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书法家排名？

僧人书法家排名？

1、智永和尚

隋朝书法家，传为王羲之第七世孙，世称“永禅师”。在永欣寺学习书法时，有登阁临池三十年不下楼之说，临书《千字文》800本之多，分赠浙东各寺，影响远及海外，尤其是日本书法。其“退笔成冢”为书家美谈，有《归田赋》等留世。智永的“永字八法”，为后世楷书立下典范。

2、怀仁

唐代书法家，弘福寺僧人。长期学书，钟情于王羲之书法研究，书法深得“二王”真谛。曾花二十年将王羲之墨迹临摹集成《大唐三藏圣教序》，此序自然天成，尽得真味。《古今法书苑》载：“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委弘福寺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迹，咸萃其中。”

3、怀素

中唐名僧，玄奘弟子，以狂草知名，史称“草圣”。怀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人评价其草书“奔逸中有清秀之神，狂放中有淳穆之气”。清戴叔伦曾作诗赞云：“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键笔。”传世书法有《自叙帖》、《苦笋帖》、《小草千文》等帖。

4、道济

明末清初僧人，字石涛，书画双绝，号苦瓜和尚，清湘老人。明靖江王朱亨嘉之子。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僧”。其书风清健灵秀，趋于山野之趣，具六朝写经体风韵。存世作品有《石涛罗汉百开册页》、《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山水清音图》、《竹石图》等。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

5、八大山人

原名朱耷（1626年—约1705年），谱名统，字刃庵。明末清初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擅书法，能诗文，用墨极少。其书章草似索靖，行书似米芾，用笔方圆相兼，结体纵横齐整，含蓄内敛，圆浑醇厚，亦工篆刻。书画皆珍品，人相宝之。

五位僧人书法家对艺术的执着，有着信徒般的虔诚。佛教在影响书法的同时，也借助书法得到了传播，可谓相得益彰。

张高峰的经历

1918年农历11月20日,张高峰出生在蓟运河畔芦台镇(今属天津市宁河县)。其祖父张信儒是县中学国文教师,当地知名书法家。其父张继曾北京大学毕业后,回母校天津南开中学任理化教师。张高峰7岁丧父,家道中落,母亲带着他和3个妹妹、弟弟投亲靠友,艰难度日。家境的贫寒和童年的艰辛,使张高峰自幼感受到了世态炎凉,萌生了改变命运的追求,也培养了他自强自立、敢作敢为的性格,13岁便只身到天津求学，1933年转到天津河北中学（后改名民德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又转到北站外天津水产专科学校。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天津、北平读完了初、高中。

天津是华北重镇,不仅工商业发达,而且文化氛围浓厚。张高峰因此开阔了眼界,特别是学校图书馆供学生阅读的各种报纸,深深地吸引了他,成为他每日必读之物。他感到,做一名新闻记者,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为百姓仗义执言,还可以评点时政,是个令人羡慕而且自由的职业。他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写作能力,并且尝试着与志趣相同的同学一起办刊物,尽管入不敷出,最终失败了,但他作记者的追求却日益明确了。

1933年,日寇进犯华北。当时的热河省主席、军阀汤玉麟竟不放一枪,拱手让出承德,全国哗然;汤部仓惶溃退天津,散兵游勇横行街市,扰民害民。正在天津读初中的张高峰激于义愤,撰文《可杀的汤玉麟》,发表于天津《中南报》。这是他生平第一篇见诸报端的文章,而且直接抨击时政,为百姓疾呼。晚年忆及此事,张高峰说:“杀不杀汤玉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第一次通过报纸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那年他15岁，从此开始了写作生涯。

迷恋上新闻工作之后,张高峰转到文化古都北平求学,课余便到一家通讯社勤工俭学,刻写钢板贴补生活的同时,学习跑采访、写稿件。他写的一篇讽斥当时冀东伪政权汉奸部队的文章,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军方到芦台抓人,其母四处求告,甚至宁可交出小儿子抵罪,也要保住长子性命。直到乡绅出面作保,称“小孩子不懂事,且饶一回”,风波才告平息。其弟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险些为兄抵“罪”的往事,一时成为笑谈。

1937年“七七事变”,平津沦陷。张高峰不甘做亡国奴,泪别故乡亲人,投笔从戎，南下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抗敌宣传队，随军在战地服务。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他随军冒着炮火工作,同时采写战地通讯,投寄邹韬奋先生,发表于先生主办的《抗战》三日刊,并从此建立了联系。韬奋先生对青年的关爱扶持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给张高峰很大影响,成为他从事新闻工作的一课,受益终身,并且引为榜样。1938年2月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采写战地通讯，文笔犀利，作品均发表于邹韬奋在汉口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后转赴长沙，加入“国际新闻社”工作。翌年，兼任中国共产党邵阳《观察日报》特约记者。他的采访足迹遍及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各省，还曾北渡黄河到晋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除采写新闻通讯外，还创作了新体诗《儿童哨》、《狂流》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考入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同时兼任《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并参加“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校期间，主编《新闻部队》壁报，从事各种进步活动，后被勒令退学。

1938年10月,张高峰在长沙通过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刘良模结识了著名记者范长江,随即加入范主持的国际新闻社作特约记者兼湖南《观察日报》特约记者,同时成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现中国记协前身)早期成员。

1940年,已在武汉大学(时迁四川乐山)读书的张高峰,课余坚持新闻实践,不仅经常向各报投稿,还在校内主办了“新闻部队”壁报,举办全国报刊展览。适逢《大公报》招收四川通讯员,他通过投稿自荐,终于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并破例获得“收报人付费新闻电报凭证”。张高峰生前回忆,“大公报用人不问资历,惟才是举,合则用,不合则去。我是一个他们连面都不曾见过的青年学生,却成为大公报第一个有权发新闻专电的通讯员,实际上是大公报唯一的‘以稿计酬’的记者”。《大公报》如此信任,促使他越发认真工作,愿意为之争光。

1942年12月张高峰任《大公报》战地记者，赴河南采访。

1943年2月《大公报》发表了他采写的通讯稿《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揭露河南遭受“水、旱、蝗、汤（恩伯）”四灾的悲惨情景。触怒蒋介石，罚《大公报》停刊3日。并以“共产党首领”的罪名将其逮捕，关押数月，这在当时河南被称为“张高峰事件”。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部溃不成军，他才得以“查无实据”获释，经陕西回到重庆，《大公报》专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话会，对其发扬正气、不畏权势，大胆揭露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轰动河南的“张高峰事件”就画上了句号。事后化名张大雷写成《我是怎样被捕的》一文，发表于《新华日报》。

1944年秋张高峰再入武汉大学读书，兼《大公报》通讯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重庆任《大公报》记者，负责外交、财政新闻采访。1946年后调任《大公报》驻天津、北平、沈阳特派记者，驻东北特派员。他采写多篇通讯报道，以反对内战，反美援蒋为主线，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敲响丧钟。1948年重庆《大公报》连续发表张高峰的3篇通讯：《严寒东北》、《干枯东北》、《跌在槽房里》。

1949年后，张高峰先后任《大公报》商业组组长、天津记者组组长、华北记者站负责人。后因“左”风泛滥，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安达市，改做商业工作。1963年调回天津，在市工商联编写工商史料。“文革”中又被遣送东郊区“五七”干校劳动，后转农村插队。1978年落实政策，才调到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事文史资料的征集和编写工作。曾主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近代人物录》、《化工先导范旭东》等书。历任天津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宁河县及芦台镇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