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7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中国史学也经历了伟大的变革，这中间也包括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曲折坎坷的历史进程。回望这一进程，简言之，7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发展大体呈现出如下几个发展趋势，从中也可以反映出这70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1.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大致经历了从萌发、奠立到发展的过程，由“自在的”初级阶段进入了“自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

　　2.在20世纪两次引进西方史学高潮的推动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从译介、评述再到研究，其总体学术水平在不断地深入；

　　3.西方史学史编纂的不断拓展。

　　这篇漫谈式的小文，无法对7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进行详细的归纳与总结，只能就以上列出的三点管窥蠡测，略说一二。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历史的分期是有紧密联系的，漫谈70年，自然会回溯到这之前的史事。

　　从“自在”到“自为”

　　本节简要地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做一点梳理。在我看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或可从先贤李大钊说起，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撰写了讲义，其中的《史学思想史讲义》究其内容，实为近代西方史学，可称得上是我国的史学史上首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从此开始，百年来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大的发展阶段。

　　1.萌芽时期（20世纪20—50年代），这几十年以1949年为界，还可分为两个时段。1949年前，即民国时期的中国西方史学史，这一时段比较明显的成绩是3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著作大量地译成中文，出现了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另一是当时少数学校开设了西洋史学史或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它犹如一棵幼苗，正破土萌发，但随后发生的战乱窒息了它的成长；1949年后，苏联史学大步东来，在整个50年代，中国史学出现了一次“路标转换”，从引进、吸纳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转而引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左”倾思潮的蔓延，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处于停顿状态，学科建设止步不前，论者认为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时期”，遑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总之，在本阶段，国人为这门学科的奠立也做了不少前期性的工作，它的积累为60年代初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立打下了一点基础。这一时期总体上仍处于“自在的”初级阶段。

　　2.奠立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期）。6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大变：中苏交恶，“左”倾思潮受阻，重申“双百方针”，于是在这段时间内，为国内学界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此时，笔者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三年级，对这种学术环境有切身的感受。其时，科学思潮勃起，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史热”由此兴起，我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最终催生了西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奠立。从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和外国史学史（当时忌讳用“西方”一词，多用“外国史学史”，实为“西方史学史”）教材会议的召开与立意、从那时前辈历史学家耿淡如、齐思和等为这一学科所作出的贡献、从学科设置和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从西学译介和“批判性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对西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与它在高校历史系的地位有了一种比较自觉的认识。在此尤其要提到的是耿淡如师在1961年10月发表的《什么是史学史？》（《学术研究》1961年第10期）一文，在当时还没有一篇对史学史旨意阐发的大文，因而耿师此文的问世，对那时史学史大讨论的展开，对我国日后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和当时的学科建设，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此说来，上述这些都标志着这门学科在60年代前期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短的时段，但于中国的中西史学史研究都是一个十分重要与难忘的时期，回想这段“史学史热”和史学史大讨论的岁月，现在依然会让我们史学工作者感到温暖。我当时是个大三的历史系学生，虽不能够直接参与这场史学史大讨论中去，但作为学生也是见证者。当时耿淡如师奉命主编部颁教材《外国史学史》，1961年底在上海开会，会后耿老邀编写组成员齐思和、吴于廑两位教授来复旦做学术报告，记得那天是座无虚席，精彩纷呈，我们亦有“获得感”，至今两位先生的印象还留在我的脑海中。

　　3.发展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摧毁了正在奠基中的西方史学史，待到改革开放，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它步入了“快车道”，就前列标志学科奠立的几个方面，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对西方史学史学科重要性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水平。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这门学科终于从“自在的”阶段进入“自为的”阶段。一个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迎来全面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前提离不开西学之引进，首先离不开西方史学原典的汉译。于是，西方史学原典的翻译，便成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之要务。五六十年代，西方史学史研究之落后，与当时封闭的外部环境有关，西方史学之引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改革开放，迎来了西方史学引进的第二次高潮。与30年代前后的那次高潮相比，引进的西方史学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范围上，都要大大地超越了。这里仅举一例，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逐一问世，最近又精装一起推出700种，乃是我国出版史和学术史上规模宏大极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对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同样，对于推动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居功至伟。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到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从E.H.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到G.P.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等，研究者以此撬开自古迄今的西方史学的大门。

　　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需要时间，它经历了一段不算短的过程。1949年前，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说“研究”还谈不上。1949年后的十年，曾有过一些批判性的应景时文，批判西方史家与流派，没多少学术价值。60年代前后，吴于廑的《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对欧洲历史的末世观》和《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齐思和的《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蒋相泽的《基佐的历史观批判》等陆续发表，为这一时期西方史学史研究填补了空白。

　　新时期以来，大规模的研究工作，随着译介、评述而日渐展开。改革开放之初，这方面的研究人才短缺，于是在中国学界就出现了一道颇为亮丽的风景线：“文革”后，我国老一辈治西方史学史的学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史学史发展的春天，他们虽已步入花甲之年，却个个焕发出年轻人的青春活力，抓紧分分秒秒，说要把十年荒废的时间夺回来，奋发有为，为20世纪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年轻一代的治西方史学史专业的人才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发展的道路上奔跑。

　　新时期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起始是“重评”与“译介”（或“评述”）相向而行。其时学界的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有力地推动了对西方史学遗产的重新评估，涉及到过去被批判过的西方史家及其流派，如对兰克史学及兰克学派，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现代美国“新史学派”等。在这一重评的过程中，提高了对西方史学的认知水平，辅之以西学引入的助力，评述文章的纷出，研究水平也随之上升，例举我们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之深入，可为之佐证。在我国史学界，“文革”前十七年对年鉴学派这个当时已成为西方新史学主流的史学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年鉴学派之东传，大体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他们几代人的作品大多都有中译本问世。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当然也是从介绍开始的，这首先应归功于张芝联，1978年他撰《法国年鉴学派简介》（《法国史通讯》1978年第1期）乃新时期介绍与研究年鉴学派的第一篇文章，此后自张文发表后的40年里，我国学界对年鉴学派的关注是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不断深入的一个标志，一个“热点”，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局部上都有诸多成果，涌现出了像姚蒙的《法国当代史学流派》（香港三联1988年版）这样较有深度的专著。在对年鉴学派不断深化的研究中，中国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和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其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

　　我以为，21世纪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之深入，在以下三个方面逐一展示，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今后还需继续朝着这些方面努力，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自19世纪40年代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迄今已经历了整整180年，在世界史学史上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它的起源与繁衍，它的传播与变异，它的危机与前景，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它与西方史学（即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之间的关联，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倘如是，则将进一步推动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就目前我国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于沛主编的六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出版，是值得学界重视的学术成果。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无论就其个体（如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或整体（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研究成果发表，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有起色，然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无人问津，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经验教训的总结还需深化。

　　其二，关于西方史学史之史。从事史学史的研究，而不关注史学史之史，亦即不知晓这门学科自身的历史，这是说不过去的。在此，我想起了白寿彝在1985年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时说过的话，他说，了解、研究一门学科的已有成就，实际上是对本学科的自我批评。这不是对个人，而是对这门学科已有的成果进行探讨、评论。这是我们史学史研究工作者进行自觉教育的一课。在这里的关键词是“自觉教育”，白先生“自觉教育”这一高度揭示了史学史之史对于这门学科发展和深入的重大意义，这于中西史学史皆然。我从事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多年，对此深有同感，其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撰文《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反省的历史考察》（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以后继续求索，从西方史学史之史的西方学界的古今论述，到探讨西方史学史之史的中国篇，写了近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行文至此忽然想到这篇小文，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历史考察，“对这门学科已有的成果进行探讨、评论”，在回顾与反思中，增强了对这门学科“自觉教育”的认知。因此，重视与开展对西方史学史之史的研究，对于今后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的发展与创新，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其三，关于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回顾中外史学交流史，有其久远的历史，19世纪末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更是绚丽多彩。然传统的史学史研究，不管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都是只关注史学自身问题的研究，这自然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是不够的，它还应当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即我常用的词汇“影响研究”。可喜的是，中国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入，其成果不少，比如鲍绍霖编著的《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李孝迁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论著，属于西方史学的东传史。张广智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研究》汇集国内治这一领域的学者，合力完成了这一项目，现已结项并易名为《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书不只限于“域外史学在中国”，而且也有“中国史学在域外”的篇章，将是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著作。可以预期的是，重视与加深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将为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开启一扇新的窗户，成为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与此相关的是，新时期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也有成就，出了不少成果，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深化与提高了对西方史学的认识，不再细述了。

　　此外，标志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不断深入的是国人编纂西方史学史的不断开拓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