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出使西洋与其对世界古典文明的初步引介(上）

　　西方古典学是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一门学问，对于理解欧美政教之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晚清国门开放以后，来华传教士积极向中国引介西方古典学知识，以图唤起中国人对西洋政教的重视，进而皈依基督教。他们的引介确实为中文世界增添了丰富的异域文化元素，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浓厚兴趣，但是由于其引介始终隐含着传教目的，又极易激发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反感。不过，这只是晚清中西思想交流的一个面向，实际上在此之外，还存在中国士大夫主动接触和传播西洋古典知识的另一个面向，郭嵩焘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1876年，受清政府派遣远赴英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出洋以前，郭嵩焘与西人政学两界多有来往，对西洋社会现实和历史具有一定了解；驻英期间，郭嵩焘积极与西洋政学两界交往，留心记录包括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在内的各种西洋文化知识，率先为国人描绘了一个文化深厚、政教修明的异域空间。本文以《郭嵩焘日记》为中心，梳理了郭嵩焘对西方古典学的了解和引介，并在结尾分析了这种西方古典学知识对晚清士大夫思想的影响。[1]

　　一、古埃及知识

　　郭嵩焘长期跟随曾国藩办理洋务，对西人西学早有了解。在京期间，他经常面见英国、美国公使以及税务司赫德，听他们谈论西洋事情。比如，光绪二年二月十四日，他曾与英国翻译梅辉立、法翻译师克勒及总税务司赫德会谈，并收到丁韪良赠送的《星轺指掌》，这是同文馆师生翻译的一部国际法著作。[2]光绪二年五月十六日，又收到友人赠送的《格物探源》。此书为英国来华传教士韦廉臣所著，郭嵩焘略览之后，感慨说“程子以物无不格为义，初不意有今日洋人之格物，乃适与此义合也”。[3]就此来看，当时的郭嵩焘对西学了解尚较肤浅，仍不自觉地以西学比附中学。

　　不过，随着与西人交往日深，郭嵩焘对西洋的了解突飞猛进，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能够指出西洋优势所在。他在出使英国前夕，向恭亲王奕?大谈西洋政治，认为究西洋各国富强之根源，不外乎穷地力、极人工和通民气。而且，还强调西洋各国与中国上古三代相近，皆注重疏通民气、与民同利，因而能够享有长久之道，中国只要尽力仿行，完全可以重回上古三代。[4]在这里，郭嵩焘超越器物层面，将西洋富强溯源于经济和政治，眼光显然较一般士大夫敏锐，但是似乎仍未跳出“西学中源”论的窠臼，认为西洋不过是中国回归上古三代的一个跳板而已。

　　光绪二年十月，郭嵩焘率团出使英国。路过埃及时，他与使团成员登岸参观了古代遗迹。这是他与“古埃及”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下属刘云生和翻译马格里浏览时，购得所谓“挨及古迹图”，其中包括两幅“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石柱图”(Cleopatra’ Needle，即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石柱)。郭嵩焘当即命人抄录柱上碑文，留作纪念。他认为碑文“绝类钟鼎文及古篆籀”，从而联想到中西古文字存在相通的可能性：“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会意。麦西始制文字与中国正同。”[5]此次游览埃及和观赏埃及古迹图，成为郭嵩焘接触和热衷西方古典学的开始。在此后日记中，他不断记录古埃及遗迹相关的讨论和理解。

　　抵英后两月，郭嵩焘在英人陪同下游览大不列颠博物馆。在馆中，他看到了古埃及、希腊、罗马石刻和石棺，以及其他金石竹木、鸟兽虫鱼。其中，特别提到埃及木乃伊和庞培古城：“挨及掘得古石棺十余具，中有尸骨完具者，皆用冒韬而袭之，头足俱可辨，盖岁久，练帛与骸骨相为黏合，略具人形而已。”“又意大里掘得古城一座，由数千年前地陷所致，其中器具尚多完备，有玻璃镜十余方，模糊斑驳，而人物形质如生，较之挨及石刻，绝有往古近今之别，知此城失陷在周秦以后也。”[6]郭嵩焘没有记下自己的观感，但是能够近距离感受古埃及和古罗马文明，想必应会增加其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理解和敬重，减少中国士大夫对“蛮夷”的轻视和不屑。

　　郭嵩焘在英期间兴趣广泛，不但与各国使节经常往来，而且多次参加欧洲学者的集会。他在集会中认识了德国博物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英国收藏家萨缪尔·伯尔治（Samuel Birch），以及不确定身份的色勒布斯等。

　　施里曼为德国人，喜好古代考古，长期寓居希腊，1871年主持发掘特洛伊城，1876年主持发掘迈锡尼文明，1884年发现梯林斯遗址，乃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考古学家。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郭嵩焘跟随威妥玛参加英国一年一度的学术基金大会，见到了施里曼，其当天日记记曰：“石利曼能通知金石之学，所得古碑碣，能辨知其为何代，久居英国，最有名次。”[7]四月二十七日，郭嵩焘又因缘际会见到施里曼，回到寓所后记曰：“舍利门（施里曼）为德国人，寓居希腊，好古，所得希腊、俄罗斯金石甚多，其夫人亦有才学。初甚贫窭，贩鱼为生，而性嗜古，搜求甚富，每掘地得古器具及希腊古文，遂以显名，致富巨万。游历英国，英国人甚崇尚之。”[8]

　　郭嵩焘没有记录自己是否与施里曼交谈，但是从其日记侧重介绍施里曼来看，施里曼应该是集会的焦点人物，可能在会议上介绍过自己的研究心得，否则郭嵩焘不会两次都提到他。半年以后，郭嵩焘回访友人时，再次提到了施里曼：“舍利曼以意大里人，往来希腊、挨及，掘土搜求古碑，所得数百种，亦云希腊古碑多近中国文字。”[9]这一记载与前文存在两处差异，一是施里曼为意大利人，而非德国人；二是施里曼亦云希腊古碑多近中国文字，与郭嵩焘自己的判断甚相符合。

　　光绪四年初，郭嵩焘在集会中认识了萨缪尔·伯尔治（Samuel Birch），其日记称“百尔治，博通挨及之学”。[10]很可能是借助伯尔治，郭嵩焘了解到了“克里倭裨得拉”(Cleopatra，克娄巴特拉)石柱的来历、碑文内容以及被运往英国的曲折历程。郭嵩焘在日记中曰：“挨及女主也，罗马兼并数国，其大将安多尼征埃及，取之，与克里倭裨得拉有私。已而安多尼病卒，克里倭裨得拉引毒虫自杀以殉之。”[11]此前阅览埃及古迹图时，郭嵩焘认为克娄巴特拉是“贤后”，现在经过与伯尔治交流，才意识到并非完全如此，说明其对古埃及历史的认识增进了一步。

　　郭嵩焘在与伯奇交往过程中，还听说了埃及学创建者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及古埃及学家“山波里安”（Jean-Fran?ois Champollion，今译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从1822年至1824年，商博良通过研究埃及罗塞塔石碑，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编制出完整埃及文字符号与希腊字母对照表，因而成为埃及学的开山鼻祖。郭嵩焘记述了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字的经过：“挨及古文极类中国篆籀，西洋数千年无识之者。……近数十年罗尔塞德斯多姆有掘得古石碑者，一面希腊文，一面为虫、鸟、方斜之形，西洋以为古画也。法国人山波里安以希腊文推测之，凡一二字同者，二面文皆合，因而辨知为挨及古文；得此石柱及挨及各古碑，审其同异，辨其文义，相遇接踵而衍演之，以成《挨及字典》一书。”[12]这恐怕是国人最早介绍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字的记载。同时，郭嵩焘日记还提到，英国埃及学家戈谛生认为古埃及文字与中国古篆类同，因而远赴中国考求源流。

　　驻英日久，郭嵩焘对古埃及的见闻益增，但是就其日记来看，他始终没有改变“中埃文字相通论”。光绪四年六月，郭嵩焘与色勒布斯等人座谈，色勒布斯称其久居埃及，“近得古碑，有在万年前者，而中国可纪不过六千年，故疑挨及学问尚先于中国。”郭嵩焘听后颇不以为然，反驳说埃及古碑文字与中国三千年钟鼎文相近，石刻人物与中国两千年刻像相近，但是古埃及之年无可推，而中国之年犹可推；而且，中国远古“由帝喾上推至颛顼、皇帝，又上推至神农”，但是俱不能纪其年号，“想亦距万年不远”。[13]总之，郭嵩焘坚持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不输于埃及，且两国古文字必定存在相通之处。

　　二、古希腊知识

　　驻英期间，郭嵩焘与古希腊、罗马研究专家交流较少。他对古希腊、罗马的了解和记录，多来自于一位名为“倭里巴尔”的伦敦女士、来华传教士高第丕所著《古国教略》以及翻译马格里等人的介绍。由于缺乏与专业人士的交流，郭嵩焘对古希腊罗马的了解舛误相对较多。

　　光绪四年（1787）十二月，倭里巴尔拜见郭嵩焘，并带其撰写的《桑达克来斯低拿》。据郭嵩焘介绍，倭里巴尔博通古籍，擅长基督教教义，由此看来应该不是一位专门的古典学家。不过，《桑达克来斯低拿》介绍了古希腊罗马作家荷马、维吉尔及其撰写的史诗，并以之作为罗马早期的历史：“泰西诗人以何满为最，费尔颉尔次之。两人各著书言罗马原始。何满书曰《伊里亚得》，纪伊里恩国王掠得邻国一公主，美艳绝伦，公主拒不服从，希腊因兴问罪之师，围攻伊里恩，经年始克之，盖纪事诗也。其时尚无记载，以何满诗详其事，泰西相与传诵，遂据以为史录。费尔颉尔著书名曰《意拟亚斯》，则叙希腊攻克伊里恩，其国人名意拟亚斯者，负其父安开色斯以逃之西舍里，又转至罗马。其后生两子，一曰洛莫勒斯，一曰里麦里斯。洛莫勒斯始开罗马城。罗马原始，得两诗人记载而始详。”[14]

　　郭嵩焘不通英文，不知道他是如何阅读《桑达克来斯低拿》的。但是，既然其日记做了摘录，想必是让翻译马格里进行了解说。根据日记来看，郭嵩焘的理解存在不少舛误，也可能《桑达克来斯低拿》本身记载得就不准确。郭嵩焘所谓的“何满”当为荷马，“费尔颉尔”当为维吉尔，“伊里恩”当为“?λιον”（特洛伊城），“意拟亚斯”当为埃涅阿斯记。《伊利亚得》讲述的是斯巴达联军进攻特洛伊城的故事，而《埃涅阿斯记》接着荷马史诗的背景，讲述的是埃涅阿斯及其父亲在特洛伊城破以后，辗转意大利开创罗马的故事。《伊利亚得》的作者荷马是传说中人物，并未将特洛伊与罗马相勾连，而《埃涅阿斯记》的作者维吉尔为公元前1世纪诗人，将特洛伊人想象为罗马始祖。这两部史诗都带有神话色彩。郭嵩焘似乎并没有能够将传说与史实分开，并将《伊利亚得》当作了记述罗马源头的文字。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八日，郭嵩焘、马建忠、马格里等人参观陆茀尔画馆，看到了苏格拉底塑像，因而论及苏格拉底思想。马格里介绍说：“梭克拉谛斯，希腊人，言性理之学。或谓其心良善，而面目狰狞，与心不相应。答言：‘我心本非良善，乃自以克治之功消纳之。’其生当耶稣前六百年，而后于摩西。卒为希腊人鸠毙之，犹犹太之于耶稣也。”马建忠则表示：“希腊言性理者，所宗主凡三。初言气化：曰水，曰火，曰气，曰空。至琐克拉谛斯乃一归之心，以为万变皆从心造也。后数百年而西萨罗（西塞罗）乃言守心之法，犹吾儒之言存心养性也。”[15]

　　苏格拉底思想之重心，在于结合雅典民主政治，反思个人生活之意义，强调理性对于欲望的压制。他的名言是“知识即良善，无知即罪恶”。这一思想与儒家陆王心学确有相通之处。不过，无论英国翻译马格里，还是在巴黎学习法律的马建忠，都忽略了苏格拉底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和反民主倾向，而特别关注苏格拉底的“克治论”和“心造论”，并认为其思想与儒家存心养性颇为相通。郭嵩焘没有记下自己的评判，但是根据其所持思想，马格里和马建忠的说法，应该会进一步强化他对中西学术相通的论断。

　　奇怪的是，不仅郭嵩焘、马建忠作如是想，部分英国学者与郭嵩焘交流时也支持这种观点。光绪四年七月初二日，郭嵩焘拜见嘎尔德尔等人，讨论孔孟佛老及耶稣异同之学。其日记称嘎尔德尔博通各国之学，应该是一饱学之士。讨论结束，嘎尔德尔表示：“推而言之，希腊、罗马各种学问，皆归于心。心即天也，此天下各国心理之同然者也。”[16]按理推测，嘎尔德尔应该不懂汉文，郭嵩焘此处所记必为翻译之后的语言。但是，即使如此，这种将古希腊、罗马学问归源于“心”和“天”的结论，仍然令人诧异。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主流是实学，而嘎尔德尔竟称其“皆归于心”，颇有迎合中国文化之嫌。不通英语的郭嵩焘，当然不会知道其中的曲折。

　　光绪五年二月十六日，郭嵩焘在任满归国船上，读到了来华传教士高第丕撰写的《古国教略》。高第丕原名Tarleton Perry Crawford，1821年生于美国肯塔基州，毕业于田纳西联合大学，1851年被美国南部浸信传道会派至山东地区传教。传教过程中，为了改变中国人对西洋的轻视和不屑，高第丕撰写《古国教略》，介绍了世界各古典文明的文化与宗教，其中对古希腊罗马介绍尤详。

　　郭嵩焘阅读之后做了摘录：“耶苏前一千四百余年，有奥非吴、木西吴、希西吴诸诗人，著作尚存。奥非吴有一诗论地动，其时已有此论。耶稣前九百零七年有胡麦卢（至今西人皆称曰河满）有二诗。一曰《以利亚地》，论特罗亚窃示八打王后相攻战事。一曰《胡底什》，论玉立什攻特罗亚回，迷路二十年所历诸险异事。”[17] 这段文字介绍了荷马以前的三位古希腊诗人，但是不知其指具体为何人；关于荷马史诗，简要概括了《伊利亚得》和《奥德赛》的内容，没有再将其视为罗马史书。

　　接下来，郭嵩焘完整地摘录了《古国教略》中的古希腊“性理之言”：

　　有退夫子论人伦、治术、文章、算法、天文、地理，亦言天地万物从水火出来。有毕夫子尤精音乐、天文，论行星转动远近、大小、快慢，有一定声音节奏。有琐夫子名琐格底，爱真实、恶虚妄，言学问是教人有聪明、德行、福气、作有用之事，教别人得益处。有巴夫子言凡物有不得自由之势，……巴夫子有一学生，为亚力山太先生，名亚夫子，言学分为里学、外学，里学是奥妙的道理，外学是伦常、治术、文章。言天地万物原来的动机就是神，这个动机不能自立，有一个自然之势，教他不得不然。后百余年有西夫子，论物性形动及事物之关系为五类；神是完全的，万物之性情、形动、关系皆从神出。耶稣前四百二十年，有安夫子，言福气不在加，在减，常减除心里所要的，就是德行，所以常轻视学问知识、荣华富贵。其学生杜知尼名尤著，常住木桶中，刻苦自励，讥弹一世……其后又有咿夫子，言天地万物是从无数原质配合起来，自然成了所有的诸形。近世格致家言，希腊皆前有之。希腊学问从亚力克山太以后传播天下，泰西学问皆根源于此。[18]

　　此处“退夫子”当指“泰勒斯”，“毕夫子”当指毕达哥拉斯，“琐夫子”当指苏格拉底，“巴夫子”当指柏拉图，“亚夫子”当指亚里士多德，“西夫子”当指芝诺，“安夫子”当指安提西尼，“杜知尼”当指第奥根尼，“咿夫子”当指伊壁鸠鲁，“亚力克山太”当指亚历山大大帝。

　　高第丕作为传教士，介绍西方古典文明时，会不自觉地突出神、耶稣的重要性，并竭力强调西洋文化与中国学问的相通相融，因而其介绍并非完全准确。但是，这段介绍古希腊“性理之言”的文字，基本上概括出了古希腊重要思想家的核心内容和观点，凸显了其求真、求实的特点。对于郭嵩焘来说，高第丕对古希腊性理之言的介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士大夫一直视西洋为“蛮荒之地”，即使屡遭西洋欺凌，亦坚持西洋之优势在于坚船利炮和政制安排，而非性理和教化。出洋以前，郭嵩焘同样抱有这种心理。游历西洋并阅读《古国教略》后，郭嵩焘改变此了前看法，意识到西洋学问的悠长传统和独特之处，进而对西洋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全新的理解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