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古籍整理，历朝历代都是国家主导

　　60年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是新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古籍是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重要标志。文化大国的历史和文化大部分都在古籍当中，当然还保存于古墓葬、古遗址、古文物以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国语言当中，但就其信息量的丰富、记载的系统而言，还是以古籍为第一重要。

　　古籍整理事业，伴随着古籍流传的历史，代代不绝。古籍整理事业甚至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典策文章的存亡，成了国家存亡的标志，所以历代帝王十分重视，往往命令最有学问的人主持古籍整理工作。中国的古籍整理，它的主流基本上都是国家政策主导，这是中国的传统。比如说汉代，是皇帝让做的，做了二十多年，最后把重要的典籍整理好了，定好有多少篇，这些篇顺序是什么，文字上哪个为准。定好以后，有一个书录，把这个整理的过程给它说清楚。大概的意思是要搞成一个定本。到了东汉班固写《汉书》，特别设了一个《艺文志》，把西汉刘向、刘歆整理的图书目录《七略》抄了一遍，用这种方法把西汉时期的皇家藏书记录在《汉书》里面，来表现西汉时期文化的兴盛。

　　民间的古籍整理行为也很多，但是总体上不是主导。我们在整理校勘《十三经》的时候，就把历史上的文本看了一下，唐代的“唐石经”就很好。宋代留下的文本，比较好的是官刻的单疏本、八行本。民间的版本也留下很多，通过校勘就会发现错误比较多，会用一些俗体字，比较复杂。我们现在看的《十三经注疏》诞生在南宋福建北部建阳的书坊，经过很长的时间，到了明万历年间才由皇家出版机构北京国子监正式出版。我们现在看，万历北监本确实又漂亮，又严谨。到乾隆时期，又一次被皇家出版机构武英殿刻印，文字规范，焕然一新，每卷都有《考证》。历史上正史的整理，也都是政府主导的，明代南京国子监刊刻了“二十一史”，北京国子监也刊刻了“二十一史”，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刻了更为精美的“二十四史”。殿本“二十四史”同样每卷后面附有《考证》。这个《考证》基本上属于校勘记。所以说，就历史来看，主干性的古籍整理几乎都是国家主导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抓古籍整理，命令顾颉刚先生负责“二十四史”点校，就与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刻“二十四史”以及纂修《四库全书》前后相应。整理“二十四史”，虽然当时也说要“古为今用”，也说要“批判地继承”，要剔除封建糟粕。“二十四史”里面有没有糟粕？肯定有，但当时没有剔除，主要还是传承。现在没有发现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去掉了哪一段。不管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府主导“二十四史”点校，是历史的延续。

　　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其实也与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古籍整理事业相承接。国家行为、国家意志，历朝历代都是第一。古籍小组成立，带有象征性，不光是做实事，也意味着国家的一个走向。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内涵也前后一贯，体现了新中国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国家古籍小组的成立，是国家贯彻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方针的具体措施。古籍小组制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则体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国家指导性意见。整理出版什么古籍，如何整理，如何出版，都由古籍小组的规划来体现。当然规划只是指导性的，还可以由古籍整理工作者和出版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来选题。上下呼应、上下补充，形成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历史，也构成了新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一部分。与历史上的古籍事业相比，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无论就规模还是就优秀成果的数量看，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从而体现了中国文化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新的高度，与古籍小组的指导与推动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文革”中古籍小组中断工作。1981年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作出批示，不久，中央恢复古籍小组，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许多省市成立专业古籍出版社。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周林任主任。在这一年，许多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再加上1978年已经开始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就形成了古籍善本的普查鉴定编目、古籍标点校勘注释汇纂、古籍出版配套成龙的大好局面。古籍整理事业步入了快车道，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一大批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发展抓住了难得的时机，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同样抓住了机遇，这当中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表现尤为突出。在保持新时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本色方面，我认为是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化的走向和色调问题，是件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古籍工作者应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陈云同志说古籍整理事业是关系子孙万代的大事情，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是非常深刻的历史命题。我们说古籍整理事业要上升到政治高度，也并非夸大其词。今天我们纪念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60周年，其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我的感受是，个人的爱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政府想做的时候，个人才有机会做。如果政府不想做，个人想做，也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很艰难，并且只能做小的，不能做大的。

　　我个人的学习过程，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发展历程有直接关系。1981年中央下发古籍整理文件，我这一年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1983年全国大学成立了十几个古籍所，山东大学古籍所也在这一年成立，山大校长吴富恒任所长，创始人董治安先生任副所长。1985年全国的古籍所开始招研究生，根据教育部古委会精神，第一届招生招的是研究生班，我考上了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1987年毕业留古籍所从事科研工作，做王绍曾先生的助手。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王绍曾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个项目是中华书局约稿，也是国务院古籍小组规划项目、高校古委会规划项目。

　　2008年我当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四届），那年45岁，大概是其中最年轻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近十年来参与古籍小组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在古籍规划的制定、古籍项目的评审、古籍奖项的评审和古籍编辑培训方面都发挥了力所能及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与古籍出版界的同志们交流更多了，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对我的教学科研工作有很大促进，也提高了我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认识。在此，我对帮助过我的很多人表达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