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表述（下）

　　二、“古代”的含义与“古代史”的不同界说

　　言及“古”，人们常会联想到“今”。“古”与“今”的时间范围是相对的，尤其是涉及到“古”与“今”之间的时间界线时。一般而言，20世纪以来的学术界言及“古代”时，大多是指与“近代”相对的一个时间概念，因此“古代”的下限，也即“近代”的上限。不过，在不同中国历史撰述之中，“古代”一词的内涵及“古代史”所指的时间范围又有不同。

　　1894年，市村瓒次郎在《支那史要》一书中，将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和“今代史”五段，其中“古代史”的时间范围是从远古到秦统一六国。此处“古代史”所指的时间范围，基本上等同于后来出现的中国历史撰述中“上古史”的时间范围。即使以朝代更迭的模式记述中国历史的著作，有的也将这一时间范围作为“古代史”来记述。1905年，江西《安福汇报》登载了“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目录”及部分章节内容，其中前三篇为“中国之古代”“秦汉三国时代”“晋及南北朝”，而“中国之古代”又分“唐虞三代”“春秋战国”加以记述。(37)1946年，徐进出版了《中国通史》，该书共分四编，即古代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其中“古代史”从中国历史的“序幕”一直记述到秦统一六国。(38)1940年代中后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此前一百多年间的史料观念变化、史学研究成绩等加以系统评述，他在论述“断代史研究的成绩”时，将秦统一以前的中国历史直接称为“古代史”，他指出，“中国历史的断代，普通都分为：古代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39)他在该书中又设专章论述“古代史”研究的成绩，在具体行文中，有时也将“古代史”与“古史”互用。当时胡绳也撰文梳理了1941-1945年间的历史研究成果，他指出可分成“先秦的古代史”“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中古史”和“近百年的现代史”三部分来“检阅这五年间历史研究的丰美的果实”。在古代史方面，他历数了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人的古史撰述。(40)胡绳此处所指的“古代史”，也指一般意义上的“先秦史”。当然，对于“上古史”的时间范围界定不同，与此相对应的“古代史”的范围也就不同。例如，罗香林在193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高级中学本国史》，他在书中指出自太古至战国末年为“上古时期”，然而在具体行文中，他又将这一时期分为“史前史”(唐虞以前)和“上古史”(夏、商、周时期)两大段加以叙述。后来该书更名为《中国通史》在台湾再版，关于“史前史”的时间范围并未改变，但在目录中，将夏、商、周三代的“上古史”更名为“古代史”。(41)因此，更名后的“古代史”，实际上就等于“三代史”(包括东周时期)。

　　刘师培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国学保存会于1905-1906年出版，该书记述了自上古至西周的中国历史，其中对“古代”时间范围的界定，值得注意。书中有“古代之地理”“古代之政治”等称谓，刘师培特意指出，“凡所谓‘古代’者，由上古起，至殷代止”(42)。刘师培之所以用“古代”一词表达西周以前的中国历史，是因为他认为周代之制，多与古代不同。与市村瓒次郎的“古代史”及当时较为流行的“上古史”的时间范围相比，刘师培缩短了“古代史”的时间范围。

　　实际上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撰述之中，“古代”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不同史家自有各自言说。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则纲考察了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教本中划分时代的问题，然后指出：“所谓‘古代’二字，实暗示人们一个邃深悠远的意味，令人见之，颇有荒渺难稽之感……如果像我们现行为历史教本，所分的阶段，大半是‘上古’、‘中古’、‘近古’等等，一个‘古’，两个‘古’，三个还是‘古’，这些‘古’的里面，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而且‘古’的范围，亦至无定。”(43)正是由于“古代”指示出一个“游移不定”的范围，李则纲甚至怀疑，在历史教本当中“要不要使用这种涵义模糊，游移不定的概念”(44)。在历史撰述之中，对于关键性词汇涵义的界定，能否确定一个一致的标准，也成为时人讨论的话题。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五种社会形态说”撰写中国通史的著作逐渐出现。该类著作中，有的以“古代社会”(“古代史”)特指“奴隶社会”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翦伯赞于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其中第三章以“古代社会”为名，指的是殷代奴隶社会。20世纪80年代末，张传玺将该书加以校订后，改名为《先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章标题改为“奴隶社会”。饶有趣味的是，200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翦伯赞全集》，其中《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第三章标题又改为“古代社会(奴隶社会)”，虽然该书中“古代社会”所表述的时间范围并未变更，但由“全集”中所收的《中国史纲》来看，直接在章节名称中就反映出翦伯赞的“古代社会=奴隶社会”这一基本观点。

　　侯外庐与翦伯赞的行文表述类似，也使用“古代社会”这一称谓代指奴隶制社会。所不同的是，二人关于奴隶制社会下限的认识不同。虽然当时侯外庐并未撰写中国通史，但他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一书，对上自殷商、下迄周秦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侯外庐看来，所谓“古代社会”包含“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因为侯外庐“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在文献上言，即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指奴隶社会”(45)。

　　20世纪50年代，张政烺在北大讲授先秦史。由1952年讲义来看，他将“先秦史”分三部分进行讲授，即原始共产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西周春秋——初期封建社会的形成；战国——初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转向)。此处的“古代社会”，即指“奴隶社会”。(46)因为张政烺在此采用“西周封建论”，并且他将夏代归入“原始共产社会”之中，所以“古代社会”又特指有商一朝。1959年的讲义，他仍分三部分进行讲授，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显然，在词汇使用方面，此时已将“古代社会”更改为“奴隶社会”，并且从时间范围来看，这里的“奴隶社会”指的是夏王朝、商王朝及西周时期。关于封建社会的起点，张政烺从“西周封建论”改为“战国封建论”，并且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四七五年到公元一八四〇年”。(47)张政烺1952年、1959年的先秦史讲义，后经整理，收入《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之中。该书“出版说明”提到，“五十年代时北大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程，系教研室共同讨论授课提纲，体现了当时主流史学观点。因此，讲义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和表述，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48)。这两份讲义中表述细节的变化，从“古代社会”更名为“奴隶社会”，从“西周封建论”(范文澜等人持此观点)改为“战国封建论”(郭沫若是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也多少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及时人的不同看法。

　　周谷城曾于20世纪30年代末出版了《中国通史》，至50年代中期，他又将此书加以修订、再版。1955年12月，《中国通史》上册由上海的新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一篇”为“古代中国：从人与自然的斗争到阶级的尖锐对立”，时间范围是“由商以前到西汉末”，这一时期是“并立诸族演成统一帝国之过程”(49)。此书第二至四编依次为“中世前期”“中世后期”“近代中国”，所采用的称谓，受上述“三段分期法”的影响，但时间范围与“三段分期法”有明显的不同。1957年8月，《中国通史》上册再次修订后，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版第一编的名称直接改成了“古代史”。周谷城之所以提出此观点，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他以“历史即斗争过程”的视角分析“古代史”的发展历程，认为“古代史”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奴隶同奴隶主的阶级斗争过程”(50)。而关于“古代史”的下限究竟应该定在何时，周谷城也是从封建剥削的角度加以论证。因此他所指的“古代史”下限，也即封建制社会的上限。此观点后来逐渐演变成通常所谓的“东汉封建说”。与翦伯赞、侯外庐所使用的称谓类似，周谷城所指的“古代”主要也指奴隶制社会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但在具体时间的起讫范围上，涉及到对封建制社会上限等问题的认识，因此三人所指的奴隶制社会的时间范围均不相同。第二，他将“古代中国”置于“古代世界”的整体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认为古代中国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发展进程相似。周谷城后来回忆自己的这项研究，认为从“全局”与“部分”的关系加以审视，他之前所得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他说：“我把秦汉当作奴隶社会的高潮，是工商业奴隶主的时代，把我所理解的世界古代史一对比，我的讲法似较近真。我认为全局决定部分，我国的古代不会与世界的古代相差很远。”(51)

　　与周谷城的处理方法相似，何兹全也将“古代史”下限与封建社会的起点联系在一起。只不过何兹全认为封建社会始于汉魏之际，因此他将“古代史”的下限定于东汉末年。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师大和辅仁大学合并，两校历史系也合并成一个系。在具体的教研组设置方面，中国史由远古到鸦片战争前一段，分设两个教研组，远古到唐中叶为第一教研组，由何兹全任主任。1956年12月，由杨钊编写的《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远古至战国》作为“内部交流”讲义开始印发。次年5月，何兹全编写的《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秦汉至唐中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讲义中将远古至东汉末年之间的历史统称为“古代的中国”，将三国至唐中叶之间的历史称为“中世纪初期的中国”。之所以如此称法是“因为当时对中国古代史下限划到何时，中世纪何时开始，分期问题还没解决，于是就混称之为‘中国古代及中世纪’”，但“汉魏之际封建说”已隐含其中。(52)20世纪90年代初，何兹全又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他不同意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古史分期观点，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以部落为基础的早期国家进入古代社会的时期”。他在此处所指的“古代社会”，“就是一般常说的奴隶社会”。这是借用了马克思的提法。他提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所说的古代的生产方式就包括我们今天常说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但他就用了个‘古代的’而没有用‘奴隶制’。我认为马克思用得好”(53)。

　　按照以往的观点，在多种中国近现代史论著中，大多将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现在也有新的关于中国近代史起于何时的观点，此处暂且不论)，因此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均被视为“古代史”。此种观点，可看作是广义的“中国古代史”。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中国史学会的主持下，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写了《中国历史概要》，该书于1956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分为“古代的中国”“近代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三部分，其中“古代的中国”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间范围从远古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古代史”下限的时间点，涉及到了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的社会性质不同。而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古代史”下限的观点，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著作中较为流行。

　　阐释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表述问题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历史分期问题。“由于时间是历史的素材，历史首先是连续的”，但它也被许多变化所左右，因此长久以来不同学者“试图标记以及定义这些变化，并且在连续性中将它们分割成诸多的切面”。(54)历史分期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见仁见智的课题。有的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有的是以唯物史观等其他历史观为指导，所得分期结果自然有所不同，因此对“古史”也会有不同的称谓表述，由此也反映出不同学者对古史的各自认识。但相异之中，也有共性，这也表明时人对古史基本特点的整体认知。

　　使用“古史”一词，不应以今日通行的“古代史”概念统称，而应返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形和文本语境中。例如，学术界常言的郭沫若“古史研究”，主要是指郭沫若对殷周历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先秦历史或广义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再如，“古史分期”又有广狭二义，有时指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有时又指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间的分期。因此应结合具体的语境，对“古史”一词加以使用。

　　每一时代都有编纂中国历史之需求，当今学术界如何编纂具有时代特点的中国历史，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发展体系加以阐释。换言之，在正式编纂之前，要有一个理论阐释体系作为基础。因此回顾和审视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对“古史”的不同表述，不仅对当今的中国古史编纂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建构中国特色的古史观的理论结构和知识体系也颇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参见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朱绍侯：《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张越：《“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等。

　　②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续)，《北京大学日刊》第117期，1918年4月22日。

　　③章嵚：《中华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93页。

　　④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第11页。

　　⑤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题记”第1页。

　　⑥徐喜辰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古时代》(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题记”第1页。

　　⑦萧一山：《史学之研究》(续)，《学汇》第285期，1923年8月22日。

　　⑧《中国通史讲演大纲》是萧一山于1925年至1926年在清华学校的授课讲义，当时并未正式出版，仅于1926年铅印。北京首都图书馆有藏，一函两册，馆藏号：丙二3142。另，有关该讲义的编纂缘起及内容旨趣，可参见王兴：《萧一山〈中国通史讲演大纲〉述论》，《学术研究》2019年第10期。

　　⑨萧一山：《中国通史讲演大纲》，1926年版，铅印本，第18-19页。

　　⑩萧一山：《历史问题》，《革命与战争》1941年第8期。

　　(11)李则纲：《历史教本划分时代之检讨》，《教与学》1935年第1卷第4期。

　　(12)《图书介绍：中国通史要略》，《图书季刊》1944年新第5卷第2、3期合刊。

　　(13)李则纲：《历史教本划分时代之检讨》，《教与学》1935年第1卷第4期。

　　(1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49页。

　　(15)吕思勉：《先秦史》，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1页。

　　(16)李泰棻：《中国史纲》，武学书馆，1922年版，第58页。

　　(17)吕思勉：《先秦史》，第3页。

　　(18)[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1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第24页。

　　(2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解题”第2页。

　　(21)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文学副刊》第208期，《大公报》1932年1月4日。

　　(22)吕振羽：《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见《吕振羽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4页。

　　(23)谌小岑：《读〈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读书生活》1934年第1卷第2期。

　　(24)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46年版，第151页。

　　(25)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上)，《读书月报》1940年第2卷第4期。

　　(26)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生活书店，1945年版，“序”第1-2页。

　　(27)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3期。

　　(28)蔡美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前前后后》，《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

　　(29)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序》，文风书局，1943年版。

　　(30)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序”第1、5、6页。

　　(31)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142页。

　　(32)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前言”第2页。

　　(33)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前言”第7-8页。

　　(34)季子：《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兼评中外作者对此问题的意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创刊号。

　　(35)杨东莼：《开明新编高级本国史》(上册)，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15页。

　　(36)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华北大学印，1949年，“几点声明”第2页。

　　(37)《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目录》，《安福汇报》1905年第2卷第7期。

　　(38)详见徐进：《中国通史》第1编《中国古代史》，国民图书公司，1946年版。

　　(3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88-89页。

　　(40)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新文化》1946年第2卷第5期。

　　(41)详见罗香林：《高级中学本国史》(上册)，正中书局，1938年版；罗香林：《中国通史》(上册)，正中书局，1977年版。

　　(42)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9册)，宁武南氏校印，1936年，第12页。

　　(43)李则纲：《历史教本划分时代之检讨》，《教与学》1935年第1卷第4期。

　　(44)李则纲：《历史教本划分时代之检讨》，《教与学》1935年第1卷第4期。

　　(45)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书店，1948年版，“自序”第2页。

　　(46)详见张政烺：《先秦史讲义》(1952年讲授)，《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58页。

　　(47)详见张政烺：《先秦史讲义》(1959年讲授)，《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第159-324页。

　　(48)张政烺：《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出版说明”第3页。

　　(49)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1页。

　　(50)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51)吕涛、周骏羽编：《周谷城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52)何兹全：《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自序》，见《何兹全文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93-1694页。

　　(53)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见《何兹全文集》(第3卷)，第1236页。

　　(54)[法]雅克·戴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杨嘉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