美，略无意义，甚不足取法，胡子有子四人，各因性分之所短者而戒之，庶几勉励，强其不足，以趋于中也。长子和柔而少执持，故名曰持，字伯持。次子刚决暴白而少蕴藉，故名曰蕴，字仲蕴。三子讷讷退缩而少振扬，故名曰扬，字叔扬。季子凡庸浅小而乏宏毅，故名曰宏，字季宏。余之命名者如此，非夸美也。汝四人者，当知之。”(《名字说》)其中字还包括了伯、仲、叔、季的排行。

号以明志古人的号比较复杂，今人则更无讲究了，但由于都是思维的产物，故仍是其心境心态的展现。或与彼时有关，或与彼地有关，或与心绪有关，或与所遇有关。大都能体现其思想、志趣、爱好、倾向等。如宋代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在安徽潜山时，因流连山谷寺风光而自号山谷道人，在贬谪涪州后，又号为涪翁。明代书法家黄道周自幼坐卧石室中读书养性，故号石斋。书画家陈洪绶在明亡后浪迹佛门，冷眼尘世，自号悔迟。书法家傅山于明亡后着朱衣(明朝皇帝为朱姓)、居土穴，以表抗清复明之志，因号朱衣道人等。朱耷号八大山人，题书画时“八大”二字联缀，“山人”二字联缀，类“哭之”、“笑之”，以泄其悼明睥清之意。清代书画家高风翰五十四岁时因病残右臂，以左手作书画，遂号尚左生、丁巳残人等。或谓“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如宋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欧阳修以自己一老翁，加上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字、一架琴、一局棋、一壶酒共六个一而自称“六一居士”；陆游忧世疾俗、藐视权贵而号“放翁”。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居皖公山下，析“皖”字而号“完白山人”……元人王炎午说：“上古有名，中古有字，末世或以号行耳。”(《戴正传斋号说》)故有些书画家一生有多个号甚至几十个号者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