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金文学成为国际显学

　　所谓金文，是铸造或镌刻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的时代跨度很大，但主要产生于商代后期至秦汉。在不同时期的古文字资料中，先秦（商代至战国）金文尤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先秦时期文献匮乏，金文就成为研究当时文字发展、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此，金文学对于古文字、商周史研究有重大学术意义。

　　进一步明确金文学研究对象与课题

　　人们常常认为金文就是西周文字，书法家也习惯将金文看作大篆或籀文，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上述这两种看法都不严谨。“金文”这个术语，只是强调其载体是青铜器，其内涵实际包括商代文字、西周文字、春秋文字、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等不同时期的古文字。

　　金文学是研究金文的学问。“金文学”这个学科名称或者说术语，并不像其兄弟学科如甲骨学、简帛学等那样深入人心。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金文研究传统上被纳入“金石学”领域，发端于汉代，发展于宋代，兴盛于清代，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与碑刻、玺印、砖陶文之学混杂在一起，未成为独立的学问。而甲骨文、简帛文字，直至清末民初，凭借殷墟甲骨、流沙坠简（罗布泊、敦煌、居延等处的简牍）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界关注，分别建立专门之学，并迅速发展成为国际显学。其二，近代以来，金文研究附属于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同时又被看作青铜器学的部分工作。上述学科不断发展完备，金文学却未能凸显。实际上，从学科性质上看，金文学与甲骨学、简帛学类似，理应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受到学界的重视。

　　近代以来，学者一直将金文学作为专治金文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学问。较早使用“金文学”这一术语的学者是梁启超。他在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在金石学下专门讲到“金文学”和“龟甲文之学”。

　　目前，对于金文学的研究对象和重要课题，仍很有必要做较明确、系统的阐述，以引起学界的更大兴趣和关注并促进该学科的更好发展。

　　金文学的研究对象应以商周秦汉的金文为主，兼及青铜器形制和纹饰，其重点又是商周金文。金文学与青铜器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但研究对象各有侧重。青铜器学的研究对象，以器物形制、纹饰、工艺为主，兼及铭文，适与金文学互补。在严格意义上，金文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纯粹是铭文，然而在断代、器物命名等专题研究中，仍需借鉴青铜器学在形制、纹饰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从文字载体上看，其范围要比金文学大得多，除了金文，还包括甲骨文、简帛文字、玉石文字、玺印文字、陶文等。但古文字学、金文学虽然都研究金文，其课题或研究目标却不完全一致。古文字学致力于文字考释和文字学理论的探索；金文学除了进行文字考释和训诂外，还须做大量商周史研究工作，探讨当时的国家社会、礼仪制度、人物史事。所以，从研究对象来看，金文学既是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分支学科，同时又是与多个学科有密切联系的交叉学科。

　　目前，甲骨学、简帛学（或简牍学）分别有较多通论、概论或学术史专著，基本说明了这两门学科的要旨和体系。金文学的重要课题或亟须解决的目标，是系统阐述这门学问的理论框架，建立较完备的学科体系，这项任务可通过撰写《金文学通论》《金文学概论》一类著作来完成。

　　金文学体系以分期与分域为重点

　　由于研究对象在时空分布上跨度很大，金文学体系的构建要综合考虑到分期、分域两个方面。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初序谈金文整理之方法，“窃谓即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最早提出分期、分域理论，诚为卓识。

　　20世纪30年代以来，金文分期工作已由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等著作奠定基础。其方法大抵如郭老所言，除依据铭文本身透露的王名、人名、事迹等直接信息外，还可从字体、语言风格及器物形制、纹饰等方面加以判断，并辅以历日的关联和推算。此外，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以及王世民与张长寿、陈公柔合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则主要从器物型式、纹饰角度进行铜器断代。夏含夷《西周史料：铜器铭文》则从历日排谱角度将西周金文归入各王世。上述成果在周代铜器断代、金文分期方面成绩斐然，特别是郭老发明的“标准器”断代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首要方法。对于殷金文的分期，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分期断代研究》做得完备细致，也基本采用标准器断代法，并进行字体的分期断代研究。春秋、战国金文的系统分期断代工作仍有待完善，但凭借新材料的推动并结合分域研究，其前景值得期盼。

　　金文分域工作也在20世纪30年代由郭沫若率先取得突破性成绩。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搜集“列国”金文161篇，考证分属32国，时代基本在东周，并进一步分为南（江淮流域）北（黄河流域）二系，概括为“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至今仍极富启发意义。1949年以后，李零基于考古材料编著的《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也反映了学界对该领域的重视。

　　近年来，学界在分域整理青铜器、金文材料方面也有较大成绩。目前，商周金文分域体系仍有必要系统探讨和进一步构建。一方面，殷、西周金文有必要在内外服框架中分族、氏进行梳理，既应重视外服诸侯制作的铭文，又得深入考证金文所见内服贵族的族氏。另一方面，春秋、战国金文尚需系统、细致辨别列国文字，识别其各自特征及相互影响（如楚系、齐系文字对周边的辐射与浸染），从整体上建立较合理的东周金文分域体系，为研究者提供方法和理论上的借鉴和依据；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的大夫作器渐多，相关金文材料归属于何人何氏，也要重点研究。总之，金文分域研究要兼顾国别、族氏、职官、姓氏等方面，方可做到深入彻底。

　　探讨先秦时期社会结构及演变

　　金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考察和探讨先秦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如前文所述，金文学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古文字本身，也涉及文字背后的人物、制度、社会。前辈学者已很重视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金文。近年李峰《西周的政体》反映学者在此方面的持续努力。金文跨越了殷周秦汉的漫长历史时段，真实记录了商周贵族社会的诸种细节及其向战国秦汉官僚社会的转变过程，并且具备其他古文字材料未见的族氏（如族徽）、制度（如册命）、史事（如西周厉王时鄂侯的叛乱）等历史信息，对于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国家与社会形态来说，的确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重要史料，通过梳理、分析金文材料，可以构建先秦不同时期的社会“金字塔”，并了解其运行机制。

　　综上所述，金文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从传统金石学脱胎出来、亟待完善其理论体系的“新学科”。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问世，金文学迎来快速发展的契机，并会大力促进古文字、考古、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金文学的概念之所以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原因较多，但主要原因还是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和重要课题尚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思考。从学科体系建设角度来看，金文学的诸多课题中，首当其冲的还是分期分域理论。此外，应着力研究金文反映的商周社会结构，使之与具体、细致的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工作相辅相成，避免学科碎片化与琐细化。我们期待，金文学与其兄弟学科甲骨学、简帛学一样，不但其学科名称深入人心，而且能共同进入国际显学之列，为探索商周文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