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经卷的敦煌经卷百年历史

清光绪26年（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禄无意中发现敦煌石窟第16窟画有壁画 的墙上有裂缝，因察看裂缝，进而在第17窟中发现了大量的经卷和佛像。王圆禄立即将此事禀告县令，县令及时上报给甘肃
学台叶昌炽。精通古文字和考古的叶昌炽对此事颇感兴趣，计划将这些经书及佛像运往京师，然因耗资过巨而未果。但他在自己的著作《语石》中录述了莫高窟的碑文，发表了个人对敦煌遗书的看法。自
此以后，敦煌文书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敦煌县令将文物作礼品送人，遗书开始流失。1907年3月，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最先来到敦煌，利用买通和欺骗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盗走大量遗书，共有写本卷子
80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装24箱经卷，另有绘绣佛像精品等，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来敦煌盗走古书、佛教变文、民间文学等汉藏文卷子写本精华6000号。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小川一郎进行了摄影和调查，并盗走文书约600卷。1914年，斯坦因再次盗走写本文书五箱。两次共掠走文书一万多件，包括汉文写本书7000卷、印本书20余卷，回鹘文、古突厥文等二三百卷。1914年至
1915年间，俄国人奥登堡也盗走文物2000件以上。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和唐塑等。这些人在敦煌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历来没有抹杀；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鼠窃狗偷的恶行，
最近有一本有关敦煌的书，竟称斯坦因为“旷世大师”，誉伯希和为“天才的敦煌学家”，令人惊讶！实难苟同。这笔盗购、骗购的耻辱账必须清算追索。 敦煌经卷的大量外流，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敦煌所剩文书约8000卷运往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1919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又将莫高窟劫余经卷查点封存。至此，敦煌文书被盗外流
的现象始基本制止。
现存敦煌文书除我国自藏外，尚流散于英、法、俄、日、美、丹、韩等国。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和印度事物部图书馆藏1300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藏5779件，俄罗斯藏10800件，日本藏约600件，美国至少藏22件，丹麦藏14件。我国则分藏于北京、南京、上海、天津、大连、台湾、香港及甘肃等地，计卷式遗书17500余件，藏文箧页9648页。 敦煌遗书的总数在4万件以上，从印刷形式看有写本和印本，写本在3万件以上，刻本数量较少。从文种上看，写本书以汉文为主，兼有梵文、藏文、康居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装帧多为卷轴式，九世纪以后的遗书，出现经折本、蝴蝶装本、册子本、刺绣本和刻印本。其字体，北朝均带隶意，南朝及隋、唐、五代、宋之写本则皆为楷书或草书。 遗书中95%的汉文写本为佛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非佛典文献虽仅占5%，但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四部、道经、俗文学、文书档案等。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子部包括道教卷子、医书、历书、占卜书、类书等。集部有别集、诗、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及词文等。官私文书是
敦煌文书中最具珍贵史料价值的一部分，包括符、牒、状、帖、榜文、刺词、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和籍帐等。另有与户部、刑部和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段。这些资料为研究当时的典章制度和经济状况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这笔无法估定价值的财产账必须笔笔明晰，不容再有一
丝损坏遗失。 敦煌遗书发现后，很快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成为一门为世界学者所关注的学问――敦煌学。罗振玉、陈垣、向达、罗福长、王重民等学者纷纷撰文并著述立说，广搜国内外敦煌遗书进行整理与考证。近年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绩显著，仅就查阅国家图书馆的书目，9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学的研究著述就达数十种，其中如《敦煌愿文集》、《敦煌天文历法辑校》、《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佛教经录辑校》等等，都是卓有成就的专著，另外还有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足以驳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的狂言谬论。 敦煌遗书的发现，推动了与中世纪中亚、中国有关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
等的研究。这是中华文明成就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应该为中国人所珍惜自豪；也应该是中华学人倾其心血，作好敦煌学研究工作，以实现有些学者在展望敦煌学研究的未来时所吐露的：要“托起明天
的辉煌”！这笔因勤恳研究而获得丰硕成果的丰收账，中国学者将永远记住：走在敦煌学研究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