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上）

　　一、文献整理的类型范式

　　20世纪初期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和实践，在心态上，有着尊古和崇西之偏重；在实际功效上，则成为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转换的重要关捩。[1]置于近世文献材料大发现的框架下予以考量，整理国故涉及文献材料的分类与使用问题。所谓“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即是将材料分成两类或多类，并且认为不同类型的材料在用于证明的时候存在着统一性或同一性关系。①如果这种统一性或同一性仅谓材料所指对象同一，那就忽视了其意指层面上的差异。②[2]具体而言，古代典籍、古迹遗存和考古文物，三者均指向过去的实在世界。不过，三者的存在形态和意指层面却有着质的差异。古籍以文字为载体，古迹以建筑和场所为呈现形式，而文物以器具的样式而存在。质言之，古代典籍属于语言类材料，而古迹和文物则属于非语言材料。③[3]相较于实物，语言文字因其指涉关系的概括性和间接性，更适于超越具体情境的限制，具有较强的媒介功能，更便于记载和传递信息。就其组织形态而言，三种材料构造既别，则性质有异，三者所包蕴历史文化信息的程度亦呈现出高下差异：古迹和古物指向过去的生活世界，而古籍则关涉过去的精神世界。就含意性而言，古籍显然高于另外二者，其对于古代思想文化世界的研究价值亦因之而凸显。与含意丰富相伴生的是，如何确认古籍文献的意指关系则对研究者提出挑战。除却研究者主体的读解能力不计，意指关系首先奠基于古籍材料的可靠性之上。[4]流传的古代典籍无不经历由原始材料到传世文献的整理加工过程。古籍整理的方式和结果约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述而不作，尊古定制，传承并整理往代文献，如孔子“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5]摘引、纂述、汇编周秦旧章材料而集合成儒家文献，为儒家学派确立基本典籍；④第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6]融文献整理、目录编次和学术批评为一体，“厥协六艺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⑤[7]如刘向、刘歆父子叙录群书，整理百家头绪，著录《别录》《七略》，其中不无二人关于古代思想世界秩序图景的理解和描画。类型之分实乃文献整理广狭二义之别。名义上的分别包蕴着其可靠性指向上的不同。前者即狭义文献整理，其可靠性指向整理后的文献与原始文献之间的一致性；后者即广义文献整理，除关注上述一致性之外，还警惕文献与其描述世界的对应性。⑥以上两种类型可以视为文献整理方面的两种范式。以孔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思想文化世界的恢复和建设，故以文献编述为整理重心。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为纷繁的思想世界理出统序，故不能不在古籍文献的叙录中有所轩轾，透露出学术批评史的气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自然延伸。虽然其中有着大量的思想信仰成分，但就其可靠性的指向而言，与现代学术的求真品格有其一致性。循此思路，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考察古籍文献与当代学术研究的关系，不失为把握学术发展演变轨迹的有益尝试。

　　二、古籍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

　　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指出：“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8]作为文化的载体，典籍文章一方面记录了往代的知识学问，另一方面传达出那个时代的价值信念。许多古代文明的消失，与其没有典籍记载或典籍沦亡，有着一定关系——典籍不存，文化无以显明。作为抽象的知识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学术思想若失去典籍文献之类载体，则因无所附丽而终至湮灭。把握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首先意味着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和甄定古代典籍的价值。作为古代思想文化的载体，古籍蕴涵着古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信息，载体自身也有其文本整理和著录评述的流变轨迹。前者较多关涉学术思想价值，后者直接关系文献学价值，间接包含学术价值。典籍文献的价值既内蕴于古代社会结构本身，也是现代学术眼光照亮的结果，具有发现与赋予的双重性质。⑦就典籍文献与学术思想的关系而言，孔子删诗而有儒学之兴，刘向校书而汉学昌明，清人考订精详而实学风行，近代甲骨、敦煌文献面世而开启现代学术新局面。就可靠性关系而言，古籍的文献价值是其学术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古籍的学术价值是其文献学价值的提升和现代学术理念的古典投像。在古典学术的思想框架内审视典籍文献易流于循环阐释和意识形态化的套语模式，在文本、解释者和古代思想观念间互为援引，以效果说明前提。这种解说由于搁置对于学说思想的先设前提的反思，虽然有利于增强对其正当性的信念，却无助于其学理性的提升。前科学时代的学术是自成系统的论说和观点，具有内在的自足性，虽然富含洞见与智慧启示，但无法经受外在标准的检验；固守于传统思想框架之内，自然倾向于排斥异质学说，同时面对新问题的挑战也很难做出结构调整并重新获得思想活力。因此，古典学术话语的语义分析和现代阐释，应以增强其应对现代问题的解释力和启示性为鹄的。这是古籍文献价值获得现代生命的重要方式。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入手功夫在典籍文献的甄定，但着眼点却在于其学术价值的焕发。一方面可将古典学术思想纳入现代知识系统和学科框架内予以重新考量，为现代学术提供古典资源；另一方面在对古典学问和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和系统化的过程中确立新学科，丰富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

　　典籍文献的意涵和指涉对象经历了一个逐渐丰富和不断扩充的动态变化过程。先秦时期，典籍特指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法书图籍，汉晋之际，除经术之外还包括诸子、诗赋及方技方面的私人撰述。隋唐以降，扩及史书和佛道内典。宋以后笼罩小学类、艺术类及笔记类文献。明清两朝则囊收谱牒、类书和小说、词曲、诗文评类文字。《清史稿·艺文志》云：“及至晚近，欧风东渐，竞译西书，道艺并重。而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奇书秘宝，考古所资，其有裨于学术者尤多，实集古今未有之盛焉。”[9]引文所谓“晚近”即晚清末年，为近代的开端。近代典籍文献，又圈括西人之书和出土文献。除却湮灭毁弃的图书之外，典籍的范围与数量日积而富，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也随之滋长，从事学术创造的可能性也在增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0]虽然陈氏所论因具体学术研究而发，但其意指实有见于文献扩充与学术演进之大势。结合陈先生的另一篇序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考量，其所谓“新材料”约为以下三种：出土文献、与我国学术相关涉的异族故书和前人所忽略的旧有材料。[11]相较于旧材料，新材料固然蕴含着新信息，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但经由新学术眼光打量的旧材料，也可能生发出新学术价值。陈先生的史学著述即是这方面的显例。由于陈先生这两篇序文系针对具体学术著述而论，揭示蕴涵其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门径与所达致的学术境界，而未言及两位学者对于具体文献材料所做的整理功夫，因此，极易给读者造成“材料中心主义”的印象——似乎只要拥有新材料就能获得突破性成果，而不需对材料下一番整理功夫。此种认识上的偏颇遂导致思想观念上的博物馆式的古籍文物主义态度——要么以占据古籍文献为目的而缺乏理论分析和价值甄别能力，要么挟文献材料以自雄、秘不示人。

　　以论代史类的割裂、颠倒和篡改古籍的做法固不足取，但视之为博物馆中的展览文物的态度亦不为无过。古籍文献固然需要保护和传承，以维持民族、国家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但古籍文献的生命和意义，更在于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从而参与当代文明与文化的构建。古籍、文献和材料三个概念，称名和意涵虽异，但指涉对象则一。从时代和文本形态言，谓之古籍；就文化信息的蕴涵言，谓之文献；从学术研究的目的言，谓之材料。具体行文时，依据意指不同，变换名称或并列称号，不拘一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对待文献材料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研究主体关于学术的认知、态度和观念。材料观和学术观，表面上相关于研究者的知识文化的水平和条件，但其深层则涉及主体意向和研究对象意指结构层次的对应关系。文献材料的意指结构约可分为三个层次，文献本文的形式层、文献意指的意义层和文献符指的对象层。主体意向主要关注第一层次者，学术研究多采赏鉴态度；聚焦于第二层次者，多取征信价值观；集中指向第三层次者，多持实证主义学术观。赏鉴态度近于艺术，证信态度近于宗教，实证态度近于自然科学。不同的学科有其不同的品格与宗旨，近艺术者学以赏玩，近宗教者学以征信，近科学者学以求真。以上所论学术态度和观念，大致可归类命名为艺术化的学术观、宗教化的学术观和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前者说理多富想象、以意合的方式处理材料，中者多采信心理事件与事实事件互为佐证，后者严守逻辑实证主义的论证立场。

　　三、由古籍整理到学术研究

　　由学术宗旨与品格的差异，衍生出对文献材料不同的处理规范和使用方法。反过来说，由学术方法之异亦可上窥学者学术态度和观念的不同。具体到学术个案而言，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以经验实证的标准裁量关于上古史的文献材料，尝试剔除其中神话、传说等虚构部分，确定史实并澄清其意义，属于典型的以求真为宗旨的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引申言之，以经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势必重视物理实在和历史事件而忽略心理事实和效果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由事实到史实的推论，对由虚(心理势能)生实(历史效果)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由于古史文献不仅包含事实信息，还包含价值与信念信息。古史系统的考述，研究古代社会事实关系固然是外在的学术目的，通过古史叙事形塑价值、凝聚共识则是学术伦理层次上的潜在的内在目的。清理掉古史文献材料中的心理因素，自然导致对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排斥，这也是科学经验主义追求实证性知识的逻辑反题。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顾先生曾就古籍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说道：“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著作出现。”[12]所谓审查史料，于顾先生特指历史文本间的比对和历史话语分析。材料审查既属于古籍文献整理的必要功夫，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经此审查，古籍文献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得以分层、分类，学术价值因之而呈现，是历史著述的前提条件。古籍的整理，除包括基本的文献搜罗、编目、校勘和材料的摘抄、排比、分类外，还应包括对文献材料的考订、辩疑、质证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如果能由一般性的审查进入到对文献的解析(上文所谓“分层、分类”就是“解析”的具体化)，由解析而发前人所未发(即所谓见独)，那就会从古籍整理自然过渡到学术研究。以上所谓由古籍整理到学术研究的自然过渡，落实到具体学术实践上，并非如理论描述——通过概念的转换和句法连接即可完成——那样轻易，而是需要长久的学术实践，经历长时段的学术经验和共识的积淀，方始实现。对此，清人曾朴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有过较为显豁的说明。

　　我常道本朝的学问，实在超过唐、宋、元、明，只为能把大家的思想，渐渐引到独立的正轨上去。若细讲起来，该把这二百多年，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开创时期，就是顾、阎、惠、戴诸大儒，能提出实证的方法来读书，不论一名一物，都要切实证据，才许你下论断，不能望文生义，就是圣经贤传，非经过他们自己的一番考验，不肯瞎崇拜；第二时期，是整理时期，就是乾嘉时毕、阮、孙、洪、钱、王、段、桂诸家，把经史诸子校正辑补，向来不可解的古籍，都变了文从字顺；第三时期，才是研究时期，把古人已整理的书籍，进了一层，研求到意义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龚定庵一班人，发生独立的思想，成了这种惊人的议论。依我看来这不过是思想的萌芽哩!(曾朴《孽海花》第四回“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13]

　　上述清代学术的三个时期，就其学术追求而言，可分别概括为求实在、求知解与求意义。其实，第一个时期的求真实即顾颉刚所谓的“史料审查”，与第二个时期的求知解，皆可归为古籍文献的整理，从而与第三个时期求意义的学术研究，构成对待结构。纳入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框架中，处于对待结构的两造，就由历史时期的先后关系转换成研究程序的顺承关系。“求”是整理者或研究者面对古籍文献的意向。求实在的对象指向古籍文献言说的内容，求知解的意向指向文献文本的本身，而求意义则意指文献文本的对象和文献文本的意涵对于主体的价值。就学术意向而言，价值的发生过程即主体由文献材料探求知识、思想或观念的过程。由求实在而至求意义，古籍整理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渐次显明。

　　关于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顾颉刚从历时性的研究过程阐述二者的关系；而郭绍虞则在批评史文献的历时叙述中条理出文学批评的逻辑层次。

　　在文学产生并且相当发展以后，于是要整理，整理就是批评。经过整理以后，类聚区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末异”，于是也就认清了文章的体制和风格。所以《诗赋略》在《艺文志》中占一席地位，也是批评的开端。于次，再要选择，选择也就是批评。选择好的，淘汰坏的，不能不有一些眼光，这眼光就是批评的眼光；同时也不能不有一些标准，这标准也就是批评的标准。……再进一步，于是再要给以一定的评价，就是所谓的品第，而品第就更是批评了。……但是这种批评，很容易凭各人主观的爱好，妄加论断，于是变得批评没有准的，也就更需要批评的理论作根据。于是为批评的批评也就产生了，这样，批评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也再可以指导作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14]

　　郭先生以“批评”概念贯通批评的文献整理和批评的理论研究。就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历程而言，批评文献的整理与批评理论的研究，交互为用：由文献整理抽绎出批评理论，成就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专著，奠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立学科地位；以文学批评理念指导文献整理，推出《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专题著述，主持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和《清诗话续编》等古文论基础资料，以上成果属于古代文论学科基础建设中的重点工程。郭先生将批评史文献的整理、分类、甄选和品第视为广义的批评。广义的批评隐含写作者关于文学批评的识见和标准，而识见的发生和标准的确立则离不开一定的学术理念作为其逻辑前提。郭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即存“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的学术理念。郭先生关于批评的理论探索可谓狭义的批评，隐含学术理念的客观知识化和组织系统化。广义的批评涉及文献整理，而狭义的批评即理论研究。换句话说，批评的文献整理为隐性的学术研究，批评的理论研究为显性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二者之间既有着顺承的历时关系，又存在着蕴含与呈现的结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