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上）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孕育了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对于证实、阐说中国文明之连续性发展具有无可辩驳的作用和价值，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恰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表现。

　　一、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

　　中国史学孕育于中国历史这块沃土，有其久远的历史和活泼的生命力。在诸多特点中，下面几个特点尤其重要：

　　第一，史官与史馆制度的存在。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这是中国素以史学发达著称于世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周礼》《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史官名称甚多，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外史掌书外令”，左史记动，右史记言①。从文献记载来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历史见识的史官，《国语·郑语》记他同郑桓公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诸侯迭兴的谈话[1](P507)，是先秦时期很有分量的政论和史论。周代还有一位史官叫史佚，也受到后人的推崇②。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这与西周末年以后各诸侯国国史的撰写相关联。《左传》昭公二年(前540年)记晋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2](P1227)这说明，史官又具有保管历史文献之职责。春秋时期著名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等。董狐以秉笔直书而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盛赞其“书法不隐”的精神[2](P663)。齐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样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楚君，使楚君“无忘先王之业”，而被誉为楚国一“宝”[1](P580)。他是一位知识渊博、通晓治乱兴衰之理的史官。处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对历史变化有深刻认识的史官，其有名言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2](P1520)这些史官的思想和业绩，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又如，“君举必书”[2](P226)的优良传统也是在春秋时期逐步形成的。随着各诸侯国政权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一些大夫及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例如，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其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3](P248)；晋大夫智伯有家臣名仕苗，也是以“秉笔事君”为其职责[1](P501)。

　　汉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前110)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继其任。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令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执掌范围。又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③。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一定关系。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32-92)以兰台令之职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8人，隶属秘书。宋、齐以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位。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4](P288)。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吴兢，著名文学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均先后参与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交送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纂修之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相兼。

　　从史学的积累和发展来看，史官的职责包含两个方面，此即刘知幾所谓“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第二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前者系“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者为“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这两个方面，“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4](P301)。中国史学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前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于历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书占有重要位置。史官当中固不乏优秀的史家，而优秀的史家则并非都是史官。

　　第二，修撰前朝史的传统。史官的职责，如刘知幾所说，而史馆的功能是修本朝史和前朝史。这两项功能往往是交叉的，即本朝史的修撰一般都会成为后一个朝代修撰前朝史的重要依据，而关于前朝史的修撰一般都继承了前朝所修之本朝史的资料。这种制度在唐朝设立史馆后一直沿续至清朝。

　　这里，我们举唐初史馆修撰前朝史和元朝末年修撰辽、金、宋三史为例，略见中国史学史上修撰前朝史的优良传统。

　　关于唐初史家的前朝史撰述。唐初统治集团重视史学，对撰写前朝历史有突出的自觉意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大臣令狐德棻提出修撰前朝历史的建议，唐高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翌年颁发《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④。这里说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陈二史，北朝的魏、北齐、北周、隋四史。这道诏书的要求，虽因全国形势尚未稳定、组织工作不力而无任何具体结果，但它却开启了唐初史馆修史的宏大格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廷先是“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5](P1091)。所谓“五代史”，即梁、陈、北齐、北周以及隋五朝史。翌年，“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5](P1089)。自此，唐朝正式设立史馆并承担撰写前朝史之重任，而宰相则为史馆修史的直接领导者。在此后的30年间，唐初史家群体先后撰成八部正史，在中国古代的24部正史即“二十四史”中占据了1/3。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段辉煌的记录，兹略述如下：

　　——关于修撰“五代史”的分工及其合作机制，史载：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6](P2598)。

　　这段记载，除了表明撰写“五代史”的分工情况外，还涉及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北魏史因有北齐魏收《魏书》、隋朝魏澹《魏书》两家而不必重修；二是魏徵协助时任宰相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三是令狐德棻参与撰写北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这是一项有领导的人才分工与人才合作的史学工程，其合理性、可行性颇值得后世借鉴。

　　——唐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撰成，房玄龄、魏徵等“诣阙上之”。唐太宗说道：“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7](P6657)

　　——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敕撰《隋书》十志，即《五代史志》⑤。

　　——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颁发《修〈晋书〉诏》。在这篇诏书里，唐太宗提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论断，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等奏上新修《晋书》130卷⑥，时称新《晋书》。《修〈晋书〉诏》的下达和新《晋书》的撰成，反映了唐初统治者对历史重新评价的要求。

　　——唐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等奏上《五代史志》30卷。史载：“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6](P75)此书自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始撰，至此历时十三四年乃成。

　　——唐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表上之。《唐会要》记：“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上自制序。”[5](P1092)

　　自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修“五代史”，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在这30年中，唐初史家群体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且均流传至今。这不愧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壮举，中华文明史上灿烂的一页。

　　关于元末史家的前朝史撰述。早在元世祖即位之初，已有修撰辽、金二史的动议。翰林学士承旨王鹗首倡此议，他向元世祖建议说：“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世祖“甚重其言，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8](P239)。王鹗对史学的认识是很深沉的，而元世祖接受他的建议，反映出政治家的历史意识。故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有“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养之”的措施；九月，有“立翰林国史院”[9](P4179)之举。元灭南宋后，又不断有修撰辽、金、宋三史的措施，但皆“未见成绩”[9](P4179)。究其原因，主要是“义例”，即三史之间关系难以确定。所谓“义例”，本质上是正统问题⑦。元后期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右丞相脱脱等再次奏请修撰辽、金、宋三史，元顺帝随即下达有关修三史诏书，此事才获得实质性进展，并陆续撰成三朝正史。其间，“三史凡例”的确定实为关键之所在。这上距修辽、金二史之议，已近80年。

　　修三史诏着重讲了纂修辽、金、宋三朝历史与元朝统治的关系，特指出：“(辽、金、宋)为圣朝(指元朝——引者注)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10](P1553-1554)这是明确表明了元朝现实同辽、金、宋三朝历史的联系。

　　根据修三史诏的要求，脱脱等制定了《三史凡例》。《三史凡例》共五条，文不长，照录如下，以见其用例之义：

　　——帝纪：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

　　——志：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表：表与志同。

　　——列传：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

　　——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10](P1556)。

　　其中，第一条是回答了几十年中所争论的“正统”问题。第二、三条是关于志、表的原则。第四条是指出了列传范围及撰写中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第五条则提出了遵循撰写信史的传统。关于三部正史的编写，仅用了135个字的凡例作为所要遵循的准则，这篇《三史凡例》称得上是一篇言简意赅的文字。

　　《辽史》有《国语解》一卷作为全书终篇，《金史》有《金国语解》附于书末，它们从语言上反映了《辽史》《金史》的民族特色。

　　《宋史》本纪记事上限起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宋太祖赵匡胤出生至宋建隆元年(960年)称帝，并追溯其先世事迹自唐至于后周；下限止于南宋赵昺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包含北宋、南宋319年盛衰兴亡的历史，以及两宋皇朝与西夏、辽、金、元诸朝或和或战以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一个发展的而又充满纷争的时代，它在《宋史》本纪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辽、金、宋三史著，各有其特点，《辽史》简洁，《金史》规范，《宋史》丰满，虽不免各有瑕疵，然在历代正史中却各具特色，且与《蒙古秘史》、《国朝名臣事略》、元代历朝实录等撰述相映成辉，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之民族内容的空前丰富，从而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三，史学家对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的坚守。在史学活动中，史学家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是史学发展的重要主观因素，这反映出史学家的精神追求。以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看待和参与历史撰述，是许多史学家的精神特质。史学活动的主体是史学家，因此史学家如何看待及怎样参与史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面貌。中国史学史表明，至晚在两汉前期，史学家已具有鲜明和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从司马谈临终前同司马迁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史载：司马谈临终前，“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1](P3295)司马迁为继承父亲之志，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著成《史记》一书，流传千古。

　　再看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在对待历史撰述方面，与司马氏父子颇有相似之处，即发展史学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后汉书·班彪传上》记：“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12](P1324)后班固继承父业而断代为史，著成《汉书》。

　　自此以下，如荀悦、袁宏、范晔、令狐德棻、唐高祖、唐太宗、刘知幾、杜佑、司马光、吴缜、郑樵、马端临、王鹗、王圻、章学诚等，也都具有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他们各有不同的身份和出发点：有的是为了超越前人而凸显自己的历史见识；有的是为了保存历史事实，使后人得以认识历史；有的身居帝王深感修史对于丰富统治经验，裨益政治的重要；有的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希望改进历史撰述的体例、方法，等等。他们的见识、主张以至于实质性的修史、著史活动，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

　　二、中国文明连续性发展的历史记录

　　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创造和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史著，这些历史著作以其不同的表现形态从不同方面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记录。

　　第一，以历代“正史”为主干，反映“世代”更迭递进的历史进程。《隋书·经籍》史部正史类大序在讲到魏晋以后历史撰述时称：“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13](P957)可见“正史”本源于《史记》《汉书》。所谓“依其世代，聚而编之”，是表明“正史”的编次反映出历史进程中“世代”的更迭与递进。《隋书·经籍志》的这一说法和做法为后世所沿用，直至清修《明史》与《四库全书总目》。

　　当然，这是历史演进的漫长过程，也是“正史”编撰不断积累的过程。西汉时，人们只见到《太史公书》(《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有“三史”之说；唐时，有“十三史”之说，而宋人则有“十七史”的说法；明有“二十一史”之说(实为“二十三史”)，清修《明史》，乃成“二十四史”。从《史记》到“二十四史”，约经历了1900年，历代史家写出了历史上各个皇朝“依其世代”交替的脉络，最终成此伟业。此后，有《新元史》《清史稿》的撰述，亦可视为这一伟业的延续。

　　1935年，顾颉刚在《二十五史补编》序文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今人孰不知《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的荟萃”[14](P3)。从历史进程与历史撰述的关系来看，对这句话的分量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因为它反映了自西汉以来至清朝末年2000多年历史进程中，历代史家所撰“正史”积累起来的成果及其蕴含的无比丰富的思想、人物、史事。由此上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积累的艰难与辉煌。

　　第二，以多种贯通的历史撰述形态，全方位地反映中华文明发展之全貌。历代“正史”以人物为中心，记载了帝王以下各阶层代表人物，同时也记载制度，有的“正史”还有各种表谱，故其本质上是一种包含多种形式的综合体。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除上述的以“正史”为主干表现各皇朝“世代”更迭的历史进程外，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多种历史撰述形态全方位地反映中国历史进程：一是以年代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之史书；二是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之史书；三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之史书。其中，以年代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可与“正史”的本纪互补且更加详细；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可与“正史”中的书志部分互补而又更加具体和系统；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可以把“正史”中纪、传所涉事件综括起来而明其本末原委。从历史撰述的全局来看，“正史”和上述三种历史撰述形态建构起整体的中国历史的恢宏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以年代、制度、事件为中心的三种历史叙事，均体现出连续性发展的特征。例如：

　　——以年代为中心。《春秋》《左传》以下，继而有《汉纪》《后汉纪》，继而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遂使编年体史书成贯通之势。

　　——以制度为中心。《周礼》以六官分工执掌诸事，下启“正史”之书志叙有关制度的设置与施行；唐代史家杜佑条贯各“正史”书志并加以拓展、丰富，撰成制度史巨著《通典》，其叙事上起黄帝，下迄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清乾隆年间，又修《续通典》《清通典》。加之《通志》《文献通考》及其续作，由是中国古代制度史亦形成贯通之局面。

　　——以事件为中心。宋代史学家袁枢以《资治通鉴》为依据，改编年体为纪事本末体撰成《通鉴纪事本末》。继之而起者，有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又有宋人章冲所撰《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亦仿袁氏之书而作。至此，纪事本末体史书亦具贯通之气概。

　　第三，以其他各种历史撰述，不断丰富着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在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以《通典》为代表的典制体史书、以《通鉴纪事本末》为代表的纪事本末史书以外，还有其他各种历史撰述不断丰富着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这些历史撰述，在《隋书·经籍志》史部中有杂史、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一类；在《旧唐书·经籍志》史部和《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也都有十一类，只是在分类名称上改霸史为伪史，改旧事为故事，改簿录为目录；《宋史·艺文志》史部有别史而无杂史，有史抄而无起居注，也是十一类；《明史·艺文志》史部只著明人历史撰述，共有十类，其中编年类归于“正史”，其余各类名目同于《宋史·艺文志》史部著录。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史部书凡十五类，除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外，其他十一类的名目是：杂史、职官、传记、地理、目录、别史、史抄、诏令奏议、载记、时令、政书、史评等，其中诏令奏议以下五类为清人所加。

　　从上述不同时期正史中的经籍(艺文)志史部著录情况来看，在几种贯通的历史著作之外，其他各种不同体裁、内容的历史撰述，散而有序，起着充实和丰富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作用。从史学活动的主体来看，诚如刘知幾所言：“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4](P257)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史学自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这无碍于它作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之辉煌的历史记录的本质。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史学之连续发展是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历史记录，那种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某种事件后或当着某个朝代时，已经不是中国史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持此种看法者，至少应认真地、不带任何偏见地读一读中国史学的基本著作，如“正史”、“九通”“十通”以及《资治通鉴》及其续作之类，弄清楚中国史学连续性发展同中国历史进程不曾间断是什么关系，这当是认识中国历史常识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