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波：现代诗与古典传统的关系

诗歌节的同学给我出了一个大题目，因为无论古典还是现代，都并非一下子能说清楚，何况把两者扯到一起来谈。所以，今天我可能说不出什么深刻的道道来，只能是聊一聊我怎么看待传统，以及什么是我们所说的诗歌的传统，当然，因为还是要落实到现代诗的写作上来，那么我也会谈谈现代诗，最后呢？当然是谈谈今天讲座的题目：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关系，也就是不少人现在特别关心的问题：一个当代诗人怎么看待他对传统的继承。人们现在一般谈到中国诗歌传统时，脑袋里首先映出来的无非是《诗经》、魏晋、唐宋诗歌，把这些诗歌所体现的美学意味看作我们民族诗歌的特性。这样的理解当然没有什么大的错，中国诗歌的确是从它们发展而来的，它们也的确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最高历史成就。但是，在我的理解中，传统并非单纯地是这些本文性的东西，也不是那些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诗篇所体现出来的语言特性，传统更应该是一种贯穿在这些本文中的人文精神，即我们应该看到在两千多年的中国诗歌史中，是什么样的东西一直成为了诗人们追求的真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并非表面的，一种诗歌本文的传统意义的存在。

　　我们大家实际上都知道，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儒、释、道这样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学说出现，也有不少人把它们看作自己人生的主要精神支撑体，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形成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成为整个民族、国家精神支撑体的东西——儒家思想虽然在中国占据过非常重要的位置，并被官方确立为国家信仰，但没有达到这种地位；佛教西来，虽然建立过“南朝四百八十寺”，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从信仰的角度说，我们很难说中国人从精神上存在共同的传统。而我们都清楚，如果信仰存在的话，它作为文学的传统存在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共同信仰体现出来的对待事物的一致态度，我们可以说这种一致的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对文学发展的一以贯之的推进作用，使得写作面对历史的变迁时，在精神上求得跟进。这就是我们看到尽管西方现代文学经历了众多的反叛，但似乎没有出现今天在我们的国家所看到的人们对诗人背叛了传统的指责，包括像艾略特、庞德这样的诗人，尽管他们的如《荒原》、《诗章》这样的诗，实际上从文体的意义上讲，是完全颠覆了过去西方读者对诗歌的认知的，但那里的读者仍然没有把他们看作是放弃传统的诗人，相反我们看到作为信仰者，艾略特在精神上对基督教传统的认同，恰恰是他文学中最重要的东西。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当我们在考问什么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时，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传统，即我们怎样分辩什么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它都在具体的意义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可以让我们谈论的东西。而以我个人的认识，我一直觉得现在不少人在谈到中国诗歌传统时，更多地只是从文体上去谈论它，或者只是从写作的状态去认识它，即总是谈论着古代诗歌在语言使用的意义上怎么样了，还凭空生成出所谓的“民间传统”来，说什么中国诗歌从来都是建立在与庙堂相对立的状态之上的，写作是一种非常具有独立主义意义的现象，而很少有人从民族精神的角度去看待它。这里就出现了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当今天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语言环境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为自己找到传统的继承的切入点。因为我们的确很难找到上面说的，可以从各个方面作为我们支撑体的诗歌写作样态来，《诗经》不能，似乎唐宋诗歌也不能。尽管有人非要说《诗经》中的“风、雅”部分具有明确的发之先民个体意识的色彩。但是，这是连我们的先辈们都不承认的问题，像历来的《诗经》解释传统，从《毛诗序》、《诗三家义集疏》以降，我们看到的阐释并非如此。

　　说起来这也是好多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唐诗的确是好，李白、杜甫的确伟大。但是我们今天很显然不可能再使用他们那样的方法写诗了。我们必须写自己的诗。那么怎么办呢？现代诗存在以来，曾经有人从中国语言的角度去谈论过这些问题，他们的观点是中国文字存在着别样之美，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发现它在当代诗歌写作中对传统的传承。他们的方法是为现代诗寻找可以格律化的方法，其中的一些人，像闻一多、朱自清、林庚等人也写了一些方方正正的，被俗称为豆腐块的新诗，这些诗虽然可以被认为还有一些意思，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很不理想，不能被称之为是真正成功了的。为什么会这样？现在也有人在总结。不过我的看法是：由于他们太机械地理解了中国诗歌传统，仅仅从语言的表面形态上去看待问题，所以不成功是在所难免的。而以我个人的理解，如果我们真得想与传统发生联系，就必须真正看到存在于几千年历史中的中国诗歌，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它内在的精神性的存在。而这种精神上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是通过怎样的不同的诗体表现出来。或许当我们把这样的东西找到了后，才能在与传统建立关系上走出第一步。

　　前面我已经说到中国并没有一种民族性的精神信仰作为几千年来不变的支撑体存在，我们在不同的诗人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个人人生观的体现。譬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陶渊明，我们在他的诗歌中看到的是什么？过去人们更多的谈论的是陶渊明面对复杂人生的超脱态度，把他看作是对权势不感兴趣的隐士类的人物，因为他放弃了当彭泽县令，甘愿过朴素的田园生活，在澹泊宁静中度其生涯。人们更是根据他的《桃花源记》把他说成是理想主义者，有乌托邦梦想的人。并且认为在他的身上最好地体现了中国诗人超凡脱尘的精神境界。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其实并非这样。在我看来，陶渊明也可被认定为很虚无主义的诗人，他对于人生的认识实际上很悲观。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晚年的诗《挽歌三首》就知道了。不要以为我这样说是对陶渊明进行不好的评价。我非常喜欢他的诗，尤其是《挽歌三首》。我通过他想要说明的是，有一种东西对于中国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中国诗人没有那种宗教性的信仰，但是历史上大多数诗人却总是在面对着一个问题表达自己的认识，这就是对时间的态度。他们总是在面对时间时表现出了非常深入的思考，最终通过这种思考说出了自己对生命的认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诗人关于时间的诗篇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像《古诗十九首》，几乎都是关于时间的诗篇。另外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以及“人生在世，白驹过隙”，还有“茫茫天地间，生者如蝼蚁”之类的诗句，更是俯拾皆是。而为什么时间成为了中国诗人最关注的诗歌主题？这似乎与中国从上古以来人们对宇宙的认识相关。我们中国人最早在大自然的季节轮回，日月的恒常不变中，从精神的层面上，甚至可以说从哲学的层面上，体会到了生命的短促，以及它的无常，也是最早感受到永恒的愿望对于人类来说是具有多么要命的吸引力的。这一点不管是在儒家思想，还是道家学说，以及其他的诸家学说里，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这些认识已达到了信仰的高度。因而，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古以来，咱们中国人就发展出来了一套对于时间与生命的关系的认识，而且这一套认识一直以来都非常直接地支配着大多数人对于人生的看法。虽然从总体上说，我们可以认为在这样的关于时间的认识中，态度是非常悲观的，不过就是从这种悲观中我们看到了从中发展出来的最动人的诗歌。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不管是曹操还是谢脁，李白还是杜甫，不管是苏轼还是其他的什么诗人，都会发现，正是从对时间与生命关系的认识出发，他们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最打动人心的诗篇。像曹操的四言短歌，杜甫的《秋兴八首》等等。而在这方面，李白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一般人的认识，尤其是这几十年来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化色彩的文学观的认识中，李白是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那些诗，像什么《将尽酒》等，都写得热情豪迈，大有超然于宇宙万物之上的气概。但是，就是这样的诗人，尽管写出了“天子呼来不上船”、“千金散去还复来”这样的桀骜不驯、恣意张扬的诗句，其实他在骨子里仍然受到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法的影响，到了晚年，他仍然会情不自禁地写出“人生一过客”这样的对时间屈服的诗句。好多人不太注意李白晚年的诗篇，而在我的认识中，晚年的李白更能够体现李白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面貌。我愿意在这里提醒大家，读一读李白晚年的诗篇。因为不读他晚年的那些在他的诗歌中地位不显著的诗歌，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完整的李白。现在的好多人真是这样，只读了几首诗，就敢说自己什么都晓得了。

　　说到这里，有一点不能不说，就是很多人都在说现代诗已走上魔途，叫人不知道在说什么，根本看不懂，不像古典诗歌那么清晰好读，连普通老百姓都能传诵。我们也的确看到过幼儿园的孩子在阿姨的带领下齐声诵读古典诗歌的情景。其实这里面是有误解的，所谓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古典诗歌并不多，大体上就是蘅塘退士选编的那本《唐诗三百首》。可这是什么样的选本？是最简单的选本。唐代的很多非常了不起的诗歌都没有出现在这个选本中。因此，我从来不相信把古典诗歌说成是大众都了解的诗歌这个说法。诗歌能读懂还是不能读懂不那么简单，更不是诗歌评价的标准。现在连专业人士读古诗，很多作品也必须借助工具书才能搞懂，甚至有些还不敢说完全把握住了内涵。说大众都懂根本就是神话。我们可以马上找一些古诗，譬如《诗经》中的篇什，屈原的《九歌》、《天问》让人读，我相信很多人并不了解《诗经》和屈原说的是什么。不然的话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出现那么多的诗歌阐释著作，光这个诗话那个诗话就不记其数，为了什么？很多对现代诗歌的指责并不是站得住脚，不能轻率的相信。从这些指责中发展出来的关于继承传统的观点难以说服人。不能将之拿来要求当代诗歌写作。

　　刚才说的是具体的例子。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如果我们真得想为自己寻找到能够可资继承的传统的话，那么很显然，不能把传统典籍化。我的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现在很有一些人，一再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失败是把传统抛弃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言辞恳切，表现出极大的对民族文化的责任心。但是我发现他们关于传统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多地把一种表面的文化成果作为了要求后来人继承的东西。也就说他们更多地仍然是在强调中国人对古典文字的感知力，而不是从更根本的本质上去谈论传统对于后来者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对于后来者而言，传统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这恰恰错了，是观象而失质、求末而弃本。我在与朋友聊天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传统从来不是显在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一味地从表面上去寻找传统，那么结果肯定是找不到，也没有办法去继承的，因为如果像古人那样去写作，譬如我们也来写乐府体、律诗，结果肯定是我们不会写得比古人更好。为什么？原因在于：一是古典诗歌的形式留给我们辗转腾挪的空间几乎已经没有，再之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基本认识。

　　实际上文学史中早有一个现象，即：变。现在我们都把古典诗歌看作一个整块的东西，好像从屈原以来，中国诗人都是在一种样态下写作，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譬如汉诗与梁诗根本不是一回事。清人袁枚、赵翼专门谈过变化的问题，在他们的观点中，都认为诗歌的要旨在于“以新为本”。故而我们才会看到四言衰而五言兴，骚体灭而乐府倡，乐府止而律绝行。在这方面，中国诗歌实际上一直在变化，是变化带来了丰富，带来了繁荣、带来了伟大。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中还是有很多教训的，这种教训就是：宋代以后，好多诗人因为拘泥于学习前人，把前人的写作看作了不可变更的模式，食古而不化，结果是不单没有超出前人，还走上了自建樊蓠之途，搞到后来成了文学僵尸。当然，我们也不能这样简单地批评他们，说他们是没有悟性的人，实际上有好多明清诗人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像清人王渔洋、姚鼐等人，他们也在努力想要给自己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可是好像他们又都没有找到。过去我也一直纳闷：难道他们都才力不够吗？后来发现不是那样。其实那些人中有很多是才气纵横，学识卓越的。现在我有些想通了，他们没有成功的原因大概还得从总体的文化进程去看。很多时候，文化的变革实际上不过是历史变革的一部分。是自然而变，而非强制之变。

　　这样一来，再来说现代诗，我们就可以不是拘泥于诗歌本身的变与否了。而是应该看到，当今诗歌的发展，它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并非是对传统的简单放弃，而是传统变化的结果。在这种变化之中，体现的实际上是社会识力的不同。而具体说来就是：处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情势下，对社会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推力，使得我们在语言的述说上需要另外的形式来讲述，才能真正抵达我们要述及的问题的核心。是这样的需要促成了现代诗歌的发展，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其实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的看一下就会很清楚，当年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人们的言论，其最重要的关节点即在于，诗歌从古典语言变为现代口语，其基点是搁置在社会变革的总基面上的。而非有的人总是单纯地强调的，现代诗歌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我并不否认西方文化的影响的存在。影响肯定是有，但如果没有内在的趋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内在的需要，影响怎么可能发生？在这个问题上我感到很多人并不是十分明白，他们在看待问题时，过于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没有看到，或者说看得不清楚。由于看得不清楚，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就非常模糊，甚至得出让人不敢恭维的结论。

　　所以，话还要回到我前面说的问题上来，即对于我们而言，不是从表面上去看传统是什么，现代又是什么，而是真正地为自己找到一个看待传统的角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如果当代诗人的写作最终是有效的，那么使写作的有效性产生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像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肯定不是与表面上的传统一致的东西，恰恰是偏离表面上的传统，或者说恰恰是修正了表面上的传统的那一部分东西支撑他。这样一来，我们可不可以说在认识到传统是什么的前提下，真正对于当代诗人重要的是：从表面上的传统中退出来。这个退是什么意思？就是另辟新径。为自己画圆而不是进入到已有的圆中去。一句话就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写作，都必须首先做到是独一无二的写作，而非照猫画虎、重蹈前世的写作。如果那样，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说起来这个问题还可以再用唐代以后的诗歌举例，为什么有人说律、绝诗读到唐宋就够了，没有必要再读明以后的作品，是明以后的人写得不好？其中是有很好的作品的，主要是没有了新鲜感。诗歌需要给人新鲜感。话说到这里，不要以为我如此一说，好像是在讲中国诗歌除了时间观，已经没有传统可以继承。情况并非这样。

　　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继承的东西，譬如前人说过“以刺为美”，说过诗要“温柔敦厚”，说过“兴观群怨”，这些仍然可以被看作是诗歌存在的原则，是能够用以支撑我们对诗歌的认识的。这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在的传统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说到的这几个原则性的东西都有一基本的意思在里面，即：诗歌应该体现出人对社会生活的责任感。西方也有人说过“诗人是社会的良心”。意思是一样。用这样的认识看中国诗歌，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没有宗教传统，但我们可以说存在道德的传统，也就是古人所说“诗需合道”的传统。远的不说，近二十年来的中国诗歌，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在那些最具创造力的诗人的作品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发现变化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在面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时所表现出来的从现象到精神的辩识力。现代诗歌仍然是以对生活说话为基本出发点的。而这种说话，不管是对“小我”的追寻，对“自由”的释义，还是在进入九十年代面对重商主义的社会现实，诗歌努力表现出的人在这样的处境中的生存状况，都应该说符合古来有之的对诗歌的要求。正是这样，我们可以说当代诗歌没有放弃它与传统的关系。而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在认识诗歌的过程中，存在着相对与绝对的双重要求。

　　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单纯的从诗歌到诗歌地谈论传统；不能纠缠于什么意象、意境，或者说语言形式上与传统的一致，而是要深入地去理解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对诗歌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希望它最终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想：诗歌始终是为人类精神生活服务的。单就此而言，已向任何时代写诗的人提出了要求。如果要总结的话，那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写诗，都必须看到它对于民族文化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是没有变化的，从来都以基本的面貌出现在写作者面前。我们可以在认识事物的方法上谈变，可以在面对文明进程所呈现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上谈变，我们也可以说由于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人类的感知力有了变化。但是我们也要谈不变。很长时期以来，我不太愿意与人谈论什么是现代什么是传统，也不觉得有这个必要，就在于我认为传统从来就存在于现在的写作中——如果我们认定了一个人的写作有价值的话。不要以为我这里说的话与前面的话相矛盾。并不矛盾。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当代诗歌与古代传统的关系，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它是变与不变的关系。而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需要变化的，什么又是不能变化的。做到了，我们就没有背离传统。

（此文系作者在人大诗歌节诗歌讲座中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