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所见“志”类文献

　　“志”在先秦时期体现为一种关于国家治乱兴衰和政治规则、人生经验的书面总结，其目的在于以格言等通俗的方式对世人进行警示和教化，是在当时贵族中广泛流行的政治箴言和人生谚语。因此，先秦时期“志”类文献的篇幅都相对较短。　　“志”是先秦时期出现的一种史籍体裁。“志”最初用作动词，多是“记”的意思，《康熙字典》明确将“志”解释为“记”，“志，记也”。记必由心，故而先秦时期的“志”又往往与“心”相联系，“心”代表了“志”的重要内容。《说文解字》训“志”为“心之所之也”。《论语·学而》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朱熹解释为“心之所之谓之志。……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毛诗序》也强调“在心为志”。在此基础上，人们往往把那些用心记录下来的文字称为“志”，“凡史传记事之文，曰‘志’”。《周礼·春官·小史》有“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玄认为此处的“邦国之志”就是“《春秋传》所谓《周志》”，也就是《左传》中提到的周代的某种类型的史书。值得一提的是，“志”古时在用法上通“识”，《周礼·春官·保章氏》有“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郑注认为：“志，古文识，识，记也”，颜师古也认为“志，记也。积记其事也”，《尚书·益稷》有“书用识哉”，就是这样的用法。　　《国语·楚语上》记载：“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在这里，“志”显然是与“春秋”“世”“诗”“礼”“乐”“令”“语”“训”“典”等相并列使用的。可见，“志”是先秦时期诸多文献体裁中的一种，是对某一类文献的统称，而不是某部文献的专名，其基本功能与其他文献一样，都是用于“记言”和“记事”，即一般意义上的“书”。但是，“志”与其他文献体裁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是一类具有相对稳定功能的专门文献。对此，刘起釪在《古史续辨》中指出：“这种作为史书专名的‘志’，又往往记载当时政治生活中所应注意的要求，或某种规范、某种指导行为的准则等种种近似于格言的守则性的话。”由此可见，“志”在先秦时期体现为一种关于国家治乱兴衰和政治规则、人生经验的书面总结，其目的在于以格言等通俗的方式对世人进行警示和教化，是在当时贵族中广泛流行的政治箴言和人生谚语。因此，先秦时期“志”类文献的篇幅都相对较短。　　《左传》中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志”，命名方式复杂多变，这说明“志”类文献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应用范围也非常广泛。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左传》中所见的“志”类文献大多都是只言片语的引用，非常零散，全文基本都没有流传下来。当然，这种现象也符合“志”类文献内容大多以格言、箴言、谚语为主的性质。　　首先，《左传》中“志”类文献最常见的情况是直接以“志”命名，如《襄公四年》有“《志》曰：‘多行无礼，必自及也’”；《昭公元年》有“《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哀公十八年》有“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对于《志》的类似引用还可见于《襄公二十五年》《昭公三年》等。《左传》中所引的这类《志》，往往没有明确的年代、书名、篇章、作者等相关信息，但其内容又多见于传世文献，如《隐公元年》有“多行不义，必自毙”，而隐公元年比襄公四年早150余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一语亦可见于《礼记·曲礼》；《论语·颜渊》也有“克己复礼为仁”的表述。当然，这种情况也符合人们对于早期文献的传统认知，即先单篇独行而后才逐渐结集成册。　　其次，《左传》中“志”类文献有以朝代或诸侯国命名的，如《文公二年》“《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预认为“《周志》，周书也”，孔颖达则进一步指出“谓之《周志》，明是周世之书。不知其书何所名也”。然而，这句话并不见于《尚书·周书》中的任何篇章，反而《逸周书·大匡解》中载有类似文字，即“勇如害上，则不登于明堂”。二者相较，文字略有不同，但文意并无二致。事实证明，《左传》中所引的“书”或“周志”等文献，不只是出自传世本《尚书》中的《周书》，还包括大量《逸周书》的内容，这种现象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汉刘向看来，《逸周书》作为周代的诰誓号令，实际上是“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在这里，“孔子所论百篇”指的是孔安国所说的《尚书》，而百篇“之余”作为孔子从《尚书》中删除部分的结集，应该就是指《逸周书》，二者同出一源。此外，《左传》中还有“郑志”“宋志”“齐志”等用法，这说明“志”在先秦时期各个诸侯国是普遍存在和广泛使用的。　　再次，《左传》中“志”类文献有以功能命名的，如僖公二十八年，楚子在论述晋军不可敌时，引用了《军志》的论述，“《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处所论显然是用兵之道。类似的表述还可见于先秦时期的兵法名著《吴子·料敌》。《宣公十二年》有“《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昭公二十一年》有“《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这两处都是在敌我对垒的情况下对于用兵之术的讨论。可以看出，这里的《军志》所论述的都是行军布阵的原则、谋略与方法，体现了对古人军事斗争智慧的总结，应该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兵书。　　最后，《左传》中“志”类文献还有以人物命名的，如成公四年，鲁公访晋归来之后，打算叛晋盟楚，却遭到了季文子的强烈反对，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襄公三年，郑伯嗜酒误国，逃到了许国，大臣们商议对策，子皮提出“《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这句话也见于《尚书·仲虺之诰》。相传，史佚是西周初年的太史，仲虺更是成汤时期的良相，《尚书》中专门设有一篇《仲虺之诰》。可以看出，《左传》所引此类之“志”都有相对明确的作者和出处。当然，考虑到早期文献的流播状况，也有可能是后人假托前人所作。但无论如何，以人名“志”是《左传》“志”类文献的重要方面。　　《左传》中还能见到“周任有言”“先民有言”“古之有言”等提法，可以看作对于“志”类文献的必要补充。秦汉之后，以“志”名书、名篇的现象大大增加，如《汉书》中有《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和《艺文志》等，“志”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历代史书的重要体裁和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