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出土典籍译注工作的社会认知度

　　中华传统典籍不仅包括传世经典，也应该涵盖出土典籍，只有把两者充分结合，才能把最真实可靠的知识传递给社会大众，避免以讹传讹、习非成是。因此，出土典籍作为相关学科的重要新出文献，加强这方面的整理译注工作，可助益古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历史文明悠远，典籍浩渺，但传世文献仅是文献总体的一部分，真实的历史与后世传说之间易形成混杂一谈的局面。随着近百年来一批批出土文献的问世，原来不为人知的历史被逐渐揭开，新材料的发现印证补充了传世文献的缺漏与不足。出土文献一般包括文书档案和典籍。出土典籍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学者对其年代、性质等内涵的认识以及对所含文字信息的正确译注阐释，极大地影响着考古、历史、文字、语言等古典学科的建设。由于出土典籍语料具有真实可信、时代明确、地域特征鲜明等特点，因此利用新材料校勘、译注、解读古书意义重大，在补充语言规律上具有重要推进作用。中华传统典籍不仅包括传世经典，也应该涵盖出土典籍，只有把两者充分结合，才能把最真实可靠的知识传递给社会大众，避免以讹传讹、习非成是。因此，出土典籍作为相关学科的重要新出文献，加强这方面的整理译注工作，可助益古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出土典籍可分为六类　　从出土典籍内容来看，按班固《汉书·艺文志》可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法、数术和方技六类。　　六艺典籍。六艺一般指汉代太学所规定的必修科目，包括六经及《论语》《孝经》和“小学”，其中六经有《易》《书》《诗》《礼》《乐》《春秋》。目前出土六经典籍有：《周易》（上博藏楚简、马王堆汉墓帛书、海昏侯竹简），《尚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上博藏楚简、安徽大学藏楚简），《礼》（上博藏楚简、武威汉简、海昏侯竹简），《乐》《春秋》两种尚未发现。出土《论语》两种重要的版本：一是定县八角廊汉墓简《鲁论语》，全书存有7500余字，字数不足今本《论语》的一半。二是海昏侯简《齐论语》，目前已知有《知道》篇，据班固《汉志》，《齐论语》共二十二篇，较《古论语》《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据李学勤《十三经说略》，今所见通行本《论语》，来源于郑玄汇集《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的大成之作。出土《孝经》目前也有两个本子：一是肩水金关汉简出土的一枚《孝经》残卷；二是海昏侯简《孝经》。《孝经》记载中国古代伦理学文化，相传为曾子转述孔子的言论，在思想史上可归为曾子一脉的儒学著作，在中华传统典籍中具有重要价值。　　诸子典籍。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和文化辉煌灿烂的“轴心时代”。当时学术界应时代大变革的机运而生，有儒、法、道、墨等诸子百家，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及学术等领域的贡献奠定了中华传统优秀典籍的基石。近百年来，出土竹简还不时能见到优秀的诸子学术著作。其中出土儒家典籍有：《缁衣》（郭店楚简、上博藏楚简），《五行》（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以及《晏子春秋》（银雀山汉简）等；出土道家典籍有：《老子》（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北大藏西汉简）、《庄子》（张家山汉简、阜阳汉简）以及《文子》（定县八角廊汉墓简）。　　诗赋典籍。诗与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经汉以后文人自觉创作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出土诗赋主要有《逸诗》《李颂》（上博藏楚简）、《楚辞》（阜阳汉简）等篇，数量虽少，但上述篇目今多失传，所以这些竹简为先秦诗赋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兵法典籍。从目前出土的兵法文献情况来看，有些兵书是历史上早已亡佚的，如今学者重读这些佚籍，在撰写先秦兵家思想史时，不仅能弥补传世兵法文献的缺失，更能深入地认识古人的军事谋略。以两部重要的出土兵书为例：一是《孙子兵法》（即《吴孙子》），二是《孙膑兵法》（即《齐孙子》），两者皆出土于山东银雀山汉墓。它们的问世，证明了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两个孙子：孙武、孙膑，他们都有兵法传世；同时也印证了司马迁有关孙武、孙膑记载的史实。　　数术与方技典籍。出土数术与方技简册数量占了很大比例，但今传数术与方技典籍却寥寥无几。所谓数术其实是当时科学技术与迷信观念的混合物，包括星象、占卜以及形法等。筮占或龟卜是商周时代流行的占测方式。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纷繁多样的占卜形式，如星象占、梦占、式盘占、博局占、音律占等。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战国以来简牍中还有大量的《日书》出土，这些文本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口语面貌，这在传世古书中是很少见到的。《日书》是春秋战国以来人们行事前占卜吉凶和时日的数术依据，在诸侯各国都很流行。数术与方技典籍的出土，一方面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真实的地域性语料；另一方面为中国文化研究填补了关于春秋战国民间卜问风气历史的空白。方技典籍中最受瞩目的是医书。据新闻报道，海昏侯汉墓出土的竹简就包括了《医书》这一重要的医学文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精华，不但要重视诸如《黄帝内经》《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历代传统医学经典的继承与创新，更要注重吸收出土典籍中的医学精髓。如马王堆汉墓帛书经脉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医方专著《五十二病方》，导引养生篇《导引图》和《却谷食气》，以及北大藏西汉简《医书》，这些汉墓出土的佚籍记载了更早时代的中医学智慧。目前这批出土医书已经学者整理出版，如1993年荆州关沮周家台秦墓《病方》简，记录了当时治疗各种疾病的医方及保养身体的药膏秘籍，其中《去黑子方》讲述了如何用敷药去除黑痣，在今天来看具有很高的医学价值。因此，从事传统中医药研究与整理者以及一线医疗工作者都应该特别重视这些出土医书。　　出土典籍译注工作成果丰硕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重视和加强出土经典的译注与普及。近百年以来，经几代学人极力搜集与整理，解读出土典籍的工作已取得丰硕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范例。　　目前所见较为流行的出土经典译注读本主要有三类：第一，六艺书籍译注，如俞绍宏《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校注》，对上博楚简儒道典籍作分章解说，颇便初学研读。第二，诸子书籍译注，刘钊《郭店楚简校释》在字词考释和文意疏通方面做了较多普及性的工作；另外丁原植《郭店楚简儒家佚籍四种释析》和《新出简帛文献注释论说》两部译注亦值得推荐，该书对11篇儒家经典、1篇兵家经典进行了注释与语译，并对其思想作了深入的诠释与分析，为相关学科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土经典通俗读本。第三，数术与方技书籍译注，有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以及周祖亮、方懿林《简帛医药文献校释》，后者从医学、药学、历史学、文字学等视角对出土医药经典进行了全面校勘、注释、语译，此为目前学界首部对出土医书进行注释与今译的重要普及读物。无独有偶，马继兴的《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和《简帛医药文献校释》几乎同时出版，马书搜集范围较广，不仅尽搜简牍医典，还对敦煌古医书卷子极力辑录，其书注释详备、语译简明。　　出土典籍译注工作　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　　出土典籍译注工作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尽管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在这个独特的学术领域做出了许多保护性的工作，但社会认知度仍有待提高，如中小学一线教师，能在讲述汉字源流、历史典故之时，正确运用出土文献资料知识辅助教学者凤毛麟角。人们之所以对出土典籍缺少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出土典籍的学者，没有做好介绍、普及的基础性工作。前文介绍的出土译注读物，相较于传统典籍译注书籍，在数量上仍显薄弱，乃至读者关注度也较低。因此，丰富出土典籍译注读物的种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影响。　　出土典籍译注工作在历史文化层面上具有多重价值。这些出土经典，不仅能补正传世经典义理的疏漏或文字的讹误，还有助于重建先秦思想史、上古文化史。其价值具体表现为：第一，准确译注出土经典，后人在使用或转引时可避免以讹传讹的困窘状态，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准确传承与弘扬。第二，译注工作能匡正传世经典疏误。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与古籍记载相互结合以考证古史，有助于重构原典思想，使其更接近经典原义，以汲取更完善的思想精华。第三，译注工作的逐步完善，可以让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非专业人士更准确、更原生态地了解原典，从而让出土典籍中蕴涵的丰富的中华传统礼俗、精神内核、民族风貌为我国乃至世界人民所识、所喜、所用，以增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同时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出土典籍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长河中的重要文物，是现代人了解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它们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性。在现有技术支持下科学发掘出土文献，并对其做好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充分解读和认识这批中华瑰宝，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