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怎样筹建起来的

　　1963年，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创立，开了新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先河，专业的建立离不开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朱家济、方介堪、刘江、章祖安诸位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

　　面对着中国传统书法的衰落，他们秉持着‘为往圣继绝学’和‘敢为天下先’的信念，毅然担负起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怎样筹建起来的

　　——纪念潘天寿、陆维钊等先生

　　文|刘 江

　　书法、篆刻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它是民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精神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作为这门艺术的传衍方法，最主要的是书法教育。书法教育的方式，过去主要的都是由老师(多数是文学或美术老师)来兼任的。1949年前，小学有写字课，美术院校的国画系曾开设过这两门课，是作为中国画学生的基础课而设置的。1949年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连同国画系也一齐被取消了，当然更谈不上讲授这门课或建立这样的专业了。

　　我院1949年前是全国唯一的最高美术学府，很重视书法篆刻教育，1949年后的命运也同其他艺术院校一样，被取消了。作为绘画系中国画科的毕业生，画都挺不错，但在画上都不会题字落款。有的能大胆题写的，但字与画极不相称，甚至反而破坏了画面的完美，不得已只得去找潘天寿、诸乐三等老先生代笔了。

　　1957年，批判了‘虚无主义’，不重视国画的现象有了改变。1958年，我院恢复了国画系，从旧社会来的书画家，开始被重视，任命潘天寿为院长，邓白为系主任，在潘天寿等先生的倡议下，国画系又恢复了书法篆刻课。

　　1962年3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教材工作会议时，潘天寿院长在会议上谈到全国国画系基础课设置问题时说：‘现在学国画的学生，不会在自己画上题字，这简直是笑话……国画系不但要学书法、篆刻，应设为必修课。’接着谈到全国和将来的忧虑并呼吁：‘现在中小学还不能开设书法课，但应在少数高等艺术院校开设书法专业，以培养书法人才……书法篆刻艺术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继承。要抢救遗产，如果再不抓书法教育，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与会同志和文化部领导，都非常重视和支持这个建议。会议最后决定：全国各美术院校国画系应设书法、篆刻课，有条件的先开设，缺少师资等条件的，积极创造条件早开设;试办书法专业的任务就委托浙江美术学院去筹备。自此以后，我院国画系一、二年级开设书法课，三年级设篆刻课。筹备书法专业的事，由潘天寿亲自组织了一个以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沙孟海、朱家济、刘江的七人小组，并指定由陆维钊先生具体负责，刘江协助。

　　筹备工作从1962年夏季开始，预计到1963年暑季招生，在此一年时间内要进行教学大纲各课教学计划的制订、图书资料的扩充、师资的聘请、招生等工作，是很紧张的。

　　记得第一次筹备会是在国画系办公室召开的，出席者除了七人小组外，还有院党委与系的书记高培明、刘苇等同志参加，潘院长谈了筹建书法专业的重要意义与要求，望大家抓紧时间搞出各课教学大纲，落实聘请教师等。高、刘、吴茀之(当时系主任)等院系领导也分别对筹备组提出希望等。

　　因为潘天寿院长日常工作很多，我们研究讨论各课教学大纲、计划等放在暑假进行。虽然杭州天气酷热，但每次讨论时，潘院长都准时来参加，并对每次讨论都提出很多修改与补充意见。记得篆刻教学大纲分工是由诸乐三先生负责，由我起草经诸先生看过的，但讨论时潘先生说：‘还不够详细具体，应由乐三再补充完成，下次再讨论……’后又婉转地批评说：‘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等的制订，应由有教学经验的助教代劳。’而讨论由陆维钊起草的古汉语教学大纲，讨论中补充意见不多就通过了。篆刻教学大纲根据讨论意见，仍由我补充修改，再由诸先生补充修订后，在下一次的讨论中通过了。

　　那年暑假特别热，学校为此开会选择了最阴凉的后来作为医务室那一幢小楼的底楼，除我以外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他们每次都准时到会，边挥扇边讨论，非常认真热烈。尤其是沙孟海和朱家济先生，他们路途较远，还有本单位的工作，如讨论课程安排时，对书史、书论、印史、印论是作为四门课，还是并为两门课上的问题，沙先生说：‘现初办尚无经验，课时又不多，史与论选读还是合并为好……’在讨论各课教学计划中，对书法实习的作业要求时，朱家济先生说：‘作业不要要求太多，时间也不宜太长，能坚持每天写两张，写时认真用心。临帖时要想想，为什么这个字临不好?’暑假中每隔一周左右开一次会，开了四五次会，主要的都讨论了，‘未了的事待下学期再安排时间讨论’。

　　为了扩充图书资料，文化部拨了专款两千元。九十月份，陆维钊先生带我到上海各古旧书店去选购碑帖、印谱及其他有关教学资料。在上海待了大约二十天，每天都去，先挑门市部书架上的，然后到书库。在狭窄、阴暗、多灰尘和蠹鱼成堆的书库书架中，爬上、蹬下，一本一本地挑选，陆先生主要挑选碑帖等，吩咐我挑选印谱，然后再给他过目定下来。半天下来，满身都是尘埃、汗渍，中午只到附近小店简单吃点点心、喝口水，下午又继续挑选。这家挑完了，再到另一家古旧书店去。日复一日，我就感到有点吃力了，劝陆先生休息两天，他不肯，并说：‘现在挑选已经晚了，若在1949年初买的话，又多又好，价又便宜……学校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抓紧时间先挑选一部分回去，以后有机会再来。’有时在很高的书架上的大部头书、丛帖等，陆老就叫我爬上去取下递给他，放在地板上再挑选，合意者留下，不合意者仍以传递方法放回原处。

　　那一年时间内，陆老同我先后到过苏州、绍兴、上海等古旧书店、碑帖店。在杭州的时间和次数就更多了，还派人到扬州古旧书店去，总共购买了大略近万册(部)碑帖、印谱等。

　　1963年暑假，因为是试办，没有公开对外招生(初步摸过一下社会的情况，估计也招不到合适的)，只在本院附中毕业班遴选了两名有一定书法基础的学生(金鉴才、李文采二人)直接进入实验班学习。并正式成立书法刻印科，与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并列，陆维钊为科主任，刘江兼秘书。当时教师有分工，朱家济是书法(楷)，陆维钊是古汉语，章祖安协助，诸乐三是篆刻，刘江协助，沙孟海是印学史论，临时来兼课的有方介堪(篆刻)、陆俨少、陆抑非、潘天寿、吴茀之等。

　　好事多磨，办一件事总不会那样顺利的。1964年上半年，国内刮起了一股批判‘只专不红’的风潮，贯彻‘六十条’而进行的正规教学是过‘右’了，因此又增加了下乡下厂劳动的时间，那一学期差不多近一半的时间是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在此风潮下，有人认为书法刻印这个试办的专业是复古，完全是‘封资修’的产物，是培养‘封资修’的接班人，望能早日悬崖勒马。为此曾有人好心地私下动员书法班学生自动提出转专业，并向老师提出申请。不久此事为潘院长所知，他大为恼火，愤愤地说：‘此事我怎么不知道?书法专业试办是文化部的意见，是有文件的。要撤销，也要有文化部的文件来，不能随便拆散，是要办下去的……’等我带学生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回来后不久，潘老还找书法教研组的教师和学生分别谈过话：‘试办一年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教学大纲定得是否合时宜，教学执行的情况如何，尤其是对课程内容与思想教育等方面，看看哪些还有不足之处，应补充、修订、改正。试办嘛，总是会有缺点的。过去从没有办过这个专业吗，哪能没有缺点呢!……’

　　因为学生太少，不能达到‘试办’的预期目的，于是1964年秋，又公开招生，来报名的有十多个，结果录取了三名(朱关田、蒋北耿、杨永龙)。此事从头至尾，陆老事必躬亲，潘老也时时关心此事，尤其是在评审专业试卷时，在陈列馆里，全教研组老师都参加，潘、陆、沙、朱、诸等逐人逐幅讨论评比，十分认真。并对考生的家庭及其思想情况也作了了解，并嘱我事后对准备录取者，逐个进行调查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