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对三国志的评价

1.钱钟书在《管锥编》里论三国（部分）

全晋文卷七五，郭冲《条诸葛亮五事》。按第三事即俗传“空城计”，见《三国演义》第九五回者。《三国志·蜀书》亮本传裴注驳郭冲所记为不合事理；然《南齐书·高祖纪》上云：“皇考讳承之。……元嘉初，徙为……济南太守。……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旧唐书·良吏传》上崔知温迁兰州剌史，会有党项三万余众攻州城，众大惧，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又《北狄传》吐蕃十万人入湟中，李谨行“素不设备，忽闻贼至，遂建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皆师诸葛亮“大开四城门”之故智，而“虏”、“贼”又蹈司马懿之前辙，“疑其有伏兵”。

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空城计”者，以不欺售欺（Honesty is the best deception）之一例也。

魏禧《日录》卷一《里言》：“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虽情势极确，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智，料智者不能料愚。余尝笑《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司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

——《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二五，“空城计”

陈寿《表上诸葛氏集目录》：“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按六朝人似不厚非此品目，亦且以为无损于亮之声价者。《世说·排调》：“郗司空拜北 司，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钟嵘《诗品》下品论王融、刘绘曰：“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魏书·毛修之传》修之谓陈寿谤亮将略非长，崔浩驳寿评亮有“过美之誉”，不得为谤。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九《陈寿论》称寿为“良史”，谓张俨、袁准亦评亮不长于应变将略，非寿一人爱憎之私言；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引《魏书·李苗传》苗读《蜀志》至魏延献策而亮不纳，太息谓“亮无奇计”，佐证寿“奇谋为短”之论。

“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按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三一、靳荣藩《绿溪语》卷上说此节，皆引《晋书·李密传》张华问：“孔明言教何碎？”密答：“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大雅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窃谓《谷梁传》僖公二年：“达心则言略”，范注：“明达之人言则举领要；不言提其耳，则愚者不悟”；即“与凡人言宜碎”也。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书〈三国志〉后》、恽敬《大云山房文集》初集卷二《书〈三国志〉后》均足助朱彝尊张目；《野叟曝言》第七八回亦论陈寿“帝蜀不帝魏，有二十四端”，又论寿“表扬诸葛，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赵铭《琴鹤山房遗稿》卷一《读〈晋书〉》第一九首专论寿《蜀书》之纰漏，至云：“蜀人撰蜀书，乃如述荒裔！”，则非讥其史德而讥其史学、史识也。

——《管锥编·全晋文》七一，“陈寿评诸葛亮”

全三国文卷六○，张飞文仅存《八蒙摩崖》二十二字、《铁刀铭》三字、及《刁斗铭》题目而已。近人但焘《书画鉴》云：“画史言关、张能画。贵人家藏画一幅，张飞画美人，关羽补竹，飞题云：‘大哥在军中郁郁不乐，二哥与余作此，为之解闷。’”

关羽文无只字存者，而周亮工《书影》卷一○云：“关云长《三上张翼德书》云：‘操之诡计百端，非羽智缚，安有今日？将军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缘社稷倾危，仁兄无俦，则以三尺剑报将军，使羽异日无愧于黄壤间也。三上张翼德将军，死罪死罪！’右此帖米南宫书，吴中翰彬收得之；焦弱侯太史请摹刻正阳门关帝庙，中翰秘不示人，乃

令邓刺史文明以意临之，刻诸石。不知米南宫当日何从得此文也。”

一题一书之为近世庸劣人伪托，与汉魏手笔悬绝，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亦不屑刺讯。若夫不识文风而欲矜创获，于是弗辞手劳笔瘁，证赝为真。即如于张飞之题图，大可检核画史中关、张能画之记载，复征之王九思《渼陂先生集》卷三《张方伯画图歌》：“古人作画铁笔强，汉有关羽晋长康”，或陈邦彦《历代题画诗类》卷八○陈道永《题孙雪居画竹、唉云：“自寿亭侯始”》，以见明人犹睹关迹，复傍参杜甫《佳人》“日暮倚修竹”之句，谓少陵老子“无字无来历”，三弟画美人，二哥补竹之图当曾经眼，故隐取其景，洵所谓“诗中有画”者！不读书之黠子作伪，而多读书之痴汉为圆谎焉。目盲心苦，竭学之博、思之巧，以成就识之昧。

朱熹《朱文正公集》卷五四《答孙季和》：“《小序》决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决非西汉文章。向来语人，人多不解，惟陈同父闻之不疑，要是渠识得文字体制意度耳”；焦循《里堂家训》卷下：“柳州辨《鹖冠子》，考作《论语》之人，不烦言而解，此学之所以待于文也。”两家皆耻为文人者，而知文之有资于考辨如此。董逌《广川

书跋》卷二《钟繇贺表》斥其书法“画疏”、“筋绝”，“不复结字”，决是伪托，因曰：“永叔尝辨此，谓建安二十四年九月关羽未死，不应先作此表。论辩如此，正谓不识书者校其实尔。若年月不误，便当不复论辩耶？”言尤明且清，“论辩”他艺，亦若是班。盖“年月”固“实”，凿凿可稽，风格亦自不虚，章章可识。“不识文字体制意度”或“不识书”，遂谓风格无征不信，非若“年月”之类有据可考；甚且以挟恐见破之私心，发为矫枉过正之快口，嗤鉴别风格为似方士之“望气”。倘非“学士之奸”（仲长统《昌言》），即是“通人之蔽”（桓谭《新论》）矣！

《乐记》云：“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郑玄注：“禽兽知此为声尔，不知其宫商之变也”；黑格尔论撰哲学史者弘博而不通义理，亦谓有如禽兽闻乐，聆声了了无遗，而于诸音之和，木然不觉（Die Verfasser solcher Geschichten lassen sich mit Tieren verleichen, welche alle T?ne einer Musik mit durchgeh?rthaben, an deren Sinn aber das Eine, die Harmonie dieserne, nicht gekommen ist）。夫望气之术士，洵弄虚欺人，而闻乐之鸟兽，

亦未得实尽事；或均拟不于伦，复均罕譬而喻也。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eidelberger Einleitung”, Felix Meiner, I, 9.

——《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九五，“文词风格与辨伪”

2．毛泽东评三国

毛主席爱读书，可以说是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

譬如他对《三国》的热爱，就可见一斑。在毛主席读过的众多史书里，他最爱读的要数裴松之注的《三国志》，在他看过的历史小说里，他最喜爱的应是《三国演义》了。

周瑜是个“青年团员”

对于《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十分喜爱。他说：读《三国》，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后要看组织。早在井冈山那样斗争环境严酷的日子里，在打土豪时，他还想在土豪家里能找到《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来读。

在毛泽东的著作、报告、讲话、演说当中，引用《三国演义》的历史故事，赋予新意，可以说不胜枚举，多有所见。

一九五三年，他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用这个故事教育我们，要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论资排辈，要看能力，靠德才兼备。

为曹操平反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一书中尊刘抑曹，对黄巾农民起义也有诋毁。毛主席评价这部书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在对待重大历史问题上，能够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可以说是秉笔直书。南宋理学家朱熹，被明、清两代人尊为儒学正宗，他提倡正统思想。朱熹以蜀为正统，所以罗贯中在书中也以蜀为正统，故毛泽东说他是继承了朱熹的传统。

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行和戏剧舞台上的人物造型的脸谱化，曹操被视为“乱世之奸雄”，可以说已在我国成为妇孺皆知的事。千百年来，偏见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毛泽东主席却不然。

他主张对曹操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他在一部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中，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有关曹操部分，作了不少圈画和批注。

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曹操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曹操是真男子”

还有一次在北戴河时他充满感情地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读此文时，用红笔对这段论述画着重线，表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

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和他的子女们谈话时，他也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自比赵子龙

毛泽东喜欢读《三国》，在他的写作、谈话及日常言行中，还时不时引用起有关《三国》方面的典故及事例。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的社论。其中谈到：“华中的伪满军士兵，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呀，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其中“比之为赵子龙”这一句是毛泽东修改时亲自加上的。赵子龙是赵云的字，是三国时蜀国位列刘备、关羽、张飞之后，名排第四的有名战将，被誉为“一身是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人民解放军逐鹿中原，解放了河南省南阳。毛泽东亲笔替新华社写了一则消息报道，题为《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一开头就写道：“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在南阳一带。……”

毛泽东读熟《三国》，文章中，经常借古喻今，例如上述一文，勾画出南阳这一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略地位，突出了我军占领南阳的重要意义。

3．金庸评三国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享有崇高之极的地位，没有任何一部小说比得上，近三百年来，向来称之为“第一才子书”或“第一奇书”。

《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就文学而论，它的人物塑造功夫也确是第一流的，中国后世的小说家都从其中吸取了营养，它的布局和气氛安排也是高明之极，例如刘备“三顾茅庐”，一步一步把本书的主角诸葛亮从喧天的锣鼓声中引出场来；又如“草船借箭”的写箭，“借东风”的写风，一步逼一步地，扣得很紧。这一类手法，在外国小说名著中极少见到。外国小说的主角往往一下子就出了场，或者是闪闪缩缩，面目模糊。《三国演义》的人物面目清楚，忠就忠得义薄云天，奸就奸得狠毒绝顶，读者一翻开书就见到每一个人物的立场分明，爱憎清楚。

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全面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魏国先亡。为此，我和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我才悻悻然服输，生气大半天，流了不少的眼泪。

其实邓艾、钟会灭蜀和姜维被杀等情节，《三国演义》中已写得很详细，但自诸葛亮在五丈原归天，以后的故事我就没有心思看下去了。

“三国”人物中，我最喜欢的是赵云，我一直觉得他远远胜过了关羽、张飞。他在长坂坡曹军中七进七出，勇不可挡，比之关公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难得多，也精彩得多。同时赵云的人品很高尚，精细而有智谋。

其次喜欢的是马超和吕布。当时我年纪小，只重视战斗力高强的战将，对于马超的急躁，吕布的愚蠢和负义这些重大的缺点没有多加重视。这两人在戏台上扮相英俊漂亮，在我心中也加了分。

形象一经固定就很难改变，“三国”故事的说书人，以及贯串史事与民间传说而写成小说的罗贯中对蜀汉的偏袒实在是过了分。

罗贯中以前一般认为是我的同乡杭州人，但北大教授周兆新先生近来令人信服的考证，罗贯中是太原人。罗贯中因为是山西太原人，所以特别偏袒他的同乡山西关公。他痛贬曹操那也罢了，连东吴的人物也一并贬低。我年纪大了之后，常常感到不服。孙坚、孙策、孙权那些人是我的浙江同乡富阳人，富阳汉时为富春县，郁达夫的故乡。

我甚至想过要写一部以东吴为主体的《三国演义》，主角自然是周瑜与陆逊、陆抗，次主角是孙策、孙权、顾雍，此人是大政治家。以及美人大乔、小乔。然而这是要和全国民间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对，后果必定不佳，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意图。

在史实上，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完全是周瑜的杰作，诸葛亮并无贡献。我有时自己空想一番，“小乔初嫁了”之时的周公瑾是如何的“雄姿英发”，如何“曲有误、周郎顾”，如何“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东吴大将程普说，与周公瑾做朋友，就像是喝最好的美酒，不知不觉地就在他人个性魅力中醉倒了。再描写些江南人物与江南风光，也就怡然自得了。

陆逊文武全才，政治上能忍辱负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人物，我对他钦佩之极。在自己的脑子里玩玩东吴主体的“三国演义”的文字游戏，自逞想象，已是够过隐的了，真是笔之于文，未免辛苦，亦无必要。

《三国演义》写人物不直接叙述其内心，单凭言语动作，人物精神自出，这是戏剧手法。戏剧和电影只表现角色的言语及动作，但内心生活自然地显露出来。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度技巧。有些近代中国小说努力去学西洋小说，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思想，不但读起来沉闷，人物的性格反而也并不明确，这是不用心中国古典小说技法之故。

三国故事成了中国大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民接受其道德教育与价值标准。做人应当像刘备、关羽那样重视对朋友的义气，要受护人民，决不要像曹操那样忘恩负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奸诈毒辣。

刘备与关羽的道德模范比孔子、孟子更加普及、有效而重要。香港的警察以及黑社会的人物都要设神坛拜关公，决不拜孔子，也不拜耶稣、不拜如来佛。小说人物成为大众宗教式崇拜的对象，这是世界任何文学作品都做不到的。古希腊人崇拜众神，并非是因为史诗《伊里亚特》而起，《伊里亚特》只不过记载了希腊人崇拜众神的事实而已。

中国各地到处都有关帝庙，洛阳附近的关帝庙规模很大，当年我见到之后印象很深。其实历史上真正的关羽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个人勇力不过与张飞、赵云、马超差不多，曹操部下的勇将张辽、徐晃、许褚等大概和关羽都可以打成平手。吕布当然是强过他，说到用兵打仗关羽肯定是不及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周瑜、吕蒙、陆逊、羊祜、陆抗、赵云、张辽。关羽受后人崇拜，全靠《三国演义》夸张了他的重义。

中国人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是义。一部小说把一名武将捧成了神，不仅是小说的魅力，也是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性格。

《三国演义》事实上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女真民族向明朝进攻时，还是关外没有什么文化程度的粗野民族，自然不会去阅读《孙子兵法》之类的艰深书籍。他们的将领带领军队行军打仗，方法和技术全靠从《三国演义》中学习。据说清代第二代君主皇太极使用“反间计”骗得明朝的崇祯皇帝杀了大将袁崇焕。这计谋就是照抄《三国演义》中周瑜骗得曹操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的计策。袁崇焕如果不死，吴三桂不会把守山海关，清军不可能这么容易地打进北京。

中国有句古话叫“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说的是《三国演义》中计谋特别多，人人都工于心计，主角诸葛亮与刘备、曹操尤其突出。老年人本来就善于老谋深算，多读《三国》恐怕不免更加诡计多端，善于陷害旁人。这是中国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人防止别人反抗的说法，《三国》对忠奸是非之辨十分清楚。

《三国演义》的文字中，文言成分较多，我在小学生时代就津津有味地读了，虽然有许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终于跳过不懂的部分，一路读完。

通俗点说就是三个有智慧的人在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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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445年），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282年）。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