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在中国：70年回顾与反思（上）

　　历史哲学，简单说来，是一门关于历史的哲学。由于“历史”一词一般有两种含义，它既可指发生在人类身上的各种事件，也可指有关这些事件的叙述或知识，所以“历史哲学”通常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对于历史事件进程的概观，二是对于历史思维过程的反思。历史哲学对史学实践具有一种必要的甚或根本性的和构成性的作用。就第一个方向而言，它能够为历史学家讲述一个有意义的故事提供必要的理论框架；就第二个方向而言，它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构建一种可意的史学范型以指导自身的历史写作。因此，历史哲学研究对当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试就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我国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状况做一梳理，勾勒其大致的发展脉络，最后进行简单的盘点和反思。作为一种个性化概述，文章走马观花，挂一漏万，粗疏不当之处，尚祈学界同仁鉴谅。

　　一、1949-1977：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初步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一些学人便已对西方历史哲学有所了解。朱谦之和李大钊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在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出版了《历史哲学》(泰东书局，1926)、《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6)、《孔德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41)等一系列有关历史哲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基本触及了西方历史哲学牵涉的主要议题，如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历史书写的内容、史学的性质以及史学的致用功能等。李大钊则在讲义《史学思想史》中强调了历史观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与“过去的陈编”不同，像康德、维柯这类思想家所表达的历史观是对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的解释，是“有关史实的知识和解喻”，“实为人生的准据”。①李大钊尤其推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是因为，在史学上，唯物史观是对全体人民及其生活、制度和理想之进步的研究，它的目的是“得到全部的真实”；在人生问题上，唯物史观“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推动和指导“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人更加关注唯物史观。1951年7月，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郭沫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史学界初步转变方向的六大表现，其中第一条即为，“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唯心史观转向新的唯物史观”。③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习苏联史家有关唯物史观的阐释以及对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实现的。20世纪50年代，《学习译丛》刊发了一系列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译文，包括《论抓住历史事变链条中的基本一环》(1952年第9期)、《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1954年第5期)、《规律的属性和概念》(1956年第7期)、《论历史的和逻辑的范畴》(1956年第9期)、《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1958年第2期)等。这些译文通过对历史规律、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研究的对象等问题进行阐释和说明，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同时，译文也包含了对诸如克罗齐“历史主义”、比尔德“相对主义”等所谓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批判④。国内对旧的唯心史观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胡适“多元史观”等的批判上。这种批判指明，首先，对于考察历史现象，一定有一种根本的“看法”，抛弃如“唯物”或“唯心”这类根本问题的史观只会“弊于‘末’，而不知‘本’”。其次，社会历史是合规律的、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以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史学家的任务，是要在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中，透视它们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以阐明历史事件或思想文化的前因后果。⑤这实际上是在说，史学家的科学研究不可能脱离历史观的指导，而唯物史观能够帮助史学家科学地把握历史变化的过程以及历史运动的整体。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应用也鲜明地体现在职业史学家对史学议题的选择上。随着史学家逐渐展开对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汉民族形成等问题的大讨论⑥，我国史学界加深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

　　1961年，苏联学者И.C.康恩所著《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中译本出版，次年，包括康恩在内的多位学者的作品集《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中译本出版，这两部著作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历史哲学的最主要文本。在前面这部以“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哲学批判纲要”为副标题的著作中，康恩将历史哲学看作“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科学之间的一个连接的环节”。⑦他从“历史主义的危机”谈起，试图说明在这种危机中如何产生出“反动的”历史哲学，并对这种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对职业史家理论思维的影响进行批判分析，进而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提出最为迫切的理论问题。这部书所批判的历史哲学流派，包括德国的新康德主义(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马克斯·韦伯)、非理性主义(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学”、美国实用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克罗齐、柯林武德)、新实证主义(罗素、波普尔、加登纳)和宗教的历史哲学。康恩将这些流派归于“批判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历史主义’的问题归结为首先是对历史知识的批判、对历史知识的理论前提的分析。而从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立场对历史知识进行的这种‘批判’，其结果不仅是导致完全否认历史科学的客观性，而且也导致否认历史过程本身的客观性”。⑧康恩认为，由于这些理论无法解决史学家所面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西方史学家就在表面上抛弃了历史哲学，而以自己“科学的”经验主义为豪，由此造成历史和哲学之间的分裂更加扩大的局面。但事实上，康恩指出，不管史学家“是否愿意这样做，但他们总不能躲开哲学”，在研究复杂方法论问题的时候，史学家便又马上陷入历史哲学中去，产生了与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不谋而合的结论。⑨康恩敏锐地指出了历史哲学与实践史家之间的关系，也阐明了这些历史哲学流派及思想家的一些最主要观点。但康恩也将这些历史哲学流派简单地归于“资产阶级”或“反动的”历史哲学，将其置于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立场上，认为他们一味地反对历史科学，否认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否认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从而否定了这些流派看待历史本体和历史认识的可取之处，以及他们对实践史家反思历史的推促作用。合集《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则可以看作对《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的扩展和补充。这两部作品为中国学者间接了解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历史哲学提供了重要渠道。但不可否认，这两部著作行文中所表现出的简单化和公式化也影响了中国学界，造成史学界和哲学界对西方历史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拒斥。对此，张广智评价说，学者们从中得到的西方历史哲学知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往往是走了样的”。⑩

　　西欧中心论是这一阶段批判西方历史哲学的另一重心。195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王造时根据西布利(J.Sibree)英译本翻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1959-1966年，汤因比的三卷本《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录本)的中译本陆续出版。1963年，斯宾格勒(当时译作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节译本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三部著作是这一阶段除苏联人的作品外为数不多的被直接译为中文的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黑格尔的作品受到了较多关注。而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作品，则多被作为“主观唯心主义”和“西欧中心论”的代表受到批判。一些作者指出，虽然斯宾格勒或汤因比的作品以支持文化多样性而著称，但在这种观点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西方文化优于一切”的思想，其试图“通过强调西方文化的特殊精神和特殊使命来宣扬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论’”。(11)这种对“西欧中心论”的批判，实际上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世界史新体系的需要。1961年，周谷城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了当时所有的世界史教科书“几乎都以欧洲为中心，俨然欧洲史一样”的问题，由此呼吁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应当建立起一个新体系，书写具有世界性的世界整体的历史。(12)这篇文章在当时引发了很大反响，世界史学界随即展开了有关如何重新构造这一体系的讨论，吴廷璆、吴于廑等学者做出了重要论述。(13)这一时期对西方历史哲学中体现的“西欧中心论”的批判虽较为朴素，但对世界史新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史研究兴起的今天，有关这一议题的讨论仍然有其价值。

　　可以说，到1961年前后，随着政治氛围的缓和，国内学界形成了展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一定条件。1961年，国内史学界就中西史学史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提到，史学思想，特别是历史观，是贯穿史学史的红线(14)，从而将对历史观的研究放在了重要位置，而历史观正是历史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时的学者依然对历史哲学有所误解，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将其定性为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同年底，为贯彻高教部有关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的会议，会议决定由田汝康负责编译一本有关西方史学流派的教材，翻译参与者包括王造时、王养冲、雷海宗、陈铨等人。该书至1964年基本完工，但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出版计划被束之高阁。直到1982年，金重远对这部书进行重新校订和补译，最终以《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15)之名出版。这部译文集涵盖的历史哲学流派范围甚广，涉及如狄尔泰、梅尼克、雷蒙·阿隆、波普尔、比尔德、克罗齐等思想家的重要篇章，在今天依然具有较高的参阅价值。

　　二、1978-2000年前后：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内容体系的基本建立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国各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全面复兴，我国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开始真正起步，进入建立学科基本研究体系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证明历史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其次是确定历史哲学研究的范围，最后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展开对重要议题的探讨以及对各流派和人物的全面研究。

　　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研究是从重新认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开始的。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徐勇发表文章，认为应该改变之前完全否定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态度，批判继承其中的有益成分。(16)1981年，纪念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与会者系统地证明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它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17)这种重新认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观点也催生了几部有关西方历史哲学的早期专著，如侯鸿勋的《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薛华的《黑格尔对历史终点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和陈乐民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等。

　　很快，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新探讨拓展到了对“历史哲学”整体概念的讨论上。1984年，张文杰撰文指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通常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个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另一个是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一般着重研究过去的模式、历史变化的性质和历史的价值、目的与意义等问题；后者则着重讨论历史的解释、历史的个体和历史的客观性等问题”。这是国内较早对历史哲学做出区分的论述。但张文杰的这篇文章仍然采取了将历史哲学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的路径。他立足于客观性问题，指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都存在一种普遍倾向，即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否认历史认识的可能性，这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18)鉴于当时史学界和哲学界存在对“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认识，何兆武在1986年撰文指出，大家通常使用的近现代历史哲学一般专指西方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也是一种历史哲学，它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由此，唯物史观被包含在了广义的历史哲学之中。何兆武认为，人们在认识历史的时候不会仅限于要求知道或确定历史事实，他们还要求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一种理论观点来，找出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对历史事实赋之以意义，从而把历史事实归纳为一种理论体系。而这种理论性的活动就是历史哲学。(19)这意味着，历史哲学对完善人们的历史认识来说是必需的，不管它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王晴佳也认为，很多史家在写史时会注意史学方法的革新，但方法的革新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广义上说，理论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方法。因此，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历史哲学。(20)

　　事实上，当中国学界展开这些探讨的时候，在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已“臭名昭著”，被替之而来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斥为一些站不住脚的神话。因此，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要像西方人那样将思辨的历史哲学从历史哲学研究的领域中排除出去，也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学者的讨论重心。在《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文中，何兆武观察到最近一个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演变趋势是从思辨的走向分析的。他指出，思辨的历史哲学虽试图找出历史事实背后的理性原则、规律或意义，但通常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局限。而分析的历史哲学认为，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在于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因此，分析的历史哲学严厉批评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是徒劳无功的。(21)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划分是1951年英国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的(22)。这种划分被大部分的中国学者接受。但沃尔什在这部著作中的基本立场是褒扬分析的历史哲学，贬斥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国学者没有简单地接受这种立场。何兆武在指出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向后，进一步认为，分析的历史哲学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指责是不恰当的，其狭隘之处在于，它在探讨问题时把历史本身(这本来是历史哲学的最重要的对象和前提)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不管是思辨的历史哲学还是分析的历史哲学，都有其价值。思辨的历史哲学虽不可能掌握历史的真实和全貌，但它们在某些环节或某些方面触及了历史科学的某些根本问题；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对某些问题提法的精确度和明晰性则凸显了其科学价值。(23)1990年，杨耕论证了历史哲学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统一。他认为，历史本体论必然要对历史认识论起一种导向作用，但本体论的确立又有赖于认识论的支撑，同时本体论本身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结果。因此，现代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应是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有机统一。(24)

　　还需提及的是，前文中提到的几位学者皆没有对分析的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作进一步区分，他们笼统地将主导英美的实证主义和主导德国的反实证主义思潮合而为一，认为它们一般都倾向于支持历史研究并非科学的观点。肖朗在区分历史哲学时则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他分之为“理性主义”流派和“实证主义”流派。理性主义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是维柯、赫德尔、黑格尔等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和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他们主张把注重演绎和推理的唯理主义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实证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孔德以及波普尔、亨普尔等人，他们主张把注重分析和归纳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25)这实际上强调了两者理论渊源上的不同。从根本上说，这种分类方式与前述从研究对象出发进行划分的分类方式并不矛盾。事实上，之后也有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例如周建漳就把狄尔泰、文德尔班等新康德主义者和克罗齐、柯林武德等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理论归于批判的历史哲学，具有人文主义倾向；而将亨普尔等实证主义者的理论归于分析的历史哲学，他们将科学主义奉为圭臬。(26)

　　假如用思辨的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划分的眼光来考察中国自身的历史哲学研究历程，那么在这一阶段，学术界也呈现了从对历史本体到对历史认识进行讨论的转变过程。当然，在这里，我们是将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有关历史发展动力、历史规律、历史创造者或社会形态(包括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等问题的理论争论看作有关历史本体的争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更多学者转向了对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例如，田晓文从论述批判的历史哲学所着重探讨的两个纯粹史学问题——史学的解释和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出发，论证了批判的历史哲学对历史知识的探讨无不以某种对历史进程的反思为前提，无不以某种“思辨的历史哲学”为指导。(27)

　　除了对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流派特征进行研究之外，这一阶段还发生了几场涉及历史认识论中重要论题的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有关历史知识性质的辩论。1996年，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何兆武将历史学定义为一种人文知识(Geisteswissenschaft)而非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意义上的科学。何先生指出，鉴于历史具有两重性，即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和作为人的创造物，历史学也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即历史学Ⅰ，它属于自然世界，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是对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即历史学Ⅱ，它属于人文世界，是人文的。相较于历史学Ⅰ，历史学Ⅱ对历史学来说更为根本，它赋予历史学以生命。同时，历史学Ⅱ又由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部分构成，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因此，历史学是科学，但又不仅仅是科学，它既有科学性，又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换句话说，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不充分条件。(28)这一观点引发了学者们的讨论。一些学者提出了可进一步商榷的意见。比如庞卓恒即对认为史学家加以“心灵体验”的部分只能是人文的而非科学的主张表示质疑，他认为，历史学Ⅱ同样能够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能够发现其发展演变的规律。(29)一些学者则循着何先生的思路，提出了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比如张耕华从史学家实际的研究状况出发，提出要考察历史学Ⅱ的科学性，不仅涉及“实然”的问题，还涉及“应然”，即能否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学Ⅱ需要有一种“应然”的尺度来比较其中的意见分歧，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理应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普遍和一般“应然”的维护者。从这种意义上说，以“应然”为标准来考察历史学Ⅱ的正误，更接近法理思维而非科学思维。(30)这场讨论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对历史知识之本质这一历史哲学重要议题的浓厚兴趣，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现当代历史哲学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研读原著对研究西方历史哲学至关重要。在这一阶段中，有大量西方史家或哲学家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包括维柯、孔多塞、康德、雅斯贝尔斯等人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作品，也包括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作品以及沃尔什、威廉·德雷、波普尔等人的作品。(31)此外，何兆武还主编了一部有关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收录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重要的历史学家及历史哲学家之主要著作的选段。(32)这些，都为中国学者研究和探讨西方历史哲学提供了直接的原典材料。

　　与翻译相关原著共同推进的，还有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系统梳理和介绍。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几部专著，包括韩震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严建强、王渊明合著的《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等。在《西方历史哲学导论》中，韩震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观点，从西方历史哲学的兴起到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几种主要体系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各种流派，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它们进行了批判。这部著作的一个特点是，作者简单明快地将思辨的历史哲学称为“历史的哲学”，将批判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称为“历史学的哲学”。(33)《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则主要关注20世纪的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流派，对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文化形态史观、生命派的史学理论等进行详细、系统的介绍和评析。此书行文夹叙夹议，读者不但可以从中理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而且能够在评析中受到启发。(34)严建强和王渊明的著作则采用了不同于前两部著作的编纂方式，其上下编分别以“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为标题，在简略介绍了每一类别的发展历程后，以专题为中心，对两种历史哲学中的主要议题进行通俗易懂的介绍。(35)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论文，对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中的具体流派和人物以及阐释学对历史哲学的贡献等进行介绍和分析。(36)

　　总的说来，到20世纪末，随着研究者对历史哲学概念、历史哲学关切的主要议题以及重要历史哲学家思想之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这一分支学科的内容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