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封二年铜烛豆铭文证真（下）

　　据学者已经举出的材料统计，汉代文字资料中“小府”已经反复出现于居延汉简、敦煌汉简、肩水金关简、悬泉置汉简、尹湾《东海郡吏员簿》，东汉《竹邑侯相张寿碑》《仓颉庙碑》，印章及少量铜器铭文中，就性质而言，大致可以区分为中央部分的“小府”和郡国的“小府”两类。前人对汉代文字资料中的“小府”是否应读为“少府”，以及应如何理解“小府”，多有不同意见。吉林大学刘钊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汉简所见官文书研究》对此有很好的总结与深入的讨论（本文写作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刘钊先生的研究，承广濑薰雄兄指示其文，谨此致谢）。他指出居延汉简18.5永光四年诏书行下文中“少府”与“小府”（“小”字略残，刘先生据“中研院”史语所红外线照片释出）并见，可见两者绝非一事。该文结合汉简其他材料，分析汉代不以“小府”通“少府”（详见文后“相关链接”）。从刘钊先生的讨论来看，中央部门的“小府”，目前在汉简中最多见的是丞相行下文的“小府”，其特点是置于丞相与百官之间，他倾向于认为这个“小府”是丞相所领导的丞相府。地方郡国“小府”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刘先生认为可以指太守领属的太守府（特别是太守府中各类办事机构及相关人员），也可以指由小府啬夫为首的管理官寺日常运行及资产等杂务的部门。

　　我们回到元封二年灯铭文的“水衡小府啬夫乐咸”。“水衡小府”显然是水衡都尉的小府，当然也属于中央部门这一级别的小府。从其职能看，这个“水衡小府”不会等同于水衡都尉的官寺，而是在水衡都尉之下负责管理水衡日常运行及财物诸事的一个机构，这一机构显然也负责水衡都尉的器物作造，长官称“啬夫”（裘锡圭《啬夫初探》，《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五卷，页99—101）。可以注意的是，铭文记载由水衡小府负责制作的这件灯，明确是为上林所作（“府为上林铜烛豆”的“府”无疑就是指这个“小府”），因此“水衡小府”的器物作造及管理，并非只专门针对水衡都尉的官寺，其范围显然可以涉及水衡的属官。这对于我们评价刘钊先生所提出的，郡国的“小府”是“以‘小府啬夫’为首的，管理太守府物资财产及官奴婢等的那个机构”的看法，甚至对于丞相发文中提及的“小府”是否一定就是“太守府”的问题，恐怕都是很重要的一条资料。

　　众所周知，元鼎二年水衡都尉分立之后，分担了一部分原属少府的职能（《汉书·百官表》云水衡属官“御羞、上林、衡官及铸钱”本皆属少府），管理皇家苑囿、负责铸造货币等等，都需要用到大量器物（包括日用器、兵器、车马器）。难以想象水衡都尉属官所要使用的器物都还是通过考工令等机构来造作供应的，因此水衡都尉设有负责器物作造的属官，是必要而且必然的。但是我们至今似乎没法落实水衡都尉到底有哪个属官是具体负责器物作造的工官。[西汉后期的铜器铭文有所谓“供工”，学者因为《百官表》没有记载，所以只知其性质与考工相近（裘锡圭《啬夫初探》，页100）；陆德富曾结合建昭雁足镫、绥和雁足镫铭文及《汉书·刘辅传》颜师古注等，提出西汉后期的“供工”为“内者”作器，也是少府的属官（《刘辅传》作“共工”，参看陆德富《寺工续考》，《考古》2012年第9期，页55），而有学者认为汉代金文中所见的“供府”、“寺工”是水衡属官（罗庆康《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143），此说似也根据不足，参看前引陆文对寺工属于少府的考证。]今得此元封二年灯，可知上林等水衡属官的至少一部分器用，是由“水衡小府”负责作造的。但我们恐怕也不能就此得出所有水衡属官的器物都由“水衡小府”作造的结论，否则就把“小府”的作用过于夸大了。水衡的器物作造，估计另有供府、供工、考工、寺工这一类机构专门负责，只是文献对此语焉不详罢了。

　　我认为刘钊先生从“关系密切”的角度来考虑小府与所属职官的关联是完全正确的，另外还需着重从“府”的制作器物及贮存、管理财物的功能角度去理解“小府”的职能，也就是说,不能把这个“府”简单等同于官府、府寺之府来理解，这一点前所引刘钊先生文中已据汉简、汉代铜器和《汉书·文翁传》的例子提及，是很重要的，但还可略作补充。

　　很多研究者引及《汉书·文翁传》的“少府”究竟是否可以等同于郡守的“小府”，似乎没有确据，前人如劳榦先生甚至直接引作“小府”，刘钊先生已作纠正，但似乎仍倾向于跟“小府”为一事，其实尚待论证。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稍微晚一些的情况。传出河南平舆的东汉封泥有半通印所钤“小府”（中国印学博物馆编《青泥遗珍——新出战国秦汉封泥特展图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页70），不知是否汝南郡守的“小府”，暂难以指实其性质、层级。《三国志·魏书·田豫传》“豫清俭约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虽殊类，咸高豫节”裴注引《魏略》曰：

　　鲜卑素利等数来客见，多以牛马遗豫；豫转送官。胡以为前所与豫物显露，不如持金。乃密怀金三十斤，谓豫曰：“顾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从之，胡因跪曰：“我见公贫，故前后遗公牛马，公辄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为家资。”豫张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后，皆悉付外，具以状闻。于是诏褒之曰：“昔魏绛开怀以纳戎，今卿举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赐绢五百匹。豫得赐，分以其半藏小府，后胡复来，以半与之。

　　这是田豫领并州刺史时的事，所谓“皆悉付外，具以状闻”就是所谓“送官”“悉簿藏官”， 而“小府”的主要职能，则包括贮存、管理财帛器物等，其中的财物是田豫可以自由支配的，与“送官”“付外”有别，虽然与留作私财不完全相同，但“小府”某种程度上仍具有“内”、“私”的特征。我想西汉时代的中央与郡国的“小府”大致功能与特征也是近似的。

　　我们又可以往前追溯一下，看看战国时代的情况。我们看到秦国（包括秦代）和东方六国都有不少的“少府”资料，汉承秦制，少府一职就是从战国秦国至秦代的少府沿袭而来的。一般认为，“少府”在一开始是管理工官营造的机构（张政烺主编《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168），战国时代至秦代为数不少的兵器、用器皆有“少府”的字样似可证明（秦兵器例如《殷周金文集成》11106的少府戈、《殷周金文集成》11454的少府矛；三晋的用器如《殷周金文集成》9452长陵盉、《殷周金文集成》10458少府银圜器、《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175平安少府鼎足等），但较早的“少府”职能究竟是否那么专狭，尚未有资料可据以详论。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在战国楚国的铜器铭文中，其实也有“小府”：

　　铸客为王句（后）小（府）为之。（《殷周金文集成》2393、2394铸客鼎）

　　铸器客为集（屠）小（府）。（《殷周金文集成》914铸器客甗）

　　“”字可读为“屠”，参看李家浩《包山266号简所记木器研究》（《李家浩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224）。按“小”字原多释“七”或“十”（参看程鹏万《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132、136、137），李零先生较早改释为“小”，经李国梁观察原器所谓“七”字横笔不连，故崔恒升先生予以支持（同上引程书，

　　页142、197）。李先生和崔先生都主张“小府”就是“少府”，后来信从释“小”说的学者如刘彬徽、黄静吟等先生也都在其后括注“少”字（同上引程书，页132）。我认为此字释“小”可信，“王后”有“七府”或可解释，“集屠”有“七府”是断无理可说的，何况字形上也没办法说通。程鹏万先生曾认为所谓“七”字横笔不连刻是为了要与“十”区别（程鹏万《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页197—198），这恐怕也是有待证实的猜测。但所谓“小府”是否应读为“少府”恐怕还需研究。按照刘钊先生的意见，“汉代中央确实已经不以‘小府’通‘少府’”（刘钊《汉简官文书研究》，页433），但对于此种分别何时产生，则并未明言。我怀疑，在战国时代以至秦，“小府”与“少府”即已互相区别，“小府”是强调相关职官、机构私属的府藏，与属于王室、公家的管理财物收纳器物作造的“少府”有所不同；楚国未见“少府”之官，“小府”则似应与“大府”相对立（楚国的“大府”多见于铜器铭文，如《殷周金文集成》12113鄂君启舟节、4476大府簠、4634大府盏、10438大府铜牛等，还有“郢大府”之称，见于《殷周金文集成》10370郢大府铜量）。

　　《陕西新出土古代玺印》（伏海翔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页44）390号著录了一方“御小府”半通印（参右图）。此印形制、字体书风与叶其峰、刘钊先生举出的“勃小府”半通印（参右图）十分相近，时代当同属于西汉（叶其峰《西汉官印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页81）。刘钊先生在叶其峰先生考释基础上指出这是（勃）渤海太守小府用印（叶其峰《西汉官印丛考》，页82；刘钊《汉简官文书研究》，页430），应可信。“御小府”似应是指御府的小府。据《汉书·百官表》，御府是少府属官，颜师古注曰：“御府主天子衣服也。”（《王莽传下》颜师古注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属官也，掌珍物。”）如分析不误，则除了丞相、郡守这些秩级高的职官有“小府”，令这一级别的属官也同样可以有“小府”，这似乎在以前的铜器铭文中也隐约有线索可寻。元康元年雁足镫铭的考工令有属官“府”，其长官称“啬夫”：

　　元康元年，考工工贤友缮作，府啬夫建、护万年、般长当时主，令长平、右丞义省。重二斤十三两。

　　裘锡圭先生指出，据此雁足镫铭文可知，“啬夫所主持的单位称‘府’”（裘锡圭《啬夫初探》，页100），这个“府”现在看起来很可能就是考工的小府。也许这一件雁足镫制作出来是供考工自己而非供给乘舆之用的，所以由考工的小府啬夫主持作造吧。

　　刘钊先生指出，小府啬夫之下还有小府佐，已见诸悬泉汉简。元封二年灯铭磨损残泐的地方，似乎正好可以补入“佐□□（佐的姓名）□（‘主’等一类动词）”四字。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把全铭恢复如下：

　　府为上林铜烛（豆）一，容二升，重七斤。元封二年九月乙巳，水衡小府啬夫乐咸、□□□，咸阳亚里上造张毋故造。

　　就上述讨论看，这件灯铭的“咸阳”和“水衡小府啬夫”倒正是可以断言其非出伪造的有力证据。

　　明确了这件灯铭不伪，就为西汉实际生活中启用年号的时间问题再提供了一件元封年号的铭文资料（另一件铭文资料参看郭永秉《雒阳武库钟铭是伪造的吗》，《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3月3日07版），这点自然不必多赘。我们相信，元封年号的铜器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还一定会出现，这对研究古代年号实际启用时间的意义还在其次（此一问题的讨论，希望将来另有机会撰文总结），更重要的其实是对研究汉武帝时期及其前后工官制度的重要意义。

　　据韩建武等先生透露，此灯底有白色书迹“归葬”二字（如释文无误，可以推测此烛豆出自墓葬），《陕集》指出铭文还有被磨去的迹象，这是不可忽略的细节，只可惜“归葬”的文字资料没有在《陕集》中呈现，无法进一步加以深论了。

　　附记：小文写作曾与广濑薰雄兄讨论，获益甚多。小文又曾在北京大学首届中国古典学国际研讨会（2017年11月18—19日）宣读，承蒙黄德宽、刘乐贤、沈培、陈侃理等先生在会间、会下给予指教，会后孙闻博先生也给予重要指教，谨此一并致以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