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文献编纂活动对中华学术传统的贡献

　　两汉是中华民族学术繁荣的时代，无论是典章制度、文学艺术，还是经学、史学、天文、历算、农学、医药等，都得到了创造性发展，也为后世学术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本范式。刘向（公元前79年—公元前8年）作为西汉后期著名的学问家，在经学、史学、文学、文献学等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刘向领校皇家藏书二十余年，整理出万余卷先秦至西汉的典籍，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典籍校雠编纂流程，世称“刘氏程式”，建构了古文献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基础框架，被后世尊为思想大家、学术楷模。关于刘向的学术史贡献，后世学人对校雠学、目录学、分类学等学科理论有了比较成熟的探讨，但对刘向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始终较为薄弱，除荣孟源、韩仲民、曹之等先生在其通史性编纂学著作中有所提及外，学人涉猎甚少。因此，以西汉社会的政治、学术环境为视角，梳理刘向文献编纂实践，分析其文献编纂体式与方法，勾画中国古典文献编纂学的早期建构历程，追溯中华学术传统的起源、发展和播迁十分必要。

　　考古证明，从文书档案到书籍传播，从甲骨文、钟鼎文到竹木简册，文献的形式和载体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转变历程。尤其是“学在官府”向“学在四夷”的转变及“士阶层的形成”，催生了书籍的初兴和发展。然而，秦始皇颁布“挟书律”、焚书坑儒，使存世典籍几乎丧失殆尽。汉王朝一反秦制，三次大规模的文献征集活动贯穿西汉二百年间，形成“书积如丘山”的景观。面对图籍繁杂、堆放凌乱，竹木简散乱、脱落，“颇散亡”的威胁，刘向奉汉成帝之诏，主持皇家藏书整理活动长达二十余年。

　　在此期间，刘向对皇家每一种藏书的校雠、编纂工作都是在周密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从策略上看，刘向首先将官藏典籍按其性质划分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大门类，同时注意选拔学有专长的专家参与，并借助朝廷的诏令使其校理编纂群书成为一件严肃而又宏伟的事业；从分工上看，“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从组织形式上看，采取总纂、主校、参校三级分工模式，并建立了层层隶属但又各负其责的制度。刘向、刘歆先后任总纂；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为主校；班斿、杜参（或富参）、房凤、王龚、（臣）望等为参校。

　　经过长期的辛勤工作，刘向官藏文献整理团队不仅使每一种上古三代至秦汉的传世典籍有了定本，而且在文献校雠、编纂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的群籍校理程式与编纂方法，其校理程式分四个步骤：网罗中外藏本，校雠篇章文字，确立各书定本，编纂典籍目录。其编纂方法为五个方面：比勘各种异本，择善而从；甄别学术异同，另行编纂；梳理单篇散材，编定新书；创制内、外、杂篇，区分意旨；分辨语词音义，训诂相通。统括之，“校雠+编纂”的刘氏程式主要体现在编书与编目两个方面：编书是指刘向的文献整理，不仅是对各种典籍的校勘、订讹、辨误，而且要对每一种典籍进行编纂，即编定内容、编定篇目，甚至要编定书名，以形成定本；编目即指每一种典籍编成定本后，要编纂叙录，同定本一起上奏朝廷；编纂分类目录，供朝廷统揽。

　　刘向文献编纂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文献学上与中华学术史上功绩显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构了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刘向近二十年的校雠、编纂实践，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文献整理经验，更重要的是在理清校雠编纂具体工作环节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理性的思考，表现出了可贵的自觉性。刘向有计划地网罗众多古籍版本、有目的地设定六大群书类别、有条理地规范校雠步骤和方法、有把握地辨别典籍真伪、有程式地编纂每书叙录等，说明刘向对古文献整理编纂活动经历的版本、校勘、辨伪、目录、分类过程的认识已经升华为理性思考，这标志着古文献学的逻辑建构由萌芽逐渐走向成熟，由分散的实践逐渐走向理论的集合。刘向全面校理编纂西汉国家藏书的实践，一方面解决了古文献在长期流传和积累过程中出现的“原本性和完整性”“可读性和可解性”“庞杂性和无序性”等突出问题，实现了对古文献进行科学有效的实证、解释和揭示；另一方面通过对实证、解释、揭示文献所运用的版本、校勘、辨伪、编目、叙录、分类、编纂等手段进行考索与研究，从方法和理论上探寻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文献整理编纂规律，使其分支学科校雠学、版本学、目录学、辨伪学、编纂学的理论边界更为清晰，构筑了古文献学的基本框架，尤其是建立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理论范式。

　　开创了我国古书流传的定本时代。刘向的文献编纂实践，总括之，即在校雠完每一种典籍之后，要“除重复✕✕篇”“定著✕✕篇”，编定内容、编定篇章的前后次序并列出篇章目录、编定书名、编写叙录或序，这样就形成了个人文集或类别总集定本，使全书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最终确定。从此以后，简帛书籍的体例最终形成并奠定了我国书籍制度的基础，结束了先秦西汉典籍单篇流传、书无定型的散乱形态，使古书的流传进入“勒成一书、编排有序”的定本时代，让文本传播以更加规范的形态登上文化传播的历史舞台。定本的形成，不仅为汉朝大一统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后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造了典型范式。这一划时代巨变影响了中国书籍史两千多年，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沿用刘氏父子确立的书籍制度。

　　贯穿了可贵的学术包容精神。整理皇家藏书、进行典籍编纂是刘向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汉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之学三股学术力量相互冲撞，对六经的理解与阐释成为当时学术的焦点。学术思想的传承、创新、争论，又和文献的传流异途、文本分歧与阐释的差别密切相关，致使文献整理和编纂成为西汉学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可见，在此背景下，刘向父子的文献编纂活动对繁荣西汉文化学术而言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作为西汉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向在以是否“合于六经”作为书籍评判标准的同时，并没有对其他诸子学派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认定诸子百家同出一源，“亦六经之支于流裔”，当纳入六经的学术体系之中。其充分肯定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子的学术思想都有合于六经之处，诸子学与儒家经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了先秦至西汉诸子百家从相互辩难到融合、统一的历史进程，体现了汉学与中国学术的进步。同时，他还用古文经学校勘今文经学，把今古文经学著作并列编排，既梳理了西汉经学文献，又体现出一种学术的宽容。刘向在文献编纂过程中，注意吸纳不同学术观点、不排斥其他学术流派的治学态度，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来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刘向不仅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文献学家、思想家，也是西汉实际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始终关心朝政，心系天下，把上书、封事、著述当作劝谏皇帝治国安邦的方式，一生不停地为刘汉政权寻求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他劝谏皇帝“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数困于谗而不改其操”。他充分利用在天禄阁校雠、编纂皇家藏书供皇帝阅读的大好时机，始终将“合于六经”“阐释义理”作为评论典籍、编纂谏书的标准，一方面及时上奏编校每一部好的典籍，以期实现借书进谏的目的；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创设以儒家经学为主导、诸子学为流裔的西汉学术思想体系，追求汉文化上的大一统。不仅如此，刘向编纂的《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更是“以著述当谏书”，用毕生精力诠释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民之心、济世之情与报国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