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三礼”诠释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自周公制礼作乐，礼就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规范，礼学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学说。礼学最重要的经典是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统称“三礼”。“三礼”的内容涉及社会历史、政治伦理、礼制官制、人文价值等各个方面。但“三礼”学绝不仅限于“三礼”本经，还有历代学人从事“三礼”的诠释，“三礼”学发展史，就是通过历代学人的诠释形成的。然而在“礼学”研究中，往往重视“三礼”本经的研究，而疏于对“三礼”诠释文献的探讨。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对“三礼”本经的深入认识，更无从做到对“三礼”诠释的历史把握。西南财经大学潘斌教授数年关注“礼学”研究，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宋代〈礼记〉学研究》，去年又将以优秀结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宋代“三礼”诠释研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从诠释学角度，对宋代“三礼”学作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具有厚重的学术价值。

　　完整呈现宋代“三礼”学面貌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个案研究，主要是对宋代“三礼”诠释的名家名著展开具体研究。该部分又细分两章，分别是“北宋‘三礼’诠释名家名著研究”和“南宋‘三礼’诠释名家名著研究”。每一章又按照《周礼》《仪礼》《礼记》和“三礼综论”的顺序分节，每节各择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礼”学家或文献进行探讨。

　　第二部分是专题研究，主要辨析宋代“三礼”学中的重要问题。该部分细分为五章，分别是“宋儒于‘三礼’之辨疑”“宋代‘三礼’诠释之体式”“宋儒‘三礼’诠释与理学思想体系之建构”“宋儒‘三礼’诠释与修身齐家”“宋儒‘三礼’诠释与治国理政”。这就将名家名著研究与专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点与面、纵与横的统一。该书不仅提供了对宋代“三礼”学名著名家各自理论建树的全面认识，也对宋代“三礼”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作了深入研讨。这是一幅精致的宋代“三礼”学全貌图。无论是对名家名著的选择，还是对专题的拟定，都可以看出作者对宋代“三礼”学的真切体认，表现了作者对宋代“三礼”学的精深造诣。

　　独特的研究视角

　　该书在研究中还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将文献史料学、学术史与思想史交织成一个交互作用的立体阐释网络，最大限度地呈现宋代“三礼”诠释学的面貌和特点，探求宋代“三礼”学的深层内涵。比如学界于宋明理学之研究，最重视的是宋人的《易》学、《春秋》学，而于“三礼”与理学的关系则少有关注。该书则通过《礼记》的《大学》《中庸》《乐记》等篇的经典诠释与宋代理学关系的辨析，证明了礼学是宋代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理学家对“三礼”之学仍有精深的造诣，“三礼”之学在宋代学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研究视角的揭示，对于今天的宋明理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作者十分重视从时代学风、政治环境等角度对宋代“三礼”学家及其著作进行研究。如在张载的《周礼》诠释研究中，与王安石相比较，揭示了张载对于《周礼》等儒家经典的诠释显得较为保守；王安石的《周礼》诠释不乏古典理想主义气质，然而在诠释以及操作过程中与《周礼》已渐行渐远，在对《周礼》等儒家经典进行诠释时的自由度更大，从而使得他的古典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结合。与王安石相比，张载的理想主义成分要多一些，他将解决现实问题的法宝几乎全部押在了他所尊崇的儒家经典之记述中；虽然其经典诠释的范围及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与王安石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其产生的影响却比王安石变法要小得多。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张载与王安石的《周礼》诠释所作的比较论述，对于认识张载与王安石的学术差异颇有参考价值，发人深思。正是注重各种方法的运用，该书能够从多维的视角，对宋代“三礼”学提出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看法，从而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扎实的文献与史料基础

　　文献与史料的功夫，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保障，这一基本功的高低常常决定研究的得失。本书的宋代“三礼”学研究，不仅全面搜集宋人的“三礼”学论著，并作了认真的爬梳，而且在此基础上对各家各派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由于年代久远，书缺有间，宋代的“三礼”学文献大多数已亡佚，但作者迎难而上，从现存南宋时期的礼学著作中寻找材料，进而考察两宋时期许多为人们所忽略的“三礼”学资料。比如在考察张载、王安石、方悫、陆佃、马希孟的《礼记》学时，通过南宋的《礼记集说》，获得不少新材料。这对全面准确地说明张载等人的礼学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作者在运用这些文献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以对文献的源流、版本等的考证为前提。比如对卫湜《礼记集说》进行考察时，涉及此书作者的生平、文献的版本、单篇的分布等，这就保证了史料的可靠性。

　　同时，作者不仅重视礼经文献，还重视史书、笔记、文集中的记载。比如在考察宋人利用“三礼”从事政治、教育活动时，所依据的材料除礼经文献外，还涉及《宋史》《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开宝通礼》《太常因革礼》《宋大诏令集》及宋人诗词、奏议、碑刻、考古资料等。由于采用的文献史料特别丰富，并以扎实考辨为保障，该书对宋代“三礼”学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但该书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是以礼图闻名礼学界，然而对聂氏此书所作的考察，并没有列出聂氏的礼图，而仅以文字进行表述。这对于全面说明聂氏的礼学成就是不够的。不过瑕不掩瑜，该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宋代“三礼”学最有学术价值的成果，配称一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