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考论

　　周中孚（1768—1831），字信之，“喜博览，为康成之学，故易号曰郑堂”，学术上“以纪事纂言为己任”。清代藏书家李筠嘉的慈云楼藏书达四千七百种，与范氏天一阁、汪氏开万楼、吴氏瓶花斋、鲍氏知不足斋“相辉映于八九十年之间”。道光二年(1822)，周中孚经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介绍，为李筠嘉编写《慈云楼藏书志》。道光八年(1828)，李筠嘉病卒，周中孚赴粤。周中孚在《慈云楼藏书志》基础上编纂的《郑堂读书记》，是嘉道时期有分量的一部私人编撰的目录书。近年来，《郑堂读书记》逐渐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研究者或从目录学、文献学的角度对《郑堂读书记》予以评估，梳理该书与《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慈云楼藏书志》的关系；或从史学评论入手，探讨周中孚的史学思想与史学评论特点。本文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尝试讨论其史源、史评标准及其学术倾向，以求教于方家。

　　一、《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的史源

　　《郑堂读书记》正编七十一卷，《补逸》三十卷，“著录古籍四千七百余种，其中《四库》未收者一千九百余种，清人著述近千种”。周中孚编纂《郑堂读书记》，深受《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他称赞《四库全书总目》是“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从分类上看，《郑堂读书记》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细目与《四库全书总目》大同小异；从提要格式来看，《郑堂读书记》也大体遵循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体制。

　　周中孚能以一己之力撰《郑堂读书记》，评述自先秦至清代中期的史家与史书，与他多年的积累和目录学、文献学功底有关。但细读之，却发现周中孚所撰史部提要，实亦有所凭借。周中孚援引他说，有的随文注明，但也不乏径录者，使人误以为凡未作说明者即出自周中孚之手，尤其是一些冠以“余谓”“今观”“按”之类的论述，更似出自周中孚之口。这就有必要考察《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的史源。

　　经查证，《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关于作者生平、仕履、在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版本等，参考了《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也有一些是自己经眼、泛览与稽考所得。关于史书编纂旨趣和思想、学术价值的评鉴，不少是抄录原书序跋、凡例和他人的评论。这里略举数例以见大端。

　　《郑堂读书记》关于《安危注》的提要全文如下：

　　明吴甡编。甡，字鹿友，号专愚，兴化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存目。专愚以汉陆贾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之言，因备载千数百年之将相，以身系天下之安危者，而论次其事。凡汉二十五人，晋九人，唐二十三人，宋二十八人，而不录魏、吴、南北朝、五代，盖以安危之势，域在偏隅，不关诸天下也。夫必从天下论其势，而又必求之身都将相之人，则是书所以握天下安危之机者，体气大而措注远，诚治平之龟鉴也。前有宝应乔可聘、兴化李清二序，后有其子先复二跋。

　　这条提要有纵论天下之气势，读来也一气呵成。但很遗憾，它并非周中孚自撰，而是抄录自李清的《安危注序》。李序如下：

　　汉陆生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此欲曲逆交欢太尉，以削平吕氏，为一时之将相言耳。而专愚氏备载数千年之将相，以身系天下之安危者，而论次其事。为代有四，自两汉而晋而唐而宋，以三国之蜀连于汉而不录吴、魏，又不及宋、齐、梁、陈、魏、齐、周、隋之南北朝与梁、唐、晋、汉、周之后五代。盖以安危之势，域在偏隅，不关诸天下也。……夫必从天下论其势，而又必求之于身为将相之人，则是书所以握天下安危之机者，体气大而措注远，诚治平之龟鉴也。

　　两相比较，一目了然，周中孚仅增加了吴甡的字号籍贯和仕履，介绍了历代所选将相人数，其他则出自李清序。

　　康熙年间，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周中孚为《十国春秋》撰写的提要，关键表述有二，一是称赞《十国春秋》的史料采择：“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余种，即石刻亦所不遗，故无臆说杜撰。……偶获琐事谶语，亦复登载。”这是源于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凡例》：“金石遗文往往足纠前史讹谬，故愚于卷中多录庙碑、塔文于注，以佐史书阙漏，而考核不至无稽云。”“是编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余种”。“倘臆说杜撰，率尔无征，实所未敢。十国典故散佚，捃摭滋艰，卷中偶获琐事纤语，不忍遽弃，时复登载，用资见闻。”周中孚照抄了“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余种”；又将“金石遗文往往足纠前史讹谬，故愚于卷中多录庙碑、塔文于注，以佐史书阙漏，而考核不至无稽云”简化为“即石刻亦所不遗”；“倘臆说杜撰，率尔无征，实所未敢”浓缩为“故无臆说杜撰”；“十国典故散佚，捃摭滋艰，卷中偶获琐事纤语，不忍遽弃，时复登载，用资见闻”删节为“偶获琐事谶语，亦复登载”。二是赞誉吴任臣的史笔：“为文更明健有法，具有班、马遗意”。这句话的核心词汇“明健有法”出自清人魏禧为《十国春秋》所作的序：“为文明健有法，自《史记》《汉书》《五代史》而外，岂亦有能先之者哉！”应当留意的是，这种做法并非特例。《郑堂读书记》中《通鉴总类》提要是据周伯琦的序言改编而成的。《元史本证》提要中“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此所以有大醇而无小疵也”一句，源自钱大昕的《元史本证序》。书籍的序跋往往出自名家，或为作者的师友知音、门生故旧，能比较准确地概括书籍的思想与价值，且评论性突出，这些恰恰符合撰写提要的需要。周中孚在为历代史书作提要时，便参考原书的序跋、凡例，取其以为得当者移入提要。

　　《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的另一重要叙述来源，是乾嘉史家的论断。周中孚评《宋史》记事失当：

　　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传以及言行录、笔记、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遇有功处，未有不附会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修史者固当参互以核其实，乃不及考订真伪，但据其书，钞撮成篇，毋怪其是非乖谬也。

　　主要依据了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一段话：

　　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传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

　　《郑堂读书记》论《新五代史》，有一段重要的文字：

　　意主褒贬，将事实一意删削，若非《旧史》复出，几叹文献无征。……且永叔不但学《史记》，并往往自负法《春秋》，徐无党注为之发明其义例。余谓永叔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欤？

　　这也不是周中孚的原创，而是出自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类似的情形还有，周中孚点评吴缜《新唐书纠谬》“余谓只就一部书中搜求，自言寡闻，固矣，然并《旧唐书》亦绝不一参对，为太省事耳。其指摘却亦有精当处”云云，也源于《十七史商榷》。“诚后代作史者所当鉴也。中间纠正书事不实、体例不当处，固难为欧、宋两家解，然亦有率意掊击，不细审其前后语意而误纠者，亦有因一字笔误，过于辞费者，顾其论之正者，则固未可没也”，抄自卢文弨的《新唐书纠谬跋》。《郑堂读书记》关于《魏书》的提要中最有思想性的一段文字：“余谓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出诸史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改修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而收书特存，虽有残阙，不掩全美，岂非其精神命脉，自能贯注于千古者欤？”显系抄撮王鸣盛之说而稍加变化。此外，《郑堂读书记》中关于《汉纪》《资治通鉴》的提要也都抄录了《十七史商榷》，不再枚举。

　　较难发现的是，周中孚抄录多人论述，又作了删削例证、移形换位、交错拼接等技术处理。《郑堂读书记》中《新唐书》提要的主体内容，就杂采赵翼《陔余丛考》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七条札记而成。其中，“夫《旧书》主于详明，《新书》主于简括，即如二十一帝纪，《旧书》几三十万字，《新书》仅九万字，此其大较也。虽本纪体贵简严，无取冗沓，然亦有过求简净而失之太略之病”，出自《陔余丛考》；接下来的“甚至诏令尽削不载，则不及《旧书》尚存其略”，是从王鸣盛所说《新唐书》本纪“尤不满人意者，尽削诏令不登……《旧书》所载虽少，然尚存其略”化用而来。“《旧书》无《兵志》《选举志》，此一一增之，较为详备；《旧书》有志无表，是书增《宰相》《方镇》《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出自《陔余丛考》卷十“《新唐书》改订之善”条。“列传又力矫《旧书》之弊，宁简毋冗，宁僻毋俗，于《旧书》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大约字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过《旧书》远甚。特其过求简净，有时或不免晦涩”，以及批评《新唐书》“又有全代古人作文，以四六改散行，一似翻译，从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未免私智自用，且诬古人矣，至其造语用字，尤多新奇，亦未免立异为高”，则采自《陔余丛考》卷十一“《新唐书》文笔”条；批评《新唐书》合传之失的“著其人之美于本传，别见其疵于他传，固不失隐扬之意。其有数人共一善事，而分隶数人，使各得专其功，若不数传参观，则竟似一人独为之事而与他人无涉者，此虽善善欲长，而非信史也。廷珍《纠谬》已摘数条，可以略见一端矣”，出自《陔余丛考》卷十一“《新唐书》多周旋”条。“大抵《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适相等。今平心而论，二书不分优劣，互有短长，慎勿守一家而偏护之也”，则采自《十七史商榷》，不过删去了“瑕瑜不掩”四字，增加了一句“慎勿守一家而偏护之也”。提要末尾所附“按胡身之《通鉴注》自序有云：‘《唐书》之窦苹、董冲注，吾无取焉。’盖此书出宋人手，便觉空疏，诚如胡说，不及何超《晋书》注，其窦苹注则亡矣”，抄自《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窦苹董冲《新唐书》注”条。

　　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郑堂读书记》关于《廿二史札记》的提要，言“云崧以稗乘脞说，间与正史歧互者，本史官弃而不采，今或据以驳正史，恐为有识所讥”，抄录了钱大昕为《廿二史札记》所撰写的序。接下来，“因作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又是依据了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小引》，略作删减而成。至于本条提要中最有价值的话：“其持论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致堂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其不援杂书以驳史文之讹，亦属特识。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这是袭用了钱大昕的《廿二史札记序》。

　　行文至此，《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的全部史源虽未解决，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作这些史源的追寻，是要弄清楚周中孚怎样撰成史部提要的，尤其是他的知识来源、史文剪裁之法，避免张冠李戴，并非有意斥责周中孚抄袭。古人的抄书与今天的抄袭之间不能画上等号。这里面触及到中国古代史家对于历史撰述的一个重要观念——“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周中孚做的正是“陶铸群言”的工作。至于“因袭”和“抄袭”之辨，还是章学诚说得好：“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也……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的确如此，中国史学史上，《汉书》中秦汉之际至武帝之前的史事多抄《史记》；《汉纪》由删节《汉书》而成；《通鉴纪事本末》又以《通鉴》为史源。章学诚言说的对象虽不包括周中孚，但所言之理却适用于《郑堂读书记》。周中孚何尝不是“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成就了一门“专门之业”。秉承章学诚“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的告诫，审慎地作“别择”之论当是必要的。

　　平心而论，周中孚品评古今史书，荟萃百家之言，所据之书，大多常见，而剪裁、取舍都有自己的标准。他将读史心得和他人论述融会贯通，浑然一体，终究体现了自己在史学上的主张，非茫无见识之人。周中孚取他人之说代己立言，表明他接受、认可这些说法。而且，从《郑堂读书记》稿本上的修改痕迹来看，周中孚生前也已自觉地删削了“抄撮序跋之成文”。综上，周中孚采择诸史，撰成提要，与“剽窃之陋”不可混为一谈。

　　二、资政与考证：周中孚史评的标尺

　　《郑堂读书记》评骘古今史书，内容较为博杂，然评判的标准大体不离“资官方”与“备掌故”，即看重史书的资政意义，关注史书的考证水准及其史料价值。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断限等问题，虽也论及，却不是他论史的重点。

　　周中孚将“于治道有关”的史书称之为“有用之学”和“有用之书”。何谓“用”？主要是指考古鉴今、彰善瘅恶。他推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认为此书“有助于经济”，这里的“经济”是经邦济世之意。“有用之书”即便不是名作，周中孚也予以特别关注。《武功县志》“著官师以善恶之迹，则又辞兼史法，意寓劝惩，诚为特绝之作”。吕本中的《官箴》“所载皆当官之法，凡三十三则，篇帙无多，而语皆明切，虽曰《官箴》，而实非扬雄《百官箴》但作四言、无裨实用可比。此其所以为吏治之津梁，而官方之龟鉴也。”蓝鼎元的《平台纪略》“总以垂戒为主，使守土之官，兢兢业业，顾畏民碞，奸顽之辈，革面革心，共兴仁让。此有关世道之文，非仅见其史才之大概者也。”李东阳的《新旧唐书杂论》“垂戒人主，至为深切”。这些评论是从为官之道和垂戒君王的实用性上肯定史书价值。

　　周中孚评论史部地理类，表彰其中有功于国计民生之书，比如河渠一门，《治河图略》便是这样一部书：“考论古今来河流变迁之故与浚治之术，而知其有无不可为之理，亦当时拯溺之一助也”。而《吴中水利全书》“指陈详切，有用之言”。周中孚评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吸取吴曾的序言，略加删改，称：“其于太湖穷源竟委，于水口及诸山验通塞，计远近，别要害，兵防则备录奏议，田赋则详核地亩。至于古迹附会、淫祠滥祀及一切荒诞之说则尽削不录，视彼贸贸然作志，惟详古刹名园之兴废，博收嘲风弄月之篇章者，相去远矣。”周中孚反复申述的，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即“有用”才是史书的价值所在。

　　对于名教的推崇，也是周中孚以史资政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辑录贞女、节妇的《崇川节孝录》“有功名教”，仅凭这一点，便“足以传矣”。周中孚评价龚立本撰《烟艇永怀》，引用陆符的序又有所调整，称“此书成于逆珰罗织之后，于钩党死事诸君叙致益为要核，足备史采，关系名教之书，非若他人旁行杂著，聊资一时隽永已也。”反之，如果一部史书“有乖于名教”，则会被质疑“于治道何裨焉”。周中孚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砥砺风俗的传统，并将之运用到史书评价上，凸显出史学批评与政治风教之间的紧密联系。

　　政治考量之外，周中孚又将眼光聚焦于考证，着意于品评对象的考证精粗及其对后人考证有无价值，体现出他在考据上的浓厚兴趣。金人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所载碑刻三卷，备录全文，尤有裨于考证，是足以垂仙源之文献而无憾矣”。《建康实录》在体例上虽有不足，但“以其唐人之旧帙，尚足以资考证”，所以“不得不存备一种也”。金石类著述因有助于考史，受到周中孚的高度关注。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多自为考证耳。而其考证精确者，足以证群书之讹误”。陶宗仪的《古刻丛钞》虽仅一卷，且为“钞撮之书”，但“实有资于考证”。相反，郭宗昌的《金石史》“不甚有裨于考证，虽标目曰史，恐去《宣和书谱》无几耳。”此类评论可谓俯拾皆是，这正说明周中孚对考证的重视。

　　由于这种浓厚的考证情结，周中孚在史学批评上还表现出一种博闻倾向，凡征引繁富之书，多受好评。《洛阳伽蓝记》因“搜采繁富”，故“足以资考证而广异闻”。《洛阳伽蓝记》是名作，周中孚这样评价倒也不足为奇。但像《粤闽巡视纪略》等书，并不为多数人所看重，周中孚也大力表彰，称：“大而山川之经纬，细而村井之胪列，如了指掌，如数家珍，以及考据典章，发皇忠义，阐幽显微，搜轶补亡，在此书为余事，而要皆可不朽于后世者也。”此外，《万柳溪边旧话》中“奇闻轶事，皆足补史传志乘之缺漏，则此书之裨益见闻匪浅矣”。高士奇的《松亭行记》“博采旁罗，纤维具举，足备昭代之掌故，而资文人之谈咏”。这类评论都流露出对“奇闻轶事”和“掌故”的偏好。

　　为了突出考证性，周中孚有意忽略史书的其他价值，抄撮史源时甚至置史家宗旨于不顾。他对梁廷枏《南汉书》的评论就是突出的例子。周中孚所撰《南汉书》提要主要是抄录梁廷枏的自序。但他在抄录时却有所取舍，不惜与梁廷枏的原意发生偏离。且看梁廷枏的原话是：

　　欲从久远残缺之余捃拾网罗，挂漏诚不能保。自兹以往，当以续得更为补编，使其事实燎然，共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著千古炯戒，不独资考证、广异闻已也。

　　梁廷枏自知难免挂漏，但《南汉书》“不独资考证、广异闻”，而是要强调“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结果周中孚偏偏夸赞《南汉书》“捃拾网罗，绝少挂漏，足以资考证而广异闻”，至于梁氏探究的兴衰之故，却只字不提。

　　如前所述，周中孚是由龚丽正推荐帮助李筠嘉撰写藏书志的。龚丽正是段玉裁的女婿，“独得汉学之传”。周中孚的好友冯登府“深得汉儒家法，兼通金石文字”。人以类聚，周中孚的为学宗旨由此可见。周中孚生活的时代，考据学仍居重要地位。他在史学批评上的考据旨趣，是时代风尚和个人宗旨合而为一的集中表现。

　　然而，过犹不及，周中孚一味强调考证，视考证为史学之精义，在思想上走向了极端。关于评史和考史的轻重缓急，他有过一段重要的话：“盖评史者，宋人尚议论，近时贵考证，固后来者居上，而自刘知幾《史通》以来，自有此两家，不能偏废者矣。”周中孚说评史与考史“不能偏废”，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等量齐观，所谓“后来者居上”，还是在强调考史比评史更重要。这种史学观念，不仅遮蔽了周中孚对史书价值的全面认识，甚至出现了偏颇。他对以评史见长的史书的点评往往不得要领，便暴露出这种弊端。周中孚评《史通》时除了引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关于《史通》的评价外，只从文风上说了一句：“是书专学《文心雕龙》体格，自《史官》《正史》二篇外，悉行以骈偶，尤不能畅所欲言，是亦其一短也。”不仅未能对《史通》发表有价值的见解，而且说《史通》“专学《文心雕龙》体格”“不能畅所欲言”，也不符合事实。陆深的《南巡日录》和《北还录》因“案日纪载，兼起居注、游记而一之，并论及史事，考及金石刻，录及内阁诸老历官年月”，故“有裨于考证”。同样是陆深的著作，《史通会要》却被讥笑为“误用其心思矣……马足尚不能数，何足与言《史通》哉？”可见，周中孚不是对陆深有偏见，而是对史评不以为然。明人凌稚隆辑《史记评林》，搜罗百家，“林然若列瑰宝于肆而探之也”。通过汇辑历代有关《史记》的繁富批评，展示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周中孚却以为“其书之可取者，转在于正文及注”，至于“其评之当与否，可以存而不论矣”，轻描淡写地抹去了“评林”之“评”。这说明，史评类著作在周中孚心目中微不足道。而与此紧密关联的是，周中孚在评价前朝与清朝史学时的汉学倾向。

　　三、斥明与崇清：《郑堂读书记》的汉学倾向

　　周中孚虽也肯定过一些明代学人，间或批评清人著述，但总体倾向则是褒奖清朝史学而贬低明代史家，时不时地流露出对明代史学的不屑。周中孚的斥明与崇清，并不是皇朝易代在史学批评上的折射这么简单，而是清代中期汉宋之争在史学批评上的一次回响。

　　关于清代中期汉学家眼中的宋学，与周中孚同时代的江藩(1761—1830)有过专门讨论：“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总之，“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于汉宋之争，江藩以为“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江藩所说，不免门户之见，引起方东树作《汉学商兑》反驳之。

　　《国朝汉学师承记》初刻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汉学商兑》初刻于道光六年(1826)。周中孚恰在这一时间段内撰写《郑堂读书记》。汉学与宋学的激烈对抗，不可能不触及周中孚的思想之弦。尽管嘉道年间汉宋之争的白热化，预示着由“汉盛宋衰”转而宋学“复兴”，并走向汉宋调和。但《郑堂读书记》中汉宋调和的声音非常微弱，对垒倒是异常突出。周中孚对北宋史学还较为认可，如谓《九国志》“出北宋人手，宜其有此高洁矣”。至南宋，口吻一变，或戏称“南宋人有此刻核新奇之谈”，或直言“南宋道学方炽，无人能读古书”。除“兼有汉学崖略”的王应麟等数人外，那些不合乎汉学轨辙的史家，多遭挞伐。郑樵即是一例：

　　自负专在二十略，然大半剿袭用杜氏《通典》，不以为耻，且纪传及谱亦尽旧文，则樵之自为书也几希，仅仅出樵之胸中者，《氏族》《六书》《七音》诸略，他人无此穿凿挂漏也。两宋三百余年，未有如樵之大言欺人者。世徒震于“三通”之名，方将奔走郑樵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其实樵之于杜、马两家，如猪之于龙，何堪鼎立，故用其序文句法论之，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批评班固及其追随者，“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周中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郑樵之语反戈一击。郑樵图一时口快，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千载之下，周中孚沾沾自喜，以为击中郑樵要害，殊不知自己并不比郑樵高明，相反，在史学批评的偏执上，他们并无二样。

　对宋学笼罩下的明代史学，周中孚毫无好感。明人王圻留下两部关于谥法的著作，一是《续文献通考·谥法考》十九卷，二是《谥法通考》十八卷。王圻编纂《谥法通考》的初衷是“《续文献通考》尝益‘谥法’一目，以补马贵与之缺，例仍旧贯，未及皇朝。今据实录所书、野史所记，辑附其后，别为一种，庶不至远希上古，近遗昭代。”王圻对此书的遗憾也不讳言，认为“前朝暨皇明嘉隆以前，俱经史传而纬志乘，即有所遗，十无一二，惟万历纪元以来，第据仕籍所睹记，尚多缺漏，端有望于博雅君子。”万历二十四年(1596)，为《谥法通考》作序的赵可怀指出：“王元翰氏辑《谥法通考》，上自君后臣庶，以下及妇寺外夷……归田后，日杜门著述，辑有《续文献通考》凡若干卷，就其中抽‘谥法’一种另梓”。可见，王圻在《续文献通考·谥法考》的基础上，有所增补，成《谥法通考》。周中孚对此书的评论极为刻薄：

　　《续文献通考》载有《谥法考》十九卷，上自君后臣庶，下及妇寺外国，于历代暨明嘉隆以前，备载无遗，惟万历纪元以来，第据仕籍所睹记，尚多缺漏，后复抽出是考，另编为书，目曰《谥法通考》，并别创凡例，冠诸卷端，以掩饰人之耳目。明人之居心如此，无怪近代诸家痛加丑诋也。然前有万历丙申应天巡抚赵可怀序，明言其辑有《续文献通考》凡若干卷，就其中抽“谥法”一种另梓云云，本不为其所欺，莫谓明无人也。惟是赵序所云，于本书则甚确当，而于凡例则大相剌谬，正可去之以灭其迹，乃反表而出之于前者，盖此书每卷俱列“赵可怀校正”一行，以增重其书，乌可不载其序，故并其出身官阶俱具列之，以耸人之观看云。

　　上述评论有四点需要商榷。第一，周中孚关于《续文献通考·谥法考》和《谥法通考》的介绍系抄录赵可怀的《序》和王圻的《凡例》，但文字的连缀不够严谨，容易产生歧义。据周中孚所言，则“上自君后臣庶，下及妇寺外国，于历代暨明嘉隆以前，备载无遗，惟万历纪元以来，第据仕籍所睹记，尚多缺漏”是针对《续文献通考·谥法考》而言，实则这是王圻、赵可怀关于《谥法通考》的说明。第二，对王圻的坦率视而不见，有意歪曲事实，诋毁王圻。书首冠以《凡例》，乃是通行的作法，周中孚却以为是掩人耳目。王圻已明言从《续文献通考·谥法考》到《谥法通考》的过程，“掩饰人之耳目”从何说起？第三，从个案批评，武断地指向“明人之居心如此”云云，言过其实。第四，对于赵可怀的序言，周中孚说“可去之以灭其迹”，认为王圻之所以保留赵序，是要借重赵可怀的官阶，“以耸人之观看”。这只是臆测，倒说明周中孚的心胸不够磊落。

　　王圻不是这种偏见的唯一受害者。周中孚引用李绂(字巨来)关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的批评，写道：

　　李巨来《穆堂初稿》有书此集诸表后云：“《同姓诸侯表》，既不分世与年，徒列诸王国目于前，而逐一纪其事于后，谓之传可也，何谓之表？《高帝功臣表》，其谬亦然。《永乐以后功臣》，既称年表，仍用前法，功臣袭封薨除，各叙其年，不相联属，顾名思义，谓之年表，可乎？弇州自以为上追《史》《汉》，下薄唐宋，其所为如此。是《史记》《汉书》未尝涉目，否则心粗气浮，虽泛览而茫无所解，徒以门阀爵位，奔走一时，无识小人耳，岂足与论文事哉。”巨来之言如此，而竟无说以解免之，故取以为定论焉。

　　李绂贬王世贞是“心粗气浮”的“无识小人”，有失公允。而周中孚竟然全盘接受这样的说法，取为定论。如果不是限于学识，则只能说是出于偏见。

　　王世贞和王圻是明代著名史学家，都遭到周中孚的讽刺，遑论他人。陈继儒(号眉公)“不著明所出之书，盖明季人习气，眉公为尤甚，故其可笑至此”。如前所述，周中孚撰史部提要，也有“不著明所出之书”的情况，这却成了他指责他人的理由。邓元锡的《函史》“看似煌煌一大著述，而案之实同儿戏”；王文禄的《龙兴慈记》“尤属妇人见识”；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囿于明人习气”；谢陛的《季汉书》“有意翻新出奇……与儿童之见何异”。薛应旂“于记事纂言之学尚隔几层”，却“于自序、凡例极其夸张，明人之著作皆然”。《宋元资治通鉴》“直可覆瓿视之矣”。至于薛应旂的《甲子会纪》也是“屋下架屋之书，此其所以为明人欤？”用词粗鄙，语含挖苦，指向的又不只是薛应旂，而是有明一代的史学。无须再举更多的事例，以上引述已足以说明周中孚对明代史学的基本态度。

　　周中孚过度强化了汉学和宋学的对立，并以汉学家的优越感对宋学作居高临下地斥责。对于这种论调，龚自珍当时即有反思：“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同理，明人何尝不考据，明代史学何至于如此不堪，周中孚的批评不足以服明儒之心。综上，周中孚动辄以恶习、习气一类贬义字眼否定明代史家，或由一人之评价而殃及整个明代史学，在心态上失去了公正的原则，在见识上未能达到龚自珍的高度。这就不能不说是他学术评论的缺憾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周中孚对清朝史学的自负。官修的《明史》“虽一代之史，而实集诸史之长而撰定者，学者读廿三史毕，而进之以是史，并可以折衷诸史之是非，则是史实全史之准绳也。”《明史》虽为上乘之作，但毕竟晚出，且不免瑕疵，何至于为历代正史之准绳！如果说这是慑于清朝官修正史的权威的话，那么对于清朝私家撰述却也不惮其烦地夸耀，则只能说是一种价值取向上的有意倾斜。惠栋的《后汉书补注》“贯串图纬，精心考核，真若拨云雾而见青天也。”陈景云的《纲目订误》“较从前各家，真愈推愈密，无以复加”。连《关帝文献会要》也成了“绝无仅有之书”。清人的撰述，即便有瑕疵，周中孚也表示理解。钱曾(字遵王)《读书敏求记》“大抵详于空言而略于实际，间有考证，亦颇乖舛。”不过周中孚点到为止，转而强调“自晁、陈书目以来，此调不弹久矣”，而且不忘把明人拿来作反衬，“明《文渊阁书目》，并其撰人、卷数而遗之，如遵王之分缀解题，评骘是非，较之晁、陈两家，已扩而大之矣，又可求全责备乎哉？”说得倒是圆融，实际上仍暗含对清朝学术的偏袒。钱曾的另一部《也是园藏书目》，“惟循其名而不核其实，自诩其书咸手点勘，殊难相信”，缺陷非常明显，但周中孚还是设法找到此书的优点：“然以释、道之书及杂剧诸种皆屏诸四部之外，尚有区别，此其一得之可取也。”总之，宋学系统中的史书乏善可陈，而代表汉学正宗的清人撰述多超迈前代，虽片言可取亦极力表彰。这是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制造的一个学术陷阱，是今人阅读和使用时应当予以特别留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