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进入近代书法视野，是书法衰落，还是二王书风审美疲劳？

魏碑体，又称为龙门体、伊阙宗等，因为魏碑书法的代表作是龙门石窟一千方左右的北魏造像题记。北魏孝文帝提倡汉化，一种介于汉晋隶书和唐楷间的独特风格的新书体－魏碑体产生了。 北魏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出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该造像记具有十分典型的北魏碑刻风格，雄豪意气，傲岸风骨，铿锵有声，粗细有致，姿态矫健，厚重沉稳。魏碑字体适合于墓志、匾额、楹联等，并不是适合所有文体，更代替不了王羲之的书体，倘若用魏碑体写“兰亭序”，是写不出文章的意境和俊美的，所以王体并没有衰落也没有审美疲劳。

梁武帝和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精湛造诣和妙趣天成曾先后给予高度评价，梁武帝赞之为“龙跃天门，虎卧凤阙”，唐太宗赞之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所以魏碑体再怎么盛行也动摇不了王羲之书圣地位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如有不对之处请斧正！

不得不说，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有洞察力，但是我认为魏碑进入当代书法家的视野，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机缘和社会背景的，他不是书法的衰落，而是旧时书法审美体系的一次内部革新，他不是对二王审美书法的审美疲劳，而是对因循守旧的传统审美范式的一种反思和改变。

总体上讲，这是一场伟大的书法革新运动，但是其效果并不成功。而且比较有趣的是，那个年代提倡魏碑等碑学书法而贬低帖学书法的人，几乎都是当年主张社会革新运动的主要人物，比如著名的康有为先生。

而这正如百年前那场维新变革失败的命运一样，在书法中，这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最后也不了了之了，留给后世的，是一片狼藉。而现如今，我们于历史的沧海流沙中拾得这一段斑驳陆离的历史，细细观摩，但是却无奈的发现，早已物是人非。

一、清代压抑的反弹和革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永远可以得到最佳的验证。清代是有了名的喜欢克制、束缚、甚至是残害文人，这既与他们以异于汉人的外族身份来统治汉人山河这样敏感的、脆弱的位置和处境有关，同时，更是他们获得统治稳固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政治家们最喜欢制造不安全感、恐惧和战争，而后他们趁机将自己兜售给民众，利用人们对于安全感无尽的渴望和追求来获得赋予人民沉重枷锁的权力，而且这一切是那么的心安理得。

显然清代统治者是深谙此驾驭之术的。他们对于文人的迫害以及压制是前所未有的。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便可以落得个满门抄斩的结局。因此，清代整体上文化都是偏向于顺从的。清代文人不乏有慷慨、骨气之士，然而在那种社会环境下，如此之行为恐怕也会招致非议和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作为当时边缘人士的清醒文人是不被统治者所接纳的。

但是随着清朝统治日渐僵化、形式化，以及外来世界形势的冲击，想要维持以往那种统治威严恐怕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到了后期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文人一种“反弹”，他们重新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甚至有些已经谋划推翻掉清政府的统治，这皆可以看作是对于清代统治的一种反制力量。

二、文化专制与书法创新

说到底，清廷的政策也非常简单，无非是从思想上斩断文人异想，只是希望他们能安分守己，老老实实，至于成为迂腐之士还是贪官污吏则与他们无关。而支配一个人行为的，归根究底还是思想。如果一个人脑子中想的都是我不能走路，那么即便他是一个双腿健全的人，恐怕也无法挪动一步。

而后来针对这种压制的反抗、革新之处在文化上的表现之一就是书法的创新。

三、截然对立的体系

清代书法革新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将书法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碑学系统，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帖学系统。

这两个系统在他们看来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并且在各自所代表的含义以及他们具有的特质上是明显相反的。

比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于碑帖两种书法形式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其中心思想无外乎是认为帖学书法代表了陈腐的旧传统，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传统力量，而尚未被人们发掘、认知的碑学新传统则在更大程度上具备了革新书法、带来书法复兴的契机。显然其言下之意在扬碑抑帖。

四、政治因素的干扰

由于上述我们所说的种种原因，包括政治上的一个革新运动和文人的心态、思想在中央集权制度后期的改变，使得我们所说的“书法革新”运动带有更多政治宣扬的成分在。

尤其是我们可以将康有为诸多论调与他的政治柱状想想比较，其提倡书法革新的目的也就不言自命了。

在一定程度上，康有为潜意识里将帖学视作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代表。而显然碑学则成为了新兴势力的代表。康有为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借此让世人明白必须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做出一定的修补，否则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

因此，这里康有为只不过是借着书法创新为跳板，借此表达政治革新的愿望。

五、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如果就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清廷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应该立马着手各项改革。但是就书法艺术而言，这种提倡革新的论调到底多少蕴含着康有为多少理性分析的成分在，其实是值得怀疑的。

尤其是将康有为最终目的这一具体语境抽离于他所倡导的书法革新运动之外，就会显得很怪异了。

这也难怪很多人会觉得把碑学引入书法主流视野是一种退步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论调的确冲击了当时因循守旧的书法传统，让书法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其问题也非常突出。

在当代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理论时，绝不应该简单的以好坏来评价它，而是应该谨慎小心的看待，结合具体语境，做出符合时代特点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