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行：中国史学理论研究40年（上）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正是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与时代风雨同行，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研究内容和成果之丰富，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骄人成绩。

　　一、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召开时强调，实现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规划，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当务之急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这是恢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中国史学的重大举措之一。4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新时期迈出的第一步，就自觉高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坚持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1980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他们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事物的。……历史科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2]30论及新时期的历史研究时，他说：“我们还是要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讲理论的作用，主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作用。应当说，从实际的成果来看，我们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还是很不够的，还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和很多的武断，而这种主观武断的东西和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2]38。提高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新时期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

　　1983年4月，中国史学界首次学术年会暨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论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①刘大年系大会执行主席，他提交了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刘大年指出：“世界上一切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中，唯一真正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学说，是马克思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但“不能单纯地重复真理，而要研究目前这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分析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种种说法。”[2]72-73他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白寿彝、邓广铭、皮明庥、蒋大椿、宋家钰、孔立等也提交了相关论文。②

　　1983年6月，《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章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已经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列入国家第6个五年计划的史学发展规划，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文章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需要开展的6项工作：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史学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有关历史的著作；清理总结中国史学的传统，尤其要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传统；研究近年来历史科学研究中提出的或者争论的许多理论问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史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加强中外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自1984年开始，迄今已召开了21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届研讨会都有新的研讨主题，但每届也有不变的主题，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并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如历史与现实、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法论、唯物史观和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马克思论东方历史发展道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全球化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新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全球化和全球史、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思想研究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讨，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

　　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史学理论》杂志(季刊)创刊。此前的1986年5月，刘大年在歙县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题为《欲登高，必自卑：1986年5月6日在歙县历史学理论讨论大会上的发言》中，曾提出创办一份“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的历史学理论刊物”的问题。他说：“单独办一个历史学理论刊物，研究者中很少有人不赞成的。难点是如何把刊物真正办好……下决心办了，就要有特色。‘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这个要求是不是提得高了？……不管有没有那几个字，一要反对老式教条主义，既反对把死守条文、经院学派注释讲解，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研究；二要反对新式教条主义，既反对把资产阶级的某些理论、说教当作金科玉律”，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专门的历史学理论刊物要抱定这个宗旨来创办，也要靠贯彻这个宗旨来把持自己的生命力”。[3]《史学理论》杂志在《时代·历史·理论》的代发刊词中写道：“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我们办刊物首先必须坚持的”。办好《史学理论》，既要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也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4]这些不仅对办好《史学理论》杂志，而且对开展史学理论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项工程被称为党的“生命工程”。同年4月27日，中央召开“工程工作会议”，标志着工程正式启动。工程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编写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重点学科教材，《史学概论》即是其中之一。在张岂之主持下，经课题组集体努力，《史学概论》在200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中外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科学方法论，是几代中国史学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史学概论》既是21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重大成果，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发展前沿风貌。

　　历史科学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人们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而这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上的史学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时代的呼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产儿。因此，改革开放40年来，史学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这方面研究的选题不断拓展，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或热点问题不断深化，每年都有新成果问世。择其要者，如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1999)，刘爽《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2015)，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2012)，李杰《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及其论争》(1999)，孙麾、吴晓明主编《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2009)，刘华初《历史规律探究》(2013)，王锦刚《隐匿的路标：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2015)，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2007)，林国荣《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19世纪》(2013)，吴英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2014)等。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我国40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还研究能否认识、如何认识历史规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只有同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加以阐述时，才能得到哲学的规定。”[5]1这一认识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起点、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规律的实践性、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意识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等。这一时期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除了对“唯物史观与时俱进再认识”之外，更多的是结合中国史、世界史的研究实践展开的。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唯物史观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中西历史文化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历史演变、唯物史观与西方历史哲学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日趋深入的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繁荣发展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丰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历史学源于社会，自然要回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或历史教训，鉴往知来，是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恩格斯曾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6]650欲获得“历史的启示”，使历史真正成为“我们的一切”，不可能通过“编年史”完成，而需要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即理论的阐释。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但史料并不等于史学。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原创性的成果有目共睹，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2卷22册，总篇幅约1400万字，近500人参与撰写，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导论》为史学理论卷，是该书的重要特点之一。编写者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充分的阐述，堪称阐释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传世著作。《导论》计9章，重点探究“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理论问题。编写者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坚持“论从史出”，因此有较强的说服力。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导论》提出了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等4个类型的论点。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导论》以应当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综合考察为标准，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4个时期。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导论》首先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基本事实或者说是两个特点：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的文化发展，也未曾有过断裂现象。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此外，编写者在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国家职能等问题上，也有不少理论上的真知灼见。

　　1964年，吴于廑发表《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他在文中指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7]3那么，什么是“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呢？当时并没有展开回答；只是在改革开放后，吴于廑在其世界史“整体历史观理论”的精辟阐释中，才对此有了系统的回答。他说：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8]1；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8]5。他特别指出，“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8]15吴于廑“整体历史观理论”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次提出了源于黑格尔，又超越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9]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10]吴于廑的“整体历史观理论”，不仅对于加强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指导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重要的历史启迪。

　　吴于廑教授的“整体历史观理论”，是其常年在科学研究实践中，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的结晶。[11-17]齐世荣在论及新时期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时曾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18]，这为学界所公认的事实。“整体历史观理论”作为中国史学界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不仅在一些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表现出来，如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的齐世荣总主编的《世界史》4卷本，201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8卷38册；而且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其进一步阐发，促成一些有影响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问世，例如，相继出版了李植枬教授主编的《宏观世界史》(1999)和《整体世界历史初探》(2009)等。

　　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旧观念被彻底摒弃，中国史学界在现当代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现当代史)领域，几乎由一片空白而成硕果累累，每年都有令人瞩目的成果问世③。这与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坛现当代史研究的冷寂，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情况绝非偶然，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认识观念顺应时代，随之改变和史学理论的创新使然。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19]35在新时期中国历史科学发展中，中外现当代史研究繁花似锦，则是在时代呼唤下这一“生动景象”的具体展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0]694改革开放40年来，就我国的中外现当代史研究来看，历史认识观念的嬗变和史学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求真求实、经世致用。中国古代的史家，将其作为自己史学活动的自觉追求，著史的旨趣在于垂训、彰善、鉴戒，欲通过历史的回溯，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和诉求。中国史学的这一优秀传统在新时期得到弘扬，并通过现当代史研究的实践，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和新的社会内容。其二，关注现实、服务大局。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普遍思考的问题。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古代社会，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尖锐问题。在新时期现当代史研究中，这一传统得到升华和发展。其三，史家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20世纪初，人类社会进入变化最深刻的世界现代史时期。今日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形势提出了新任务，现代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中外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史家的“社会担当”，玉成了一部部现代史研究的力作。

　　史学理论研究丰硕的原创性成果，还表现在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诸多学术专著中。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挂一漏万例举。如何兆武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1996)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该书在“新康德主义的史学理论”“新黑格尔主义的史学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章节中，对现代西方学术界有代表性的历史认识理论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分析。作者强调，因为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更多的是人们怎样在认识历史的运动，而不再是历史自身是怎样运动的。总之，对它们来说，更重要得多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和解释，而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21]11-12何兆武还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1994)、《历史理性批判论集》(2001)、《历史理性的重建》(2005)。这些文集历经时间的检验，堪称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奠基性作品。陈启能在其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2005)中认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迅猛、变化空前的1个世纪，尤其是战后的半个世纪。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里，欧美的历史学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该书着重探讨的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的发展，历史学永无止境地在变化演进之中，为人类的思想文化宝库留下它的财富。姜芃主编的《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2012)认为，世纪之交，西方史学发生了两次重要转折：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出场，它催生了新史学分支学科和新研究视角的出现，这些新学科包括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女性主义史学、后殖民主义史学以及环境史学等；二是90年代前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全球化等，又一次调整了西方史学的研究视角，重新把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世界宏观的发展格局提上历史研究的日程，从而催生出文明史、全球史、新文化史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等。

　　40年来，随着史学理论研究丰硕的原创性成果陆续问世，一支专门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术队伍迅速成长。特别可喜的是，一批青年学子崭露头角，其研究成果在学界日渐产生广泛的影响④。他们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大多接受过严格的博士研究生课程训练，有坚实的专业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完善的知识结构。一些人与其发表处女作时相比，现在已不年轻，但仍活跃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他们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