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表述（上）

　　在历史撰述方面，中国传统史学强调通史或断代史。因着眼于政权更迭和朝代更替，以“一朝一代”撰写历史成为绝大多数历史编纂者的选择。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倡导“史界革命”，标志着“新史学”思潮的出现，中国史学由此逐渐开始了近代转型之路。在对历史加以分期时，呈现出对“古史”的多方面表述以及关于“古代史”的不同界说。有关“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和学术回顾，既存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①本文主要从历史书写(叙述)的角度，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古史”的不同表述及内在原因，以就教于方家。

　　一、“古史”的不同表述

　　比之于传统史学，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出诸多不同面相。中国近代史学语境下的新型中国历史撰述，在历史分期尤其是“古史”表述方面，呈现出与传统历史撰述不同的诸多表达方式。不同表述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时隐含着史家对于“古史”的不同认识。

　　(一)“三段分期法”中的“上古史”

　　自清末开始进行学制改革，各地新式学校先后设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撰写模式亦发生变化，以“分期”来撰写中国历史成为此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重要书写模式。不依朝代而依时势变迁将历史划分为若干时段，可在繁杂的史实之间了解时代的变迁特点。新型历史分期框架之中，“三段分期法”对于“古史”的表述值得一提。

　　近代意义上的历史三段分期法(上古—中古—近代)源自西方，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但不是直接由西方输入，而是经日本学者的著作间接引入。1890年，那珂通世在《支那通史》中分中国历史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段。稍后，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桑原騭藏《中等东洋史》也采用类似的分期方法。虽然在各期名称及每段起迄时间上，市村瓒次郎、桑原騭藏的观点与那珂通世的有所不同，但从各期名称来看，不管是四段分期法，还是五段分期法，基本上可看作是“上古—中古—近代”三段分期法的延伸。如果按此种分期法，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撰述，基本上将秦统一前的中国历史作为“上古史”，但在具体的时段名称及起迄时间范围的表述方面，有时候又有不同。具体而言：

　　第一，虽然在分期名称方面，这一时段的中国历史撰述基本上将秦统一前的中国历史称为“上古史”，但也有称为“上世”的，或者在“上古史”中分出“太古史”等，以表示“上古史”开端的那段历史。

　　第二，在历史分期中，“上古史”作为一个历史时段，与“中古史”“近世史”等其他时段相比，它的起始点是比较模糊的，有的起自开辟，有的起自黄帝……因此有著作仅以“秦统一前”概括“上古史”的时间范围，并没有标出这段历史的“上限”，这一问题涉及到著者对人类起源或信史起点的不同认知。而“下限”方面，虽然基本上将秦统一六国作为“上古史”的“下限”，但在具体行文中，亦有“至战国”“至秦王政统一六国”等不同描述，这种表述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分期与断限的“难点”所在，因为“分世别期，最难于断年。前期与后期交接之间，必有若干年岁为过渡转移时代。合于前世，既觉未安，合于后期，更觉不可”②。

　　第三，“一时代之内，尚有包含时代焉”，即“所谓内包者”。③有的著作将“上古史”这一大时段，又按特征分为几个小时代(如“传疑时代”“化成时代”等)，以表示“古史”的不同发展阶段。

　　到20世纪50年代，王玉哲亦沿用“上古史”的称谓，他的《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阐述“中国猿人”至秦统一六国前的中国历史。“文革”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建议将该书修订再版。王玉哲初拟书名为《先秦史稿》，后来书稿写到西周时期，出版社建议将其先行出版。关于书名，责任编辑建议命名为“远古史”，王玉哲“考虑‘远古’一词是个通名，没有具体年代的限制，可以采用”，又加了“中华”两字，书名由此确定。④该书作为“中国断代史系列”之一，于2000年正式出版。

　　1999年，由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全套12卷22册)全部出版。该书除第1卷《导论》外，第2至12卷分别以“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近代”为名区分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其中，第2卷“远古时代，从考古资料探索原始社会的状况”；第3卷“上古时代，主要论述有文字记载以来到秦灭六国时的历史”⑤。对于第3卷的命名，白寿彝特意指出，此卷“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这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我们用‘上古时代’的提法，可能更妥当些”⑥。

　　(二)“特征分期法”中的“古史”

　　即使“三段分期法”及由此延伸的“四段分期法”或“五段分期法”在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撰述中被广泛使用，但也有学者对此种分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1923年，尚在北京大学求学的萧一山，于北京《国风日报》的《学汇》副刊上连载《史学之研究》一文，其中提到之前学者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有“种族盛衰”“文化变迁”“政治沿革”，并且“今之新史学兴，或将有以经济趋势为标准者矣”⑦。萧一山后在《中国通史讲演大纲》⑧第一讲“史学概论”中，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观点有所变化。他说，上古、中古、近古等名称“是否有当于会通之义，姑不具论”，他试着“以文化政治二者之表里盛衰为纲，而参以历史之本身的精神为辅，略区中国史为九期”，其中秦统一六国以前的中国历史可分三期，即神话时代(自天地开辟以迄于有史以前，亦称史前时代)、传疑时代(自黄帝以迄于有夏，亦称启蒙时代)和化成时代(自殷商以迄于战国末期，亦称文郁时代)。⑨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萧一山又以黄帝、秦朝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段，并参照考古学对早期人类历史分期所用的名称，而冠之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他认为：“黄帝以前是石器时代，黄帝以后直到春秋战国，便为铜器时代”，第三期是“秦汉以后以至清末鸦片战争”⑩。

　　萧一山《中国通史讲演大纲》和《历史问题》采用的分期方法，可算作“特征分期法”。此种分法，是“用某一个特征，作某一个历史的时代”(11)。缪凤林的通史著作《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要略》是采用此方法的代表。在缪凤林看来，秦统一以前的中国历史亦可分成三个时代，即传疑时代、封建时代和列国时代。缪凤林认为这是根据“古今民族、文化、政治、社会各种变迁之荦荦大者”而加以分期，但当时也有观点指出，他实际上重点关注的仍然是“民族”之变迁，“此第就叙事之便利，似无其它重大意义”(12)。

　　上文提到，有的著作将“上古史”也按特征分为传疑时代、化成时代等几个小时代，但其前提须遵循于“四段分期法”或“五段分期法”的整体框架，这与萧一山、缪凤林采用“特征分期法”直接将中国历史划分为若干时代是有所不同的。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四段分期法”或“五段分期法”框架下的“上古史”之中的传疑时代、化成时代，与“特征分期法”下的传疑时代、化成时代，呈现出来的时代特点又有一致的地方。李则纲曾提到，“特征分期法”是“抛弃了‘四分’‘五分’的办法。这种方法的使用，当然是进步的，不过要真能显示历史的特征”，像缪凤林所划分的时代，自“列国时代”以下，“似乎还有待讨论的地方”。(13)在时间断限方面，不管是“三段分期法”，还是“特征分期法”，大多数都将秦统一前后作为分期的“节点”，认为秦统一前后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局”。王夫之曾指出，从春秋末年至秦统一六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14)。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等历史著作均持此观点。这说明不同的分期方法也有一致的分界点，后来吕思勉就指出“分期之法，各家不同，而划周以前为一期，则殆无二致”(15)。另外，1939年，周谷城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通史》，也运用“特征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

　　(三)“断代史”中的“先秦史”

　　上文提及，中国古代史家倾向于以“一朝一代”撰写历史。在近代的历史撰述中，也有一部分史家仍采用此种撰写模式。

　　由吕瑞廷、赵澄壁合编的《新体中国历史》，于1907年至1911年凡行十三版，后经赵玉森重订，于1912年又加以出版。该书不采用“分期”方法，而是直接以“太古史—三代史—秦汉三国史……”的朝代更迭记述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

　　1922年，武学书馆出版的李泰棻《中国史纲》，也采用此种方法叙述中国历史。李泰棻认为：“中外史家，或三分，或四分，或五分，要其所持为理由者，不过社会或政治上之重大变动……故本编不分时期，而册数分装，但以朝代终了为界限焉。”(16)当然，在近代史学发展的语境下，中国历史撰述中的“断代史”不是简单地以一朝一代的兴亡及政权更迭为标准，而是要进一步考虑民族的融合与消长、学术思想的盛衰、社会风俗的变迁等。

　　李泰棻《中国史纲》是以“断代史”的方式撰述通史，也有史家直接以“断代史”的视角，撰述“先秦史”。吕思勉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先秦史》(1941年初版，1947年再版)，可看作是这种撰写方式的代表作，该书也是当时少有的以“先秦史”为名的著作之一。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等通史撰述曾采用“三段分期方法”，而他的《先秦史》是一部独立的断代史。他在书中“总论”指出，“言周以前之史，而率约定俗成之义，以求称名，自以先秦二字为最当，今故迳称是编为《先秦史》”(17)。该书先记述开辟传说、三皇五帝、夏殷西周、春秋战国之事迹，再分章叙述先秦时期的民族疆域、农工商业等情形。

　　同样在1940年代，黎东方的《先秦史》作为“复兴丛书”先后由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吕思勉、黎东方各自的《先秦史》都出版于1940年代并不是偶然的，这与当时高校通史讲授体系亦有关联。大致从那时开始，“断代”讲授基本上成为大学通史讲授的通行方法，以取代先前的“分期”讲授之法。与此相呼应，通史著作也逐渐以系列“断代史”的模式加以编撰、出版。

　　1949年以后，亦有以“先秦史”为名，作为通论性断代史著作加以出版的。此时出版的“先秦史”著作，主要出于教学需要而加以编写，因此对先秦历史的叙述，也基本上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体系之内进行的。

　　(四)“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古史”

　　俄国十月革命“迫使俄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所作的解释”(18)。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在介绍和传播唯物史观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具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则始于郭沫若。

　　1930年初，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在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郭沫若进一步明确了其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认识。他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归纳总结为一个表式，即西周以前为“原始共产制”，西周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19)全书内容来看，“导论”确实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虽然郭沫若后来对殷代社会性质的判断以及古史分期观点有所改变，但他依然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多次强调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情形的“路径”，他认为此书“大概的规模路径自信是没有错误，希望更有时间更有自由的同志继续作详细的探求”(20)。后来，张荫麟评价此书的贡献尤其在于“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21)。因此说，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情形，郭沫若具有开创之功。后来吕振羽、范文澜等人在郭沫若开创的路径上，进一步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开始撰写中国通史。

　　1933年，吕振羽经李达推荐，至中国大学经济系执教，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同年6月，他撰成《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提出殷商为“奴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22)。在此基础上，吕振羽又于1934年6月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该书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几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史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殷代为“中国史的奴隶制社会的时代”；周代为“中国史的初期封建社会时代”；由秦代到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以后又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吕振羽虽然认同郭沫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情形时所用的基本方法，但对他的个别结论持商榷态度。《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出版后，颇受学术界关注，“销场甚佳”，第一版很快售罄。(23)翦伯赞后来指出，“吕振羽对于在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24)。1939年，吕振羽来到重庆，从事历史研究等工作，得以有机会撰写中国通史。次年5月，他撰写了《本国史研究提纲》，指出用历史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历史是“近十余年来才开始的”，“然至今还没有产生一部正确的社会通史”。(25)此种形势，是吕振羽立志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个促进因素，他的《本国史研究提纲》对如何撰写整部中国通史作了宏观构想。《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年2月完稿，5月在香港生活书店出版，1945年9月在重庆生活书店出版。该书共分七章，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至七章分别为“图腾制度时期”“氏族制度时期”“殷代的奴隶所有者国家”“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的成立”“诸侯称霸的春秋时期”“‘七雄’并峙的战国时期”。吕振羽从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入手，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再运用于他的中国通史撰写之中。他希望“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26)，《简明中国通史》一书就集中反映了他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观点。

　　1940年1月，范文澜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他受上级委托，主持撰写一部中国通史读本，以便使广大干部及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概况。同年5月，范文澜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探讨了中国上古历史如何划分的问题。他充分肯定了郭沫若用唯物史观探究中国古代历史所做出的贡献，但也指出“殷代是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主张，值得商榷。他赞同吴玉章“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并认为“《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指出奴隶社会基本的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具备”。(27)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由此确立。随后他将自己对中国上古历史阶段的基本认识，又具体落实在中国通史的编纂体系之中。1941年5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在延安出版，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卷首有范文澜写的序言，实则该书“由范文澜独力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28)《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出版后，亦影响了其他人关于中国“古史”的认知和编纂，如许立群《中国史话》、陈怀白《中国通史讲话》等。

　　翦伯赞也是持“西周封建论”的代表人物。1940年春，翦伯赞自湘入蜀，后至重庆。在重庆期间，翦伯赞“日读古史”，因“古史去今日已远，而范围又至广大，大有吾人驰骋之余地”(29)。1944年4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该书“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他认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使中国古史“由秦汉上溯于殷周之世”，但他也承认“中国史前的古史，直至今日，尚处于极幼稚的阶段”，因此他想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显出它本来的面目。(30)该书将秦以前的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包括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古代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并且明确指出西周到战国时期是初期封建社会。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曾指出，要依据“历史上划时代的飞跃性”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以所谓上古、中古、近世划分中国历史“仍是时代的论次，而不是依据中国历史发展之本质的变革”。(31)他对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集中体现在《中国史纲》一书之中。他早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即持“西周封建论”，此后数十年不曾改变。

　　与吕振羽的经历相似，吴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亦有从研究中国社会史转向撰写中国通史的经历，并且也持“西周封建论”。吴泽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受吕振羽的影响较大。他的《中国历史简编》(重庆峨眉出版社，1945年)亦流露出对吕振羽相关著作的推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在史学界居于主导地位，以唯物史观为主导思想的中国历史学得以进一步发展。1950年代初期，因社会环境趋于稳定，马克思主义史家有机会开始修订、再版其通史著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等著作即在此背景下得以修订、再版。

　　在1950年代中后期，由郭沫若开始主编的《中国史稿》值得一提。1962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1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古史分期问题，该书“基本上采用了郭沫若的观点，便是以商周为奴隶社会，而以春秋战国之交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换句话说，便是东周后半期中国历史已开始进入封建时代”(32)。1976年，该书修订后再版，仍然明确指出书中采用“战国封建论”(33)。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建议把此书初稿作为大专院校历史系试用教材。作为高校历史系教材，该书于1976年修订重版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90年代末，对有关高校的中国通史教材编写影响较大，颇具“示范”意义。这一时期的中国通史教材，大多采用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观点。甚至有的中学教师进修教材及历史通俗读物，亦采用此种观点。在古史分期问题上，除“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提出“魏晋封建论”。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5年)以及他的《尚氏中国古代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即持此说。

　　古史分期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主要表现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间的时段划分，之前的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间的时段划分也存在很大争议。从总体上看，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等概括中国古史的不同社会形态，在当时是宏观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全新模式，以既有理论结合于中国古史实际发展状况“建构”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解释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古史研究的独到之处。虽然对殷代社会性质、封建社会上限等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持有不同观点，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也有共同的旨趣。延安地区和重庆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虽然身处不同的政治场域之中，但他们的历史撰述也反映了共同的学术指向。与同时期其他史家的历史撰述相比，他们承认中国古代存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遵循整个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是连贯的，并未出现过“空白”。这可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历史分期的特色。

　　总之，历史事件本来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接的，由此而言，任何历史分期，更多的是为了研究或写作的便利，但凡分期，都未免会割断历史本来的联系。至于采用何种分期标准，成为史家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之前不可不考虑的问题。有观点提到：“社会的发展虽是连绵不断，但仍有显明的阶段可寻，虽是犬牙相错，但仍能作出一条界线，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的。成为问题的，是用什么作划分社会发展时期的标准。”(34)在种种历史著作之中，“各人的观点不同，根据其观点来划分的时期也就不一样”，概言之，“仍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不能成为定论”。(35)历史分期也可反映史家的历史观。但是，如上所述，即使是持相同史观的人，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有时也有很大不同。20世纪40年代末，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便指出：“研究历史的方法，必须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研究。”(36)然而，当他谈及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时，并未采用“五种社会形态”的叙述模式，而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事迹分为上古史(从太古到周朝末年)、中古史(自秦统一天下到五代末年)、近古史(自宋平定天下到鸦片战争止)、近代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四大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