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旧史料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上）

　　我们要认识、解释和建构历史，必须靠史料。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史家对史料重视的程度不同，但从来的史家，尤其是近现代史家，无一例外地重视史料，尽管重视的程度有所差异。史料是过往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是通往过去历史真实的唯一桥梁，是历史研究绝不可缺少的。不过，历史的真实不会自动呈现，史料自身不会说话，必须要对它发问，而历史研究活动正是史家与史料之间的反复问答。不同的史家有不同的史料观念和对史料的不同认识，史家的史料观念在历史研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不同的史料观念会导致不同的史料处理方式及结果，这自然也就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决定了历史研究实践的状况和风貌。而史家的史料观念多有差异，并非每个史家都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出现偏颇也在所难免。及时发现、思考、分析、引导史家的史料观念，应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者的责任。当前，源源不断的新史料被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开展，但如何对待旧的史料，如何评判新旧史料的价值、如何处理好新旧史料之间的关系，尚存在认识上的模糊之处，需要思考、辨析和校正，以使历史研究更加健康地开展下去。笔者曾经在《说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①一文中，对新旧史料及其价值略有涉及，今就这方面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史料的基本价值和特有价值

　　“史料价值”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尤其是在谈及史料问题的时候，但我们对“史料价值”的涵义似乎并没有深究过，这有碍于我们对问题的探讨。因此，应首先对“史料价值”一词的涵义进行辨析。

　　要辨析“史料价值”，首先应该从“价值”一词说起。“价值”一词人们通常从关系范畴的角度加以解释，指的是客体属性及功能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当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时，我们就说客体有价值，否则谓之无价值，而满足程度的大小则是区分客体价值大小的标尺。具体到“史料价值”来说，是指史料能否满足史家研究的需要，史家研究的需要体现在历史研究的问题上，即史料能否满足历史问题的需要。能否满足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程度，取决于关系的双方，一是史料是否具有用于说明历史问题的功能，二是历史研究的问题提出了怎样的史料需求。

　　从一般意义上讲，盈天地之间皆为史，一切的遗存均可作为史料，而且，凡是留存下来的，都有解读历史的潜在功用，因而都有价值。史料的潜在价值无所谓大小，因为还没有与历史问题关联起来。在这一时期，所有的史料都是平等的。当历史问题出现，各种不同的史料能否满足该问题的需要，以及满足程度的大小，才凸显出来，这时才有了史料价值大小的区分。

　　那么，所有的史料是否应该有一个相同的属性和功用呢？这要从各种各样的历史研究中寻找一个共同的需要。我们发现，追求历史的真实是所有历史研究的共性，求真是中外史学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研究追求的目标，虽然后现代主义对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以，真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需要，史料能否满足这一需要，是其价值有无的判定尺度。在这个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历史问题，不同的史料各有不同的价值，则是第二位的。因而，我们不妨把史料价值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基础价值，这一价值的判断标准是真实；二是特有价值，这一价值判断的标准是满足具体历史问题研究需要的程度。第一个标准应该是绝对的标准，第二个标准则是相对的标准。

　　对历史真实的追求由来已久，对史料真实的要求也早成为了史学家的共识。不真的历史如江河表面的泡沫，转瞬即逝；建立在不真的史料基础上的历史大厦，则如沙上建塔，即使建立起来，也会很快轰然坍塌。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史家孜孜以求地辨别史料真伪，进行艰苦的考据，思考史料不真的原因，分析史料造伪的途径，以求披沙拣金，开掘史料的信息。当史料具有了真实的属性时，方可进入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

　　我们常有这样的语言表述：这条史料具有政治史料价值，这条史料具有社会史料价值，这条史料对于研究古代的生态环境有价值等等，这样的表述所指都是史料的特有价值，是对特定历史问题解读时，史料所能够发挥的功用。伯伦汉说：“至于各个事例方面，何者可引为史料，此则与所选之题目或所提之问题有关。故问题之如何提出，其关系殊大，吾人不能不注意之也。”②他还说：“材料之选择搜罗，自当以题目为标准。过去时代之遗迹以及当前之现象，其范围至为广漠，亦惟如是乃能有所适从，定其取舍。”③此外，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表述：某种史料有补史的价值，某种史料有考史的价值，某种史料有论史的价值等等，这些都是从某些具体历史研究领域的状况，对史料特有价值的言说。

　　那么，史料价值是否会有变化？应该说，同一史料作为客体属性或功能是恒定的，但却因时代与史家的不同而变化。郑樑生说：“某一史料是否有价值、其价值高低如何等问题，并不会因研究者素质高低问题而发生变化，而是会随着研究者所研究的题目而有所不同。”④“虽是同一史料，其价值高低并非肇因于研究者素质的高低，乃是随研究者所研究题目的内容而发生变化，史料本身的价值是不变的。”⑤这显然是就史料的客观属性或功能来说的。的确，史料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其内在的属性和功能，但价值是与主体和研究需要紧密相连的，不光是“研究题目”的不同显现史料价值，“研究者素质”同样是价值显现的因素。他还说过：“史料本是一种死东西，要将它们活用，胥赖研究者的技巧。技巧的好坏将使各该史料成为利刀或钝刀。而史料之意义在于使史料能够变成史学研究的材料，亦即使它对史学研究者有所裨益。所以如果给它们分等级，则就非成为它们对研究有益之程度上的差别不可。然史料有益于研究之事，在于因研究者利用时之技巧如何而有所不同，故其等级乃因利用场合之不同而经常发生变化。”⑥他承认研究者技巧的作用，同时主张“不宜将史料分等级，而宜认为每当研究问题产生时，其能对研究提供最有力之内容者为一等，以下则按其所提供价值之程度之不等而给予假设的等差”⑦。事实上正如杜维运所说：“史料的价值，随时代而转变，亦随史学家而转变。史学家能善用史料，则史料的价值即出。”⑧这应是对史料价值较为合理的论断。

　二、新、旧史料价值的判断

　　新史料、旧史料也是史学界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但其内涵并不确切。哪些是新史料？哪些是旧史料？并未有一以贯之的确指。从逻辑上说，新史料和旧史料都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史料的“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一是相对于已见的史料，二是相对于与史料交接之主体。刚出土的文献或考古文物，固然是新史料，一个没有读过《汉书》的学生，初次相逢的《汉书》对于他来说也是新史料；原是新史料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今天已经变成了旧史料；在地上传世久远、却一直未被使用的家谱，也是新史料……新史料和旧史料都是相比较而确定的。史料的积累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史料在不停地变为旧史料。当前，新史料的主要来源大体有三：一是地下出土文献、文物和考古发现；二是虽传世但一直没有被发现者；三是已见史料中隐藏的不被当成史料者。鉴于新、旧的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使用新旧史料一词的时候，应寻找一个标准或共识来明晰该词的指称。事实上，人们一直习用的新史料之“新”或隐含的共识是相对于历史研究的某个领域的总体情况而言未曾发现或使用的史料。

　　赵世瑜在《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一文中说：“所谓新史料，主要是指在某个研究领域以往未曾发现或使用的史料，这是在比较狭义上说的，也是学术界比较普遍使用的含义。”他举例说：“回首20世纪初的新史料发现，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之所以被称为新史料，是有西学传入后的新史观为前提的。它们的对立面，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正史。”⑨笔者赞同赵先生对新史料的定义，新史料是特定研究领域内，未曾发现、未曾使用的史料。这一定义是相对于整个史学界或某一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所有史家而言的，因而具有通约性。他又举例：“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汉简的逐渐出土和利用、50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的发现和利用，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新史料。”⑩其所列举的这些史料，有些是埋在地下如甲骨文和汉简，有些则是存留于地上如明清档案和徽州文书，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没有被使用过。本文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新史料一词的，因为这样界定，有利于问题讨论的一致性，以免发生歧义，至于旧史料则是指已被发现并使用的史料。以“未曾发现或使用”标准来衡量，新史料一是指地下出土的史料——包括文字和实物的；二是指地上的史料，虽然早已存在，但未被使用的，包括文字的、实物的和口述的，或者说新史料包括出土文献、出土文物、考古遗迹、新发掘出来的传世文献、口述史料、图像史料等。

　　近20年来，新发现的地上地下的史料纷纷面世，推动了史学的大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出现了史料观念上的偏颇，其中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极为重视新史料，忽视、淡忘甚至鄙弃旧史料。这表现在对新史料缺乏考辨的情况下匆忙使用、不注重旧史料的阅读与研究、急功近利的历史研究观念等方面。

　　这种偏颇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也曾出现过。罗志田撰文指出，在近代史料观念不断扩展的同时，史学界出现了某种只是注重新史料而不读常见书的风气。有人对此趋新弃旧不满，极端者如邓之诚，则自称只用二十四史来做研究。(11)当甲骨文出土之后，许多史家对这种新出的史料纷纷叫好，但章太炎却不相信甲骨文，以至于遭到了傅斯年的批评：“不特自己不能用

　　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新材料，他还抹杀着”(12)。这些均说明当时的一些史家对新、旧史料的价值也没有一个恰当的认识和评判。

　　仅凭正史进行历史研究、极端拒斥新史料，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四大新史料的发现、新史观的影响、王国维等甲骨证史的成就，极大刺激了史学界，渐次形成了高度重视新史料的风气，亦走向了极端。不少史家刻意追求新史料，不读平常书，鄙弃旧史料，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做法。

　　事实上，即使不使用新史料，同样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取得较大成就。严耕望曾举例说明过：“前辈学人中，例如钱宾四师，很少能有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利用新的稀有史料所写的论文也极少；他一生治学，主要的是利用旧的普通史料；然而他能研究出很多新的结论。”(13)严耕望指出：钱穆的《刘向歆年谱》所根据的都是人人所能看得到的史料；《国史大纲》有人说只是根据二十四史而已；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基础是《高僧传》之类的旧史料；陈寅恪一生的论文中运用新史料写出来的也不算多，“他的主要成绩也是从普通史料中运用新史料抽绎出来的”(14)。在论及吕思勉时严耕望说到：“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诚之先生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并认为这一点也是他的著作被低估的一个原因。(15)严耕望本人就特别强调要读基本的史料书，即古代正史。他举例说：“其实即如《天文志》一般人看不懂，但也可以从中发现有用的材料，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例如唐代南疆所至，一直难有定说。我去年就从《唐书·天文志》记录各地测影所得的北极高度，非常正确的讲明唐代南疆之所至约在北纬十七度半，即近代南北越分界线相近地带。这可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发现。”(16)所以，他总结自己的治史时说：“我个人治史的路线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虽然我征引史料除正史、政书、地志之外，涉及诗文、石刻、佛藏、杂著等相当广泛，也偶引新史料，但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