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老的数学文献是如何出现的？

数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几万年以前，零星的有关数学的考古发现也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现存专门纪录数学的比较系统的文献，是前1700年左右的埃及的草片文书，它最为古老。
 
古埃及人用墨水在一种治沙草“纸”上纪录各种文献，这种“纸”有的是草叶，有的是把草的髓部压紧后再切成薄片。1858年，苏格兰古董商兰德在尼罗河边的小镇上买下了一批草片文书,全部是数学文献，人称兰德草片，现藏在英国博物馆。1893年，俄国的戈里尼晓夫也买了一批草片，后被称为莫斯科草片。兰德草片偏重、许多草片联在一起，称为草卷，最大的一卷高0.3米，长达5.5米。

中国有几种古文物

中国古文物种类繁多，一般凡是不归纳入各大专题的品种都会合并到杂件这个栏目里。古杂件的概念主要是指中国古文字及古代传统图案的各种载体。
中国文字的出现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早期的历史记录及名家手迹往往是通过刻印在各种不同质地但都坚固耐久的介质如甲骨、青铜器、石碑、竹木等等之上而使其得以保留。传拓和刻帖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得这些珍贵的史料墨宝能够更好的保存并流传下来。
用纸和墨将金石或其他介质之上的文字或图像蝉蜕下来，称为蜕本或脱本，因为是椎打拓墨而成，亦称拓本。雕版印刷之古籍在唐代就出现了。历代古籍可分为官刻本、私人刻本、书坊刻本等等，亦有少量手写本传世。古籍版本拓片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不但自身就是古文物，还可以印证，解释及帮助人们去鉴定、欣赏和论证其他的古文物。而其上印附载的文字纪录对于今人研究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文明进程，社会生活发展来说更是极其珍贵而无可替代的。
与文字的流传稍有不同，中国古代艺术纹饰及各种图案是直接附载在各种不同质地的介质上而保存下来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在金属上雕刻纹饰的民族之一。大约在前5500~前45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开始出现铜制器物。1973年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确证为黄铜。在距今4500~4000年左右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夏、商、周老三代青铜器上精美的图案至今仍令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
黄金的出现大约在3000多年前的早商，殷墟遗址就出土了少量的金叶、金箔。白银的使用要稍晚一点，大至应在战国早、中期。汉晋至唐，宫内大量使用金银器，其上的纹饰更是精美绝仑。唐代鸳鸯蔓草纹金壶，造型端庄，形态优雅。其纹饰是采用模印加手工琢刻技术制作的，繁密而精美。
两宋以降及至明清，手工业高度发达，各种介质如景泰蓝、漆器、料器、各类织物等等均可用于加工成精巧的饰物及用具。特别是明清两代，都有一段相对较长的稳定时期，国富民强，文化发达，从皇家到民间尚古之风大盛，涌现出大量精美的艺术品如明清古徽州民居的砖雕木雕、苏杭刺绣、江浙福建的青田、寿山石雕等等。大量的中国传统纹饰图案也正是籍助于这些美仑美奂的手工艺品而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

中国著名文献古籍有哪些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缘摹对幼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v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