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五行类佚籍的独特价值

　　马王堆汉墓历史上并没有被盗掘过，保存相当完整。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一系列重要信息得以全部保留。

　　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丙篇、《阴阳五行》甲乙篇以及《出行占》等五行类数术文献，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几种帛书的整理进度远远落后于同墓所出其他文献。历经三代学者40年的接力整理，这批佚籍最终在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完整公布，它们是业已完整公布的出土文献中，唯一一批出自科学考古发掘的高等级墓葬的五行类数术佚籍，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权贵墓葬

　　数术高级而复杂

　　马王堆汉墓的等级很高。二号墓的主人是曾任西汉长沙国丞相的轪侯利苍。一号墓埋葬的是利苍的夫人。而出土帛书的三号墓，墓主则是利苍的儿子，一般认为是第二代轪侯利豨，也有学者认为是利豨的兄弟。总之，马王堆汉墓是轪侯的家族墓。利苍是汉惠帝年间受封的侯爵，位居西汉开国功臣之列。他的封户达七百户，在当时的侯爵里排在一百多名，这在统治集团中位次已然很高。这种西汉开国功臣、地方大员的家族墓葬本不多见，能出土书籍的则更少。数术是应用性的技能学问，因使用者身份的不同，其用途会有差异，具有较强的社会阶层属性。墓主人身居高位，他生前使用的数术书，自然与普通人不太一样。

　　目前发现的先秦秦汉五行类数术文献，绝大多数是“日书”。“日书”类似今天的“黄历”，是老百姓在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俗务中选择时日方位的书籍，其内容一般反映百姓的生产生活状态。而马王堆帛书五行类佚籍作为供权贵使用的文献，很多内容与“日书”存在较大差别。例如，《刑德》《阴阳五行》诸篇帛书中有很多军事占卜的内容，这属于高级军事将领关注的事务，绝少见于民用“日书”。再比如，帛书中的土工与祭祀选择术，比“日书”更多也更复杂，土工选择关乎营造宫室，祭祀选择关乎祠祷神灵，权贵阶层当然对这些事情更加关注。除此之外，这些帛书的数术内涵也比一般“日书”更为丰富。例如，帛书中有一类专门的占卜“刑德占”，系根据刑、德、太阴等神煞的运行进行军事占测。这些神煞是精心编排的，按照专门设计的历法有规律地移动。这种成体系的占卜，较之“日书”，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操作方式都更为复杂。如果把“日书”看作大众熟知的科技常识，那么马王堆五行类佚籍就关乎国防技术，代表当时的科技前沿，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学术价值。

　　　全然面世 文本周详而系统

　　同时代的墓葬中，在等级方面能与马王堆汉墓比肩，且又出土数术书的，只有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灶墓、湖南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以及最近发现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虽然这三座墓所出五行类佚籍的价值或许并不亚于马王堆，但由于种种原因，或保存状况不佳，或释读难度较大，或整理时间尚短，它们均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整理并全部发表。马王堆帛书也许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独享“全然面世”的殊荣。

　　“全然面世”，对于出土文献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出土文献的很多内容，只有在看到全部材料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客观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此前帛书没有完整发表时，仅根据零星公布的残章断片，是无法探究《刑德》《阴阳五行》诸篇关系的。如今看到帛书全貌，这些佚籍之间复杂而系统的联系方能得以揭示。《刑德》甲篇的部分内容是据《刑德》丙篇增订修改而成。《阴阳五行》乙篇则是选取《阴阳五行》甲篇、《刑德》甲丙篇的内容整合而成。《刑德》乙篇又是据《阴阳五行》乙篇内容，按《刑德》甲篇的格局重新抄写的。这几种五行类佚籍基于同一套数术理论编制，于秦末汉初数十年间陆续抄写，是处于修订改编过程中的几部“样稿”，是一组不断发展变化的专门技术知识的“切片标本”。通过这些“标本”，可以窥见古人编纂这类技术性文献的动态过程，复原他们的撰写方法，体察他们的思维模式。

　　另外，“全然面世”对于残损帛书的复原也十分重要，因为发表越是完整，越能根据数术理论的系统规律确定残缺部分的内容，复原的可能性就越大。《刑德》《阴阳五行》诸篇有不少与文字配合的数术图像，虽然有些图像残损十分严重，但因为属于同一套理论体系，所以依然可以根据数术规律将它们复原。通过帛书提供的丰富的图表文字信息，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同一种数术可以有图像、表格、文字三种表现形式。古人在文本传抄的过程中，会根据客观情况，选择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也是对古代数术文献传抄过程的新认识。

　　　科学发掘 信息完整而可信

　　马王堆五行类佚籍之独特，还缘于这是一批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献。马王堆汉墓历史上并没有被盗掘过，保存相当完整。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一系列重要信息得以全部保留。这些可信的考古证据又可与帛书文字相互印证，大大提高了这批佚籍的学术价值。

　　马王堆二号墓出土了“利苍”“轪侯之印”和“长沙丞相”三枚印章，三号墓还出土了“利豨”封泥。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确定墓主人，也就是帛书使用者的身份以及他们生前的活动区域。三号墓所出遣册木牍写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可以推算出该墓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帛书《阴阳五行》甲篇有“廿五年”“廿六年”等，为秦始皇纪年。《刑德》甲篇有“今皇帝十一年”，为汉高祖纪年。《阴阳五行》乙篇则有“甲寅今元年”，为吕后元年。利用这些年代信息，不但可以建立帛书传抄的完整年代序列，而且可以确定它们被使用的关键时间点。

　　时间、地点、人物均十分清楚，这批佚籍的历史背景就不难探求。《阴阳五行》甲篇的秦始皇纪年，是帛书使用者特地标注在相关占辞之下，用以检验这些占卜是否与秦统一战争的实际情况相符。《刑德》甲篇汉高祖的纪年，则与那一年汉军讨伐代相陈豨的战事有关。由此线索进一步探寻，可以知道《刑德》甲篇的部分占辞就是根据讨伐陈豨之战的实际战例编写的。若非经由考古发掘，揭示这些文本背后的历史恐怕不会是件轻松的事情。

　　科学考古发掘的马王堆五行类佚籍，还可以成为出土文献辨伪的标尺。我们知道，北京大学藏汉简，从形制、内容等方面来看，很可能也出自高等级墓葬。可惜这批竹简并非科学考古发掘品，因此有些学者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篇有一章，是久已散佚的《堪舆》。北京大学藏汉简中恰好也有《堪舆》。两相比勘，两者不但核心内容大体一致，就连部分小章节的编排顺序也是一样的。汉简入藏北京大学时，帛书本《堪舆》尚未完成拼缀整理工作。先入藏的非科学发掘品与后发表的科学发掘品能相互印证，足可以证明北京大学藏汉简绝非伪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