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有多少中国古籍存藏在美国东亚图书馆（下）

三

还有—些可以说说的，如地方志。中国地方志今存于世者约8000余种,由于它的文献资料价值很高,所以从清代以来就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美国各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的总数约在15000部 （含胶卷），其中国会馆近4000部，哈佛燕京图书馆地方志3241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1700余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馆1560部，耶鲁大学东方图书馆1400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830部，此外密歇根大学东亚馆、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也藏有—些。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是朱士嘉先生19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所编纂，著录2939种，1942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1988年北京中华书局再版 (现在,该馆的方志数量已有4000部左右了)。另外，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也藏中国地方志目录，1969年出版，著录该馆藏方志1762部。

据吴文津先生的统计，哈佛燕京为3858种 （原本方志3241种，胶卷及复制本617种），在欧美地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国会馆。计宋代38种，元代19种，明代579种，清代2483种，民国739种。其中明代所刻善本方志32种，清代646种，在3000余种方志中所属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省为多。如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6000余种(也含胶卷等)比较,种数占64%。如浙江省的方志大约总数在600种左右,今浙江省图书馆藏有370余种,而哈佛燕京则有300余种。

再如家谱的收藏。家谱之刊刻是私家行为，和内廷官家、书坊刻书不同，是不牟利的， 所以传世不多， 只是自家宗族的分支世系才会得到，除非遇到大的变故或战争或政治上的原因，才会散出的。目前藏家谱最多的应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共有1040部，在整个欧美地区来说，数量是比较大的，至于大陆的其他一些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如果和它相比，真正超过它的也没有几家。哥大的这些家谱，置放在书架上，每一部书都有函套，真的是整整齐齐，没有什么破损，保管得非常之好，全部都按书名的四角号码排列。哥大这批家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申请到一笔可观的购书经费，请一位叫顾子刚的人在北京收集的，他能在珍珠港事变的前后，用四年的时间帮哥大收集到900多部，也是不易之事,后来数字又增至1000部以上。较之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来说，上图虽然数量很多，有一万多种，但是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残缺的，想再补全它，则机率很小。那是因为这些家谱的得来，很多是在上海或其他一些地方的造纸厂的化浆池边抢救出来的。哥大的家谱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完整。

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有—些,约200余种,在善本书库里的40余种中有一些较为难得的刻本及未刊稿本,如明嘉靖刻本 《休宁荪浯二溪程氏宗谱》、稿本《梯山汪氏家谱》、稿本 《漎溪李氏族谱》、稿本 《周氏家世述》、稿本 《荻溪章氏支谱》、稿本 《武林黄氏宗谱》、稿本《山阴遗风庞氏宗谱》、稿本《连平颜氏宗谱》、清嘉庆写本《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清初抄本 《沱川余氏世纪》等。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其他东亚馆也有一些，但不多。

四

我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的重要图书馆里工作了近60年，几乎都是在一线和古籍图书以及珍稀文献打交道。我总以为，哈佛燕京所秉承的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是国内收藏文献资源丰厚的各图书馆也应具有的。公器，即共用之器，多用于比喻，如刘半农 《奉答王敬轩先生》： “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感情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早在1986年，我就发现在美国的一些东亚馆中藏有一些或许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内所没有入藏的重要的难得之本，我曾把国会馆从日本带回的未及编书中的十余种，以及在哈佛燕京馆藏的数种，一并寄回上海查核，结果反馈来的信息是多半不见于著录，像从日本得到的佛经、清代数学家的日记、瑾妃的史料、明刻的印谱、明人手札等等，都是很引人注目的。

美国的这些东亚图书馆收藏了许多中国善本古籍，这也引起了在美的一些专家的重视。1985年，前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率先提出，希望能将在美国的中国古籍善本编成联合目录，俾使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专家都能充分利用各东亚馆所藏历史文献资料，这个倡议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赞同。但是，由于当时筹集经费的困难，以及难于聘到专家，此事遂告搁置。

1986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 （RLG）提出一项编制全美进而可能是全世界现藏中国古籍善本书机读联合目录的计划，那时笔者在美做图书馆学研究，并调查部分东亚馆藏中国古籍善本之事，也曾与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前东方部主任伦奎斯特、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马泰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魏玛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白迪安以及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的代表讨论过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联合目录之事。我当时认为，这样一件大事，虽然一时不能上马，但是，美国图书馆方面都一直在等待时机，只要时间及条件成熟，此事也是指日可待的。

1987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申请到 “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作为阶段性工作的支持。由于有了经费，才有了次年在美京华盛顿的专门会议，该组织邀请了前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师廷龙先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前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等就编制全美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进行了研究。后来，此项工作在四年后正式开始，并由艾思仁先生主持，经过二十年的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实际上，早在1985年，汤一介先生就写有 《应注意对流失在国外的我国古籍进行调查了解》（见《古籍整理与研究》1986年1期），他呼吁：“由于目前国外善本书库都是对学者开放的，如果我们去进行一些调查了解，把一些重要的我国流失于国外的古籍影印回来，加以整理出版，这对于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汤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较早去美国做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1986年他和夫人乐黛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作短期访问，那时我正好也在那里作访问学者，曾有幸向汤先生请教。汤先生曾在美国参观和利用了几个大学图书馆，他觉得有些制度和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一般都是对学者开放的，可以让他随便阅览，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较大量地直接看到一些在国内很难看到的书。汤先生在文中举了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看到的 《碛砂藏》，他用了一天半的时间翻阅了若干卷，发现普大葛馆藏本可以补充商务影印本之处很多。而葛馆藏本中宋刻原本约七百册，元刻约一千六百册，余为配补明南藏本或天龙山本约八百余册，又有明万历间抄配的本子二千一百余册。汤先生还看到了 《四书参》和《四书眼》以及韩国刻本 《朱子大全劄疑问目标补》，后者对于了解 《朱子大全》的内容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