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上） ...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学界普遍共识，并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识。但国外的“新清史”学者还是主张用华夏汉族代表中国，不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国，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对国内产生了一些影响。足见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实际上，中国是由多民族凝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华夏族也是由炎帝集团、黄帝集团融合具有少数民族先人性质的蚩尤集团而形成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多部落或多部族)交错杂居在一起，难解难分。司马迁《史记》即依据多民族的历史实际，构建了多民族的“中国”，对我们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大有补益。十分遗憾的是，《史记》研究的成果虽然浩如烟海，但只是在一些论著中对司马迁《史记》的“天下观”“大一统观”等问题进行一些论述，还没有有关《史记》“中国”观问题研究的专门文章问世。因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就这一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司马迁《史记》“中国”一词的主要涵义

　　司马迁《史记》一书，共出现“中国”一词131次①，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②。书中或采用历史文献的记载③，或采用当时人的说词，或以著书者叙述的形式，用“中国”一词指称国家政权的涵义共出现72次，分别用来指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秦朝、汉朝以及历代中原王朝等国家政权。

　　(一)称夏、商、周以及历代中原王朝或历代华夏汉族王朝为“中国”

　　夏、商、周是中原地区最早建立的政权，《史记》一书多次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如《三王世家》记载，汉武帝在教诫封在吴越之地的广陵王时，曾说“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1](P.2116)。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三代”，“三代”则是指夏、商、周三个王朝国家。《货殖列传》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之时，北地“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2](P.3263)。所说“中国”，就是指唐尧(夏)、殷(商)、周三代，谓夏、商、周分别都河东、河内、河南，均有首都，无疑是指夏、商、周国家政权。

　　《楚世家》称，西周夷王之时，熊渠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3](P.1692)。这条史料所述史事，发生在西周夷王时期，所说“中国”应该是指西周国家。《楚世家》又称，楚武王曾对随人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3](P.1695)。楚武王自称“蛮夷”，“欲以观中国之政”的“中国”，无疑是指周天子的国家；又称楚成王使人朝献周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3](P.1697)。楚成王朝见周天子，周天子让楚成王镇守南方夷越之地，不要侵犯“中国”。所说“中国”，也是指周天子统领的国家。《匈奴列传》称，“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卻(隙)。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耯，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4](P.2881)。称申侯勾结犬戎攻杀周幽王，侵暴西周，周平王只好东迁洛邑。所说“中国”，无疑是指西周国家。周襄王时，“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4](P.2882)。周襄王是东周的王，所说“中国”，则是指东周国家。

　　《史记》还称历代中原政权或历代华夏政权为“中国”。如，《乐书》称孔子曾说“且夫武(指武舞乐)，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振)威于中国也”。意思是说，初奏乐，“象武王观兵孟津之时”，“再奏，象克殷时”，“第三奏，往而转向南，象武王胜纣，向南还镐之时也”，“第四奏，象周太平时，南方荆蛮并来归服，为周之疆界”，“第五奏，而东西中分之，为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后，周公、召公分职为左右二伯之时”，第六奏，“象兵还振旅也”，“以象尊崇天子”[5](P.1229-1231)。谓周王朝依据武王克商制订的武舞乐，“振威于中国”，似有振威于商朝的涵义，周朝演奏其乐，也有振威于周朝之意。如果秦朝和汉朝奏其乐，也应有振威于秦朝和汉朝的意思。所说“中国”，应该寓有历代中原王朝或历代华夏汉族王朝的意思。《匈奴列传》称，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曾诘难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之俗。留居匈奴的中行说对汉使说，“父子兄弟死，娶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4](P.2900)。意谓匈奴娶父兄之妻，是为了种姓延续。而华夏汉族虽不娶父兄之妻，但常有亲属疏远而相杀，不断出现改朝换代之事。此处所说“中国”，虽有指称汉朝之意，但也有指称历代华夏政权和历代中原政权之意，是一个通称。《太史公自序》称，“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6](P.3317)，意思是说，匈奴经常成为夏、商、周以来，包括西汉王朝在内的患害。此处所说“中国”，指称历代中原政权和历代华夏政权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史记》称历代中原政权或历代华夏政权为“中国”，则不仅仅只是称华夏汉族为“中国”，而是称这些国家政权所管辖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称谓。

　　(二)从中原各国为“中国”到“夷狄进而为中国”

　　春秋时期，周、卫、齐、鲁、晋、宋等政权都是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国家，《史记》或以当时人的口吻，或以著书者叙述的形式，依据“中原”为“中国”的观念，称这些政权为“中国”国家政权。如《秦本纪》称，秦孝公时“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7](P.202)。谓秦孝公以前，秦不与中国诸侯会盟，仍被视为夷狄，所称“中国”，当指中原地区以东周为首的各个政权。《吴太伯世家》称，吴国寿梦时期，“始通于中国”[8](P.1449)。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8](P.1473)。吴王寿梦和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国君，这里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中原各个政权。《六国年表》称，“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9](P.685)，谓秦穆公与齐桓公、晋文公等中国侯伯地位相等，这里所说“中国”，无疑是指齐、晋等中原各诸侯国。《齐太公世家》称“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10](P.1491)。这里所说“中国”，也指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宋微子世家》称，宋襄公不攻打没有列成战阵的楚军，“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唐司马贞索隐曰：“襄公临大事不忘大礼，而君子或以为多，且伤中国之乱，阙礼义之举，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11](P.1633)。这里所说“中国”，是指宋国及中原各诸侯国。《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越灭吴后，“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12](P.1752)。太史公曰：越王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12](P.1756)。所说“中国”，也是指包括东周在内的中原各国。《鲁仲连邹阳列传》称，邹阳在上书汉景帝少弟梁孝王之书中曾说，“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13](P.2473)，“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霸中国”[13](P.2475)。“霸中国”，具有称霸中原等地的意思，也有称霸中原各国的意思，所说“中国”也有指称中原各个国家政权的意思。《货殖列传》称，句践卧薪尝胆，用范蠡、计然“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之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2](P.3256)。这里所说的越王句践“观兵中国”，也是观兵中原各国的意思。上引各条史料所说的“中国”，都是指春秋时期以东周为首的中原各个国家政权。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齐等政权，也是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史记》也称这些政权为“中国”。如，《楚世家》称楚国有一位善射雁者，向楚襄王献计说：“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欲以激怒襄王”[3](P.1730-1731)以伐秦。所说“中国”，无疑是指韩、赵、魏等中原各个政权。《田敬仲完世家》称，苏代曾对秦王说：“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14](P1900)，谓中国的白发游说之士都在想方设法离间齐、秦的联合，所说“中国”，也是指中原各国。《孔子世家》称，“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15](P.1910)。春申君黄歇曾为楚计划而上书秦昭王说：“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16](P.2392)。意思是说，秦国攻楚，有利于韩、魏和齐国，韩、魏强大以后，足以与秦较量，对秦国并非是什么好事。所说“中国”，显然是指韩、魏、齐等中原各国。范睢为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时曾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17](P.2409)。所说“中国”，也是指韩、魏等中原政权。

　　战国时期，虽然仍称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最初用“中国”一词指称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时，不包括楚国，但后来也将楚国纳入“中国”之中，楚国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如《天官书》称，“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无兵于外而赤，兵起。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又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均称西方为外国，东方为中国。《天官书》接着又说“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18](P.1347-1348)。可知文中所说西方当主要指秦国，所说东方当主要指韩、赵、魏、楚、燕、齐之东方六国(六王)，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东方六国，当也包括楚国了。再如《张仪列传》记载，义渠君朝于魏时曾说“中国无事”，张守节《正义》解释这里的“中国”时说，“中国谓关东六国”[19](P.2303)。可见这里所说的“中国”，虽然也主要指中原各国，但已经包括“关东六国”中的楚国了。

　　战国时期称楚国等“关东六国”为“中国”，似乎只有秦国不是“中国”了，但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而是在秦国是不是“中国”的问题上也开始逐渐模糊，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如《秦本纪》记载，秦缪公时，西方的戎王派遣从晋国投奔到西戎的由余出使秦国，“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7](P.192)秦缪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很是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将这里的“中国”释为东周和中原各国的话，只能说明秦缪公没有承认自己属于西戎，而是视秦国西边的戎王的夷为戎夷。而从当时秦缪公与由余对话的语境来看，秦缪公所说的“中国”，不像是在说与双方谈论话题无关的第三者东周，似有自诩秦国既有文化又富有的意思，如是，秦缪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有指称秦国的意思了。由余听了秦缪公的话，回答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由余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从后文提及“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7](P.192)来看，似有指称中原华夏王朝的意思，但由余是针对秦缪公的话进行反驳，似乎也没有谈论与双方无关的第三者的意思。实际上，他是在针对秦缪公炫耀富有，而认为正是由于秦朝富有，才会“日以骄淫”，“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才会出乱子。如是，由余所说的“中国”，也应该是指秦国。这从随后内史廖所说“中国”，更能清楚地看出来。秦缪公听完由余的议论以后，感觉由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为敌国戎夷所用，无疑会成为秦国一大患害。秦缪公忧心忡忡，并带着这一担心去问内史廖，内史廖说：“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7](P.193)，再通过离间戎王与由余的关系，使由余为我所用。内史廖在这里说戎王“未闻中国之声”，随后就让秦缪公“遗其女乐”，实际上是视秦朝“女乐”等为“中国之声”。这里所说“中国”，无疑是指春秋时期的秦国。司马迁在《秦本纪》里使用的这则史料源于《韩非子·十过》，但《韩非子》原文只有内史廖所说的“中国之声”，没有秦缪公和由余所说的“中国”一词，说明司马迁不仅认同《韩非子》所说的“中国之声”，还将《韩非子》内史廖所说“中国之声”进一步发挥为秦缪公和由余所说的“中国”诗书礼乐，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认同秦缪公时期以“中国”自居的思想观念。

　　如是，则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秦国虽然仍被视为“戎夷”，但已经出现秦国不以“戎夷”自居，而以“中国”自居并视其他戎夷为戎夷的思想倾向了。到了战国时期，人们虽多以“关东六国”为“中国”，仍然认为秦国不是“中国”，但司马迁《史记》已经将秦国与“关东六国”并列，同等看待了。如《周本纪》张守节《正义》称，东周灭亡以后，“天下无主三十五年，七雄并争。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十五年，海内咸归于汉矣”[20](P.169)。《六国年表》司马贞《索隐》谓“六国，乃魏、韩、赵、楚、燕、齐，并秦凡七国，号曰‘七雄’”[9](P.685)。都将秦国与关东六国一并称为“七雄”，同等看待，没有区分华夷的意思了。为秦始皇统一关东六国以后，名正言顺地自称“中国”创造了条件。

　　唐代思想家韩愈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说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华夏用夷礼变成夷狄，夷狄用华夏之礼变成“中国”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进一步向外辐射，四夷则通过与中原华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认同中原文化，出现了“中国”认同观念，并开始向“中国”转化。楚国和秦国由夷狄逐步变化为“中国”，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称秦始皇统一后的秦朝为“中国”

　　秦灭六国以后，人们又称秦朝为中国。如秦始皇欲攻匈奴，李斯不同意，曾谏称，如果进攻匈奴，将会出现“靡獘中国，快心匈奴”[21](P.2954)的局面。李斯所说“中国”，无疑是指秦朝。秦始皇曾“使尉佗踰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22](P.3086)，秦始皇时相对于百越的“中国”，无疑是指秦朝。汉朝大臣主父偃，曾“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21](P.2961)。称秦朝大将蒙恬逐匈奴，修长城，广中国，所说“中国”，也是指秦朝。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危时，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23](P.2967)这里所说“中国”，虽有指称中原地区的涵义，但也用来指称中原政权。陈胜、吴广起义以后，秦朝大乱，按此理解，这里所说的“中国”，应该也有指称秦朝的意思。《匈奴列传》称，“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4](P.2887-2888)。诸侯叛秦，秦朝出现大乱，所说“中国”有指称中原的意思，也应该有指称秦朝的意思。匈奴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即匈奴与中国以河南为界，有边界，当指称政权，所说政权，应该是秦朝。《匈奴列传》又说“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4](P.2890)，“汉初定中国”[4](P.2894)；《陆贾传》称“及高祖时，中国初定”[24](P.2697)；《太史公自序》称“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6](P.3317)。“定中国”，“平中国”，当为灭亡秦朝和项羽，统一“中国”的意思，所说“中国”，应该有指称中原的意思，也应该有指称秦朝和原来秦朝所控制地区的意思。

　　秦王朝的“中国”，不仅仅是华夏人的“中国”，也包括秦朝管辖下的西戎、西南夷、北狄、南蛮和东夷之人，实际上已是一个多民族的“中国”。

　　(四)称西汉为“中国”

　　西汉代秦以后，人们又称西汉为“中国”，《史记》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如秦朝灭亡以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史记》称“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23](P.2967)，意思是说，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以后，汉高祖考虑到国内百姓劳苦，没有出兵灭亡南越，反而承认南越自立。所说“中国”就是指西汉政权。吕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曰：“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23](P.2969)。意思是说，吕后时禁止与南越贸易铁器，赵佗认为是长沙王依仗汉朝，欲击灭南越，遂进称南越武帝，与汉朝地位相等。所说“中国”，也是指西汉国家。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遣使向汉求救，太尉田蚡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25](P.2980)汉武帝没有采纳田蚡的意见，“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25](P.2980)，所说“中国”有指称中原地区的涵义，也有指称西汉国家的意思。《匈奴列传》称，“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4](P.2890)，所说“中国”，无疑是指西汉政权。汉武帝曾遣司马相如檄告巴蜀太守曰：“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26](P.3044)；司马相如在论通西南夷之事时，曾说“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26](P.3049)；又借夷人之口说“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26](P.3051)。所说“中国”，都是指西汉政权。匈奴浑邪王率众准备投降汉朝，汉大征民马“发车二万乘”前迎，民马征收不足，上怒。汲黯曰：“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獘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27](P.3109)汲黯认为大征民马并诛杀征马不利的官员，令天下骚动，是疲劳困敝“中国”之举，不宜提倡，所说“中国”，就是指称西汉政权。汲黯又说“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27](P.3109)，认为西汉不与匈奴和亲，出兵征伐匈奴，也是劳民伤财。所说“中国”，也是指西汉国家政权。匈奴来请和亲时，博士狄山曾说：“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28](P.3141)。狄山所说“中国”，也是指西汉国家。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称，“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29](P.1027)。所说“中国一统”，无疑是指西汉一统，所说“中国”就是指西汉国家。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21](P.2950)。公孙弘认为通西南夷，置沧海郡和朔方郡，耗费西汉大量人力物力，会使西汉国家走向疲劳困敝。严安也曾在上书中称：“今中国无狗吠之惊”[21](P.2959)，认为西汉社会稳定，没有战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30](P.2995)，认为大夏等人仰慕西汉王朝。汉武帝“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遂“发间使，四道并出”[31](P.3166)，与西方国家进行广泛联系。“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6](P.3318)，认为大夏等远蛮愿意观礼西汉，与西汉进行交往。《万石君传》称西汉“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为“中国多事”[32](P.2767)等等，所说“中国”，都是指西汉国家。

　　《史记》称西汉为“中国”，也不仅仅是指汉人的“中国”，也包括汉朝管辖下的各个少数民族。史书中称“春秋时戎狄错居中国”[33](P.1832)，汉代大思想家王充曾说“古之戎狄，今为中国”[34](P.823)，原来被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到了汉朝建立以后，都成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以上可以看出，《史记》出现的“中国”一词共131次，其中有72次用来指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秦朝、汉朝以及历代中原王朝等国家政权，说明《史记》中“中国”的涵义主要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史记》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下的各族人。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也称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也称属于南蛮的楚国为“中国”，在被人们视为“戎狄”的秦国是不是“中国”的问题上开始逐渐模糊，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也包括秦汉政权控制下各族人，“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多民族的“中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二、九州、十二州与多民族“中国”的构建

　　司马迁《史记》“中国”一词的涵义，除了具有指称“一国之中心的都城”“中原”“华夏汉族”“文化”和国家政权等涵义以外，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

　　《史记·五帝本纪》称，舜时“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址、北发，西戎、析枝、渠瘦、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35](P.43)，称大禹治水以后，划“定九州”。《夏本纪》称，禹定九州以后，“九州攸同……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南朝宋裴骃集解引郑玄的话解释这里的“中国”一词说：“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36](P.75)。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九州”，“九州”和“中国”显然是一个意思。禹所定九州，为冀、沇(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其中，冀州包括“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的地区；青州“嵎夷既略”，“莱夷为牧”；扬州包括“岛夷卉服”；雍州“三苗大序”，“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36](P.52-65)。《南越列传》称“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张守节《正义》称南越之地属于“夏禹九州”之中的“杨州”，“故云杨越”[23](P.2967)，即认为南越地区也在九州之内。按此记载，禹所划定的九州，并非仅仅指中原华夏人居住地区，也应该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区。

　　《五帝本纪》又称舜“肇十有二州”。马融释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35](P.27)。司马迁谓“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18](P.1342)，虽称“夷狄”为外，但明确表示“十二州”是“中国”。舜肇“十二州”是在禹定“九州”基础上分置并、幽、营三州而成，实际上，与禹定“九州”是一致的。禹定“九州”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舜肇“十二州”亦应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元人撰写《辽史》时曾谓“帝尧画天下为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并、营，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暨辽海”，认为契丹人活动地域跨有“幽、并、营之境”[37](P.437)。《大明一统志》在记述舜“肇十有二州”时说“舜分冀东北为幽州，即今广宁(今辽宁北镇)以西之地；青东北为营州，即今广宁以东之地”[38](P.1749)。清人顾炎武在论述此问题时，称“禹别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为幽、并、营者，皆在冀之东北”，认为“幽则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则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营则今辽东大宁之地”④，认为幽、并、营三州已达北方塞外及东北远夷之地。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又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18](P.1346)，“二十八舍”即“二十八星宿”。古人将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星区，分别由不同星官主管。称二十八星宿主管“十二州”，似有二十八星宿主管整个天下的意思，也有天下为“十二州”的意思，上天主管的天下“十二州”，也不应该仅仅指中原华夏族居住区，也应该包括少数民族居住区。因此，司马迁在此处所说“内冠带，外夷狄”与“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似是两回事，所说“中国”并非仅仅指“内冠带”的华夏民族⑤。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邹衍进一步发挥了禹序“九州”学说，又构建了“大九州”学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39](P.2344)。认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个州，即“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外像赤县神州大小的州还有八个，加上赤县神州共九个州，即“大九州”。中国赤县神州不过是“大九州”天下体系的八十一分之一而已(应该是“中国赤县神州即‘小九州’”中的一个州是“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赤县神州”是“大九州”的九分之一)。按照邹衍构想的“大九州”天下体系，原来禹定“九州”和舜肇“十二州”都是“赤县神州”，都应该称“中国”。

　　邹衍构建“大九州”学说以后，人们对中国九州(赤县神州)范围的认识似有缩小，一些人认为“九州中国之地”[40](P.53)，仅指中原华夏人居住地区，不包括少数民族居住区；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赤县神州的“九州”既然是“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别五服”⑥的“九州”和“五服”，就应该等同于禹时的“九州”、“五服”和“天下”。禹“分天下为九州”，“天下”就成了“九州”的代名词。“中国九州名赤县，即禹之九州也”[41](P.87)，“禹之九州”即是“中国九州”，“中国”也就成了“天下”的同义词。黄晖在校释王充《论衡》“方今天下”一语时“谓中国九州”[42](P.477)，即称“天下”为“中国九州”，将“中国九州”与“天下”等同起来。

　　《史记》在叙述禹定“九州”之后，紧接着记载夏朝的甸、侯、绥、要、荒“五服”制度，称“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36](75-77)。司马迁这里所叙内容，主要取材于《尚书·禹贡》，《禹贡》原文没有“令天子之国以外”几个字，孔颖达疏称“甸服去京师最近”[43](P.153)。《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称周代“王畿”之外分为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似这里所说的“天子之国”指京师或王畿，是京师或王畿五百里以外为甸服的意思。一般认为“蛮夷要服，戎狄荒服”[44](P.329-330)，即认为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是“蛮夷”和“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分“天下”为“九州”，列为“五服”，“天下”即是“九州”，“九州”是“中国”，“天下”和“五服”也就成了“中国”的同义词。唐人陈子昂称“中国要荒内，人寰宇宙荣”[45](P.898)，即称要服荒服之内为“中国”。宋人章如愚曾说，“禹之治水，东及莱牧，西及岛夷，可以及皮卉服之夷，其迹远矣……九州之域既载治水之所及五服之内，复明王化之所止，后世不能知之。夷狄羁縻皆入中国图籍，则《禹贡》之书又所以示王者略外之文也”[46]，即认为“禹之九州”为“五服之内”，“皆入中国图籍”，包括岛夷、皮卉服夷等少数民族。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记载，唐氏曰“尧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为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者不在五服之内”，又“谓夷、镇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四海之内九州”⑦。即认为“四海之内”为“九州”，“九州”在“五服之内”，《周礼》所说相当于要服和荒服的“夷、镇”等服也在九州之内，不在九州之外，也是将“五服之内”与“中国”、“九州”等同起来的意思。根据这些人的认识，可知“禹之天下”、“禹之九州”、“禹之五服”与“中国”为同义语，并非仅仅指中原华夏地区，而应该包括“要服”和“荒服”地区的少数民族。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称，商朝时，匈奴的先人“以时入贡，命曰‘荒服’”[4](P.2881)，将匈奴列在五服之内。如果按照“五服之内为中国”理解，似这里也将匈奴列为“中国”了。按此理解，《史记》便是构建了多民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