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与史学功能（下）

　　三、《厚父》的史学功能

　　清华简《厚父》为《书》类文献，其祖本可能是史官书写王言的实录，其内容有助于时人及后世认识夏史。《论语·为政》载孔子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66)孔子之言说明了史学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史通·史官建置》称：“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67)刘知幾从有历史书写和没有历史书写两个方面，说明史学对人们认识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史学对人们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厚父》作为记录夏史的王朝典册，是王室及贵族认识夏史、吸取夏代历史经验的宝典。清华简《厚父》文本为认识夏代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补充了以往学界对夏史的认识。

　　清华简《厚父》记载的王与厚父谈论夏史的内容，反映了史学具有吸取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功能。《厚父》的书写者开篇就指出王访厚父的目的：“王监劼(嘉)绩，问前文人之恭明德。”王以嘉绩为鉴，向厚父请教前文人恭明德的事迹；为了更好地治理刚得到的天下，王必须借鉴前文人的明德事迹。《尚书·多士》载周公在告诫殷遗民时提到，自成汤至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说的就是商汤吸取夏代先哲王恭明德的历史经验，并将之作为治理国家的祖训，起到了巩固殷商统治和促进殷商社会发展的作用。

　　清华简《厚父》所载史官书写的文辞，反映了上古语言、文化的承袭和发展。《厚父》中提到的夏先哲王“明德”“经德”与《尚书·周书》诸篇以及商周金文所载相合，即：夏代贤王明德、经德、敬德的文化被商周贤王继承，并发展为以德受天命，以德保有天命的政治思想。《厚父》提到的大禹治水成功后帝降民建夏邦的观念，与《逸周书·度邑》载周武王所讲“维天建殷，厥征名民三百六十夫”，即天建殷邦登进贤民三百六十族，是相近的。《厚父》所载帝命皋陶为启卿事，卿事职官为商周所沿袭，如商代小子簋(《集成》3904)已载卿事之官。(68)到了周代，卿事成为王朝政治的主角，频繁出现在文献和金文之中。

　　清华简《厚父》所载酒的功用及对酒的管制，为商周时期继承和发展。如第12-13简“民弋(式)克苟(敬)德，母(毋)湛于酒。民曰：‘惟酒甬(用)肆祀，亦惟酒甬(用)庚(康)乐。’曰：‘酒非食，惟神之飨。民亦惟酒甬(用)败畏(威)义(仪)，亦惟酒甬(用)恒狂。’”厚父谓民能敬德，故不沉湎于酒。民谓酒能用以祭祀，亦可用以康乐。厚父谓酒不是食物，乃神饗之物。民因酒以败坏威仪，也因酒以恒狂。这可以视为厚父总结的夏代酒文化的内容，即：酒的用途主要在于飨神，亦可以康乐，强调民敬德而不沉湎于酒，而非禁止饮酒，此为商周贤王所遵从。如《尚书·酒诰》载周公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周公谓：“(文王)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周文王治理西土，告诫王室贵族和朝臣，祭祀才可用酒，不要经常饮酒；告诫众服国独祭祀可饮酒，以德相扶不使醉。文王君臣因能不腆于酒，文德达于上帝而受殷之天命。周公告诫康叔“刚制于酒”“勿辩乃司民湎于酒”。(69)商王自成汤至帝乙及众臣子忙于治理国家，皆不沉湎于酒。周公分封卫康叔时，亦指出要引导酒的使用，告诫其不要让官吏沉湎于酒。简文“酒非食，惟神之飨”，是商周时期祭祀方饮酒思想的源头。商周时期对酒使用方法的总结，表明夏代酒文化及酒德思想亦为商周所继承。

　　清华简《厚父》所载内容对商代贵族子弟及后世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清华简《厚父》开篇点明，记言之目的在于学习夏先哲王明德事迹，提高王的人生修养与治道。《周易·大畜·象传》载：“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70)“前言往行”多依赖历史书写而存于世，历史书写产生的典册是人们蓄德的主要依据。《国语·楚语上》载，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之道时，谓：“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71)《语》《故志》等是不同类型的史书，学习史书，可以增进太子的人生修养和历史经验。《厚父》的性质可能是记言类《商书》，同时又是一种古老的文体“语”，讲述的是刚取得天下的王学习夏代先贤王恭敬明德事迹、吸取夏桀亡国历史教训的故事，具有宣扬先王明德精神及以史为鉴的重要教育意义。大概正因为如此，《厚父》才得以流传于世，被周人重视，成为周人治国思想的重要源泉。至战国中期该篇仍在流传，《孟子》亦有所引。(72)《厚父》具有三晋书风亦表明其在三晋流传，且为楚地贵族传习，作为重要典籍而随葬。战国时期流传的《厚父》篇可能毁于秦代焚书，清华简《厚父》仅是战国时期楚地流传本的一个传抄本。

　　目前的夏史研究暂遇困境，考古遗址遗迹等不能与文献所载的夏代直接对应，用以证明夏存在的文献史料多为周以后所作。据此，西方学界对殷商以前是否存在王朝国家提出质疑，甚至认为殷商以前尚未出现国家，部分中国学者也对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直接对应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下，通过已知的商代证明不甚清楚的夏代，也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清华简《厚父》的公布，为探讨、印证夏史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清华简《厚父》经整理者研读，大体确定为《尚书》类文献，本文进一步判断其可能为《商书》中记言性的篇章。据清华简《尹诰》载商汤灭夏后以夏史为鉴之事判断，清华简《厚父》所载很可能就是商汤访夏贵族厚父，并向其学习夏先哲王敬明德的事迹，这一内容由商代史官书写实录成为典册，后在商代官学教育中传播，成为贵族学习历史经验的经典文献。周灭商后可能对《厚父》一类的《商书》进行过整理，加入了一些周人的语言，甚至渗入了周人的思想观念。清华简《厚父》是战国时期流传于楚地的《商书》抄本的一篇。《厚父》是目前所见夏贵族直接论述夏代历史及思想观念的宝贵文献，其史料来源可能是夏商之际夏贵族厚父与商汤对夏史的追述，对于认识夏史、夏代政治观念以及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篇是夏商之际的夏贵族自述形成的商代文献，可依此确认夏是真实存在的。该篇记录了夏代历史发展的主体脉络：大禹治水成功后建立夏王朝；皋陶实为夏启朝卿事，并没有早于禹而卒；孔甲为夏的有德贤王，曾制定刑法。该篇还丰富了亡国之君夏桀史事，证明了夏代的服制、酒政、天命观等对民众的教化问题。《厚父》对于认识商代史学功能也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刘知幾所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73)清华简《厚父》蕴含的史料价值和丰富的政治思想，仍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注释：

　　①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詹子庆：《走近夏代文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②《厚父》释文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5)，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10-111页。本文引用时采用宽式，多用通行字，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部分繁体字也直接写为简体字。

　　③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赵平安：《谈谈战国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以清华简〈厚父〉为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309页。

　　④郭永秉：《论清华简〈厚父〉应为〈夏书〉之一篇》，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7辑，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18-132页。

　　⑤福田哲之：《清华简〈厚父〉的时代暨其性质》，白雨田译，台湾大学文学院《先秦两汉出土文献与学术新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第173-187页；张利军：《清华简〈厚父〉的性质与时代》，《管子学刊》2016年第3期；王晖：《清华简〈厚父〉属性及时代背景新认识——从“之匿王乃渴失其命”的断句释读说起》，《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

　　⑥程浩：《清华简〈厚父〉“周书”说》，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5辑，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45-147页；李学勤：《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深圳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杜勇：《清华简〈厚父〉与早期民本思想》，《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黄国辉：《清华简〈厚父〉新探——兼谈用字和书写之于古书成篇与流传的重要性》，《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刘国忠：《也谈清华简〈厚父〉的撰作时代和性质》，《扬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刘光胜：《清华简〈厚父〉时代归属新论》，《学术交流》2019年第1期。

　　⑦李若晖：《〈厚父〉“典刑”考》，《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10期。

　　⑧张利军：《清华简〈厚父〉的性质与时代》，《管子学刊》2016年第3期；刘光胜：《清华简〈厚父〉时代归属新论》。《学术交流》2019年第1期。

　　⑨《尚书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20页。

　　⑩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9-1982年版，以下简称《合集》。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下简称《集成》。

　　(12)黄天树：《读契札记二则》，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13)黄天树：《关于商代文字书写与契刻的几个问题》，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研究》第1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页。

　　(14)《尚书正义》卷1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3页。

　　(15)《尚书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页。

　　(16)《尚书正义》卷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8页。

　　(17)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3)，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28页。

　　(18)《尚书正义》卷1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2页。

　　(19)《尚书正义》卷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0页。

　　(20)赵平安：《谈谈战国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以清华简〈厚父〉为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第303-309页。

　　(21)《春秋左传正义》卷5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163页。

　　(22)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70页。

　　(23)商汤借鉴夏史可由清华简《尹诰》得以证实。是篇载伊尹之言：“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无)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丽(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释文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1)，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33页。

　　(24)《墨子·贵义》载：“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周公对商史非常娴熟，于诸诰中称引、训诰殷遗民，可为明证。

　　(25)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

　　(2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5)，第111页。

　　(27)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铭图》。

　　(28)饶宗颐认为《豳公盨》与禹德有关。参见饶宗颐：《公盨与夏书佚篇〈禹之总德〉》，饶宗颐主编《华学》第6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29)此句原作“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刘师培认为，“天”为衍文；“民名”倒文，应为“名民”，贤民之意。陈逢衡认为“夫”当作“天”字，唐大沛认为“夫”是男丁通称，此处以作“夫”为确，且属上读。参见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470页。

　　(30)简文为“闻”的本字，整理者释读为“问”，乃用通假字，此处宜释读为本字。

　　(31)《尚书·甘誓》载，夏启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商代青铜器《小子簋》(《集成》3904)已有“卿事”之职，可能夏代已有卿事职官。

　　(32)《尚书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3页。

　　(33)《毛诗正义》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68页。

　　(3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35)《史记》卷2《夏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2页。

　　(36)王震中认为皋陶为族氏名，辅佐夏启的皋陶为皋陶的后人，可备一说。参见王震中：《清华简〈厚父〉篇“咎繇”与虞夏两代国家形态结构》，《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37)《春秋左传正义》卷4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76页。

　　(38)《春秋左传正义》卷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65页。

　　(39)孔颖达疏：“言皋陶能行布其德，德乃下洽于民。”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卷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65页。

　　(40)《尚书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1、222页。

　　(4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5)，第112页。

　　(42)《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标点本，第551页。

　　(43)吴汝纶：《尚书故》，中西书局2014年标点本，第238页。

　　(4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5)，第112-113页。

　　(45)《毛诗正义》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54页。

　　(46)《春秋左传正义》卷5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23页。

　　(47)《史记》卷2《夏本纪》，第106页。

　　(48)马楠：《清华简第五册补释六则》，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6辑，第224页。

　　(49)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所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

　　(50)《毛诗正义》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53页。

　　(51)《尚书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页。

　　(52)马楠认为“永叙在服”谓永在臣职，与“永保夏邦”文义相反。参见马楠：《清华简第五册补释六则》，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6辑，第225页。

　　(53)《尚书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9页。

　　(54)《尚书正义》卷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8页。

　　(55)俞樾：《群经平议》，《清经解续编》(第5册)，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1055页。

　　(5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5)，第114页。

　　(57)陈剑：《说慎》，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58)《尚书正义》卷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8页。

　　(59)孙星衍以“近”为“賮”，乃财义。“恭”与“共”通，《尔雅·释诂》“具也”。参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62页。

　　(60)“舒”通假为“荼”。参见杨筠如：《尚书覈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61)张利军：《〈尚书·酒诰〉所见商代“内外服”考论》，《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张利军：《补释甲骨文字——兼论商代存在“服”制》，《殷都学刊》2008年第2期；张利军：《释西周金文中“服”字义——兼说周代存在“服”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

　　(62)李学勤：《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63)此段简文句读及“启之”属上读，“斯”属上读。参见马楠：《清华简第五册补释文六则》，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6辑，第226页。

　　(64)整理者谓：“丁，《说文·丁部》：‘夏时万物皆丁实。’丁良，约相当于良实。”“简文中为形容词使动用法。”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5)，第115页。按：据《说文》，“丁”表示万物变强壮之动态。“丁良”可能是古语，《广雅·释诂四》：“丁，强也。”良，善也。于，介词，表动作的对象。简文之意，若行为上可以增益朋友的善，则自己的善心亦可得以发扬。

　　(65)关于“汝佐”的释读，参见黄国辉：《清华简〈厚父〉新探——兼谈用字和书写之于古书成篇与流传的重要性》，《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66)《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63、2466页。

　　(67)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标点本，第303页。

　　(68)有学者认为该器为真器伪铭，铭文非出于臆造，而是有所本，与真铭的距离不大，故仍可将该器铭文作为一篇早期的记事金文来使用。参见葛亮：《谈谈“小子簋”铭的真伪及相关问题》，《文博》2010年第4期。

　　(69)《尚书正义》卷1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6-208页。

　　(70)《周易正义》卷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0页。

　　(71)《国语》，第528页。

　　(72)《孟子·梁惠王下》引《书》内容即为《厚父》，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深圳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73)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303-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