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上）

　　在清代学术史上，武进庄存与于乾隆末年著成《春秋正辞》一书，乃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其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春秋正辞》是从重视义理的路数，来解释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的。在乾隆年间，长期盛行的是以“古文经学”思想体系为指导而形成的专重严密考证的学术风尚，学者们竞相从事史实排比考辨和文字音韵训诂的工作。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则是与此明显不同的另一种学术路数，他所重视的是从义理层面对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进行解释。在历史上，从义理上解释《春秋公羊传》的著作，在两汉时期曾产生过两部名著，一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一是东汉末年何休著《公羊何氏解诂》。但是自何休以后，春秋公羊学说便再无人问津，从此消沉了一千多年。故此，庄存与所著《春秋正辞》的出现，乃意味着公羊学派长期中绝之后重新接续了统绪，绝非偶然性事件，其中包括着多重历史信息，需要用上下贯通、把握源流变化的眼光加以剖析，并进而论述晚清公羊学何以形成双轨演进的格局以及因不同学术路数而产生的迥然而异的历史作用。

　　一、庄存与、孔广森不同的学术路数及其深层社会文化背景

　　(一)庄存与：重视义理阐释，求公羊学之正途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在乾隆年间撰成《春秋正辞》十三卷，他表明其学术宗旨是尊奉汉代董仲舒、何休今文学家的统绪，求公羊学之正途，这在清代有创始之功。

　　在庄氏之前，元末明初学者赵汸曾著有《春秋属辞》十五卷。其著述意图，是不满意当时学者只据《左传》解释《春秋》。赵氏认为：孔子据鲁史修《春秋》，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①。他意识到《公羊传》重视《春秋经》的“义”，这点应予肯定，但他不用阐发“微言大义”的方法，而是希冀通过文献学归纳“属辞比事”的方法，来推求《春秋经》之旨，这就未能找到探索这门学问的正途。庄存与著《春秋正辞》，书名与赵氏仅一字之差，实则包含着性质的重大变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公羊传》对鲁国君“即位”如何书法的解释。赵汸《春秋属辞》首条提出：“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礼，不书‘即位’。”他说明，这一“书法”的规则是由文献学方法归纳而得来的。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至“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见于《春秋》中十一条记载，赵汸认为：鲁桓、文、宣、成、襄、昭、哀七个国君，都是第一年嗣子继位，“逾年正月朔日，乃先谒庙，以明继祖，还就阼阶之位，见百官，以正君臣。”国史因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隐、庄、闵、僖四君元年，都仅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赵氏认为这些都有特殊原因，如“隐公摄君位，不行即位礼。”②按赵氏所说，隐公元年首条的记载，只是据鲁史而来，毫无深切微妙之意旨。

　　然则，按庄存与的解释，这一记载却包含非常重要之意义。他说，《春秋》这样书法，不是隐公未尝践位、行礼。“公践其位，行其礼，然后称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隐公也。”进而说，这样书法，是表示隐公只摄相位，以将来让位于其弟桓公。可是，桓公后来弑其兄隐公，是大恶的行为，恰是隐公助长他的。所以隐公这种让恰恰应受到谴责。他由此得出一条原则：“《春秋》之志，天伦重矣，父命尊矣。让国诚，则循天理、承父命不诚矣。虽行即位之事，若无事焉。是以不书即位也。君位，国之本也。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无正(按，指自隐公二年至十一年，《春秋》经文中均无“正月”字样)，隐不自正，国以无正也。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③

　　庄存与这样解释，《春秋》中首条的书法，实包含有国君应遵从天理、父命，庄严治国，而讥评鲁隐公却未能依此而行这些深刻的意义。

　　庄存与对《公羊传》首条记载，鲁隐公不书“即位”的独到解释，其意义极不平常，他在乾隆年间学坛中彰显了一种独具的著述宗旨，一种与众不同的新的治学风格。乾嘉时期的学者们竞相以搜集、排比、归纳史料和注释字句作为才力的显示，而庄存与却专重从义理层面阐释儒家经典，以继承发扬董仲舒、何休的义法为宗旨，与盛行的学术路数迥然而异。《春秋正辞》全书分为正奉天辞、正天子辞、正内辞等九类，是按照庄氏所理解的公羊学家法，将《春秋经》重要文辞按类归纳，逐条作出自已的解释。故此，他对《公羊传》开端“元年春王正月”极为重视，称为“建五始”，作为“正奉天辞”的第一项。他重申何休所说，“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同日并建，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且又引述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言人君依天意行事，以正朝廷百官，统率万民，四方之内正气充旺，邪气荡清，达到风调雨顺，万民协和，五谷丰登，草木茂盛，四海太平的境地，王道得到完美的实现这番话。这就有力地证明：庄氏的公羊学著作是以董仲舒、何休的学说为根本出发点，利用公羊学来宣扬王权神授、天人合一、君臣名分不可逾越的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是公羊学说的核心命题，庄存与书中明显地尊奉这些学说，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些公羊学的核心观点曾经被汉代董仲舒、何休大力阐发，而后来失落了一千多年，“如今重新被拾起，《春秋正辞》中所论，真可谓是两汉公羊学大师在千余年后引起的回响”④。譬如，他以突出的地位论述：“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任何人都不允许有违背于专制王权统一政教的行为。他又引述董仲舒所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对此，庄氏特别加注，说：“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义莫大焉。”意思是，上引这段话不是《春秋》一书中本有的内容，是董仲舒运用《春秋》大一统观点加以发挥的，在汉代产生了极大作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又如，关于“通三统”，庄氏的解释也有甚为中肯之处。他论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⑤公羊学家根据夏、商、周三代实行“三正”，历法不同，而引申出一套理论：三代分别实行三种历法，新朝建立，就要确立新的正朔，规定朝廷所崇尚的服饰的颜色，说明不同的朝代，制度上必然要有适当的变革。这就是“通三统”，由此引申出“改制”之说。公羊学家还认为，孔子所说殷代对夏代礼乐制度，周代对殷代的礼乐制度，都有继承，又有损益，“改制”的主张正符合孔子“损益”之说。庄氏又引用刘向所称“天命不独私一姓”之说，强调其说之积极意义：正如旧历法沿用既久误差过大即要废除，新的正朔将取而代之一样，朝代也是要更易的，一姓的君王不可能永远不变，“天命”有可能转授别人，让他姓做君王⑥。

　　庄存与还著有《春秋要旨》⑦，强调对《春秋》的理解不能“执一”，应该“知权”。“执一者不知问，无权者不能应。”反复申明要深入体会圣人之心、圣人之法，即领会精神实质，灵活变化。不可按照刻板的定例去理解，不要拘泥于具体的论断，墨守一、二现成的结论。他又强调《春秋》的义旨直接关系到国家治乱、礼法伦常，圣人对此有精心的安排：“《春秋》详内略外，详尊略卑，详重略轻，详近略远，详大略小，详变略常，详正略否。”是故《春秋》无空文。这些论述都有力地启发后人深刻地去理解公羊学说的政治性特点。

　　(二)孔广森：自立“三科九旨”，违背公羊义法

　　饶有兴趣的是，在庄存与完成《春秋正辞》之后不久，出现了孔广森所著《公羊通义》一书。此为清代第二部公羊学著作，因而对于引起学者社会注意和研究公羊学说，毕竟有些作用。孔氏不赞成《春秋经》要靠《左传》相辅才能读懂的说法，重申《春秋》“重义”的主张。他认为：“大凡学者谓‘《春秋》事略，《左传》事详，经传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世俗莫知求《春秋》之义，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视圣经，竟似《左氏》记事之标目，名存而实亡矣!”⑧孔广森针对当时盛行于许多朴学家中专重史事、忽视史义的观点，提出孔子据鲁史而修成的《春秋经》，所着重的是义旨。“经主义”“史主事”，二者性质相去悬殊。如果拿史书的标准要求《春秋》，责备它记载过于简略，那等于把“经义”全部抛弃干净!孔广森主张《春秋》“重义”，就这一项而论，同汉代公羊学者的看法是接近的。故此，他又强调唯《公羊传》最知《春秋》的义旨，《左》、《穀》二家则谈不上掌握“圣人制作之精意”⑨。孔广森《公羊通义》中这些主张，对于清中叶以后学者注意研究、重新继起这门千年绝学，应该说是有其一定的意义。

　　孔广森的严重失误是自立“三科九旨”，结果造成他迷信了治公羊学的正确方向。他是乾隆中期以后达到极盛的“汉学”阵营中的一员，所熟悉、所信服的是考订、训诂一类方法。用这种标准来看待公羊学，他极不满意那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认为它们“支离”“拘窒”，毫不足取，故弃之若敝屣，另来一套。公羊学说核心内容之一之“通三统”是阐述各个朝代的制度并非沿用不变，孔广森对此不理解，他拘泥于训诂学的解释方法，只把“通三统”解释为三种历法的演变，故说：“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虽文王不是废。”由于孔广森是用古文经学家文字笺注的方法来治学的，“通三统”这一公羊学家宣传历史变易、政治上必须实行“改制”的学说全然不见了，只剩下建子、建丑、建寅三种历法的演变，而且他所理解的是循环变化，这就严重违背了公羊学说的本旨。

　　公羊学原有的“三科九旨”，是何休依据西汉胡毋生、董仲舒传授的理念，加上自已钻研而总结出来的。它包括：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徐彦所引用的三科九旨，内容虽未见完整，但它鲜明地体现出公羊学说的政治性和变易性的特点，代表了公羊学的真谛。但是，孔广森却不守何休的解释，自立“三科九旨”，倒退到赵汸的水平。孔氏自立的“三科九旨”是：“《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⑩。

　　我们只须拿孔氏的第一科“时、月、日”来作分析，便可明白其明显的失误就是用“属辞比事”来理解《公羊传》的义旨。《春秋》以如此简略的文字记载史事，往往只知道有这么回事，而不明事件的原因、背景，如何体会其中的褒贬大义呢？他认为应采取赵汸的办法，找出其属辞比事的特点，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要一一穷究《春秋》所载时、月、日书法的不同：同是记大夫卒，明确记日的是“详”，不记日的是“略”；同是记交聘活动，明确记月的是“详”，不记月的是“略”……孔广森总结的这套“时、月、日”，表面看似乎条理分明，实则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历来治公羊学者都承认要总结《春秋》的例，必定是此通彼碍，无法划一。故一向称“《春秋》无达例”，于是，还得讲“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事同而辞异，事异而辞同”，孔广森明知这其中有很多无法说通之处，所以只好说“大抵”云云，这是事先为讲不通之处留下借口。

　　孔广森自立的“时、月、日”“讥、贬、绝”“尊、亲、贤”，这“三科九旨”，都是企图深究《春秋》属辞比事的“凡例”，但又往往都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故只好随时搪塞敷衍。更为紧要的是，孔广森的“三科九旨”只从技术性着眼，相对于赵汸，实是一种倒退。他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便完全违背从政治性和变易性角度考察的正确方向，这就无法发掘出《春秋》的“义”，也就无法由此加以发挥、表达本人的思想主张。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学的政治性等项特点，孔广森对《公羊传》所作的解释就失去活泼的生命力，变成一般的朴学家的训诂考订文字，公羊学应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启发力量骤失。鲁隐公元年传文是《公羊传》的开篇，哀公十四年传文则是压轴之作，故何休对它们的解释，特别付出匠心，所阐发的问题更有全局的意义。拿孔广森删改后的新注对比，便可显出二者的高下悬殊。而去掉了发挥“改制”“以《春秋》作新王”这些道理和引申的说法，公羊学就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躯壳。

　　(三)“义理之学”重新受到重视的深层原因

　　庄存与《春秋正辞》取得的成就，是“义理之学”在清代中叶重新受到重视的象征性事件，对此，应当以贯通上下的眼光，对学术风尚变迁的实质性问题作深入探析。首先，说明在考证学极盛的风气下，已经孕育着它的对立物——重视观点辨析、重视哲理探索学术路数的出现。先秦儒学已开创了重视义理和重视考证两种优良传统。孔子学说主张重证据，戒盲从。他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和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测，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地、广泛地学习，然后慎重地选择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对于并不明白的东西，就先予以保留。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11)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的这些主张都为后来古文经学派所发扬，形成实事求是、广搜材料、严密考证的学风。孔子又重视“义理之学”。孔子著《春秋》，意在“拨乱世、反之正”，意义极其重大，而他明确地把“义”即思想观点的正确放在首要地位，如孟子所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2)春秋公羊学，就代表大力继承和发扬孔子重视义理之学之一派，由《春秋公羊传》发端，经董仲舒、何休大力推阐，形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的历史阐释学体系，在儒家学说中独树一帜。

　　乾隆年间本来是考证学盛行的时期，庄存与却公开举起旗帜，尊崇汉代董仲舒、何休的路数，求公羊学之正途。他能抓住本质性问题，对“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公羊学基本命题，作进一步阐释，并强调：“治《春秋》之义莫大焉。”这样，庄存与就把在儒学演进历程中千余年所失落的公羊学说之“微言大义”，重新拾起，并且予以推进，因而引起清代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所以庄存与当之无愧地是封建社会后期公羊学复兴之开创者。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在此时，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派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时代主潮。不过当乾隆中叶，考证学盛行的风气不会骤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仍然要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