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的起源情况怎样?

、中国洮砚的历史

砚台的起源最早是从研磨器开始的。在我国原始社会,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研磨器,用以磨制工具或研磨粮食作物。后来,为了便于书写,需要将墨色及颜料研磨至细,于是便出现了专门研墨的砚台。把1956年湖南长沙王家珑出土的原始社会的研磨器(如图1,现藏湖南省博物馆)[1]和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砚(如图2,现藏湖北省云梦县文化馆)[2]作比较可以看出,研磨器为砚的出现及其最初的造型奠定了基础。砚的品种很多,从材质上分类主要有木质、竹质、金属质、陶质、瓷质、玻璃质、水晶质、石质等等。其中,最具实用价值,最富有生命力的应是石质砚。石质砚经过数千年不断的开发,据文献记载的已达一百三十多个品种。我国古代的石砚多取自天然砾石,隋唐以后又出现用陶泥制造,同时先后发现了端石、歙石、鲁石、洮石等适宜于造砚的材料。洮石多为绿色,水纹奇幻,故又名洮河绿石砚、洮河绿漪石砚。古老的洮河名砚的出现究竟始于何年代?众说纷纭。蔡鸿茹、王�在《洮河石砚》一文写道: “洮河砚的出现,从传世品、出土发掘、文献记载看,当在宋代……”。[3]金・元好问的诗句中有:“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从以上资料看,洮砚的出现似乎始于宋代,但也有一种新的论点,认为唐代就出现了洮砚,其依据是:盛唐时代的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公元778年―865年)的著作《论砚》记道:“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4]孙敦秀曾说:“唐时洮砚制作较盛,当时和端、歙、澄泥砚并称为四大名砚。”[5]从以上资料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出洮砚盛于唐代的结论,还可以知道四大名砚的排序唐代就已有了。

月照春秋案,风吹旧石砚

天汉二年，是司马迁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可谓顺风顺水，天官世家，孔安国和董仲舒的他的老师，少年游学，搜集遗闻古事，回到长安，因父亲的缘故，得以仕为郎中。父亲去世后接任父亲的官职，任太史令。

在此之后，可谓是江河日下，前途一片黑暗。因李陵之祸时司马迁为李陵进言，被关进监狱后，他的“案子”落在了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里。

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维上是从的杜周，自然不会轻饶司马迁。

在狱中，对司马迁实行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但生性倔强耿直的司马迁始终不屈服、不认罪

当时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50万两黄金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他的好友、同事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

是选择一死了之，以全义理，还是自请宫刑，苟活下去，被天下人耻笑。

司马迁想到父亲临终的托付，一定要把《史记》完成，这是他们太史的责任，他现在不能死。

他还有该尽的责任，如果就这样死了，《史记》书不成，父亲遗志谁来完成。

于是司马迁自请宫刑，用残生来完成《史记》的编撰。

几年之后，因巫蛊之祸受牵连的任少卿任安被皇帝判决死刑，任少卿写信给经常能见到皇帝的司马迁求救，请他设法救援。

司马迁收到这份信，心里很为难。他了解汉武帝的性情，任少卿是他的好友，当时李陵之祸他可以为没有多少交情的李陵进言，为此他也付出了极重的代价。这次汉武帝为太子报仇判决任少卿，此事绝无转圜的余地。这时候《史记》还没有完成，他不可能再遭受第二次“李陵之祸”。他不能救任少卿，他该如何把这个残酷的消息告诉自己将死的好友，他会明白吗？他能明白吗？

辗转反复，司马迁还是觉得回信给自己的好友任少卿，他也不得不回信，他的好友就要死了，他必须回信。正是这个契机，司马迁通过这封信将自己的苦衷和心事完完全全的表露，这封信就是《报任少卿书》

在信中，司马迁拒绝了任少卿“推贤进士”的要求，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写自己遭受李陵之祸的境遇，无人可诉的痛苦。

写人情世态，“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

写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在写这封信开头，司马迁将自己的所有感情倾注在笔锋中，落笔写下“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一气呵成。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史记》原本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称“太史公”。“史记”此前是古代史书的通称，在后来逐渐成为“太史公”的专名。

这句话是讲为“太史公”这本书，愿意做牛做马苟活下去的司马迁再拜少卿足下。

《报任少卿书》总的来说就八个字，披肝沥胆，字字血泪。

这样的真情怎能不动人，《报任少卿书》也被后来读书人称为“千古第一书”。

《史记》书成，司马迁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融贯古今的通史著作。实现了他“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目标。

《史记》从忠孝心出，尽己之谓忠，以显父母之谓孝。司马迁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尽了孝道。后世都知道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都在读《史记》这部著作。

正因是因为司马迁在困境和屈辱中的坚持，对未完成使命的不甘，才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