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

现在《诗刊》发起讨论“新诗标准”，我以为应将写作的“有效性”和“活力”考虑进来。诗写得是否“好”，长期以来是我们勿需思考只凭习惯而接受的标准；但是，“好”的作品不一定是有活力的和有效的。

度过现代诗草创期的中国诗坛，“好诗”或许并不匮乏。我们在诗歌刊物和选本中，会看到如此众多的“好诗”在优雅地展示自己。它们从情调到技艺上都没有大毛病，美，和谐，完整，一些类聚化的哲理，一点灵动的感悟，一阵戏剧化的抒情，一缕轻烟似的自我迷恋和哀伤……如此等等，就是它们的基本范式。但是，这些诗也许是缺乏活力的，无效的，所有的“好”诗像一首诗，它们对当下生存、生命、语境几乎是一无所触。

面对这样的“好诗”，我宁可认同一些青年诗人写的与当下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的粗砺、真实、有热情、有活力，也会有闪失的作品。凭我多年的写作经验，所谓的“好诗”，在当下中国诗坛的接受语境中，就是那些“无难度”（也就无闪失）的平庸的美文之作。它们是遣兴的，遵循既成的吟弄“规范”的，因此，我不妨借用此次讨论的说法将其称为“有标准却无难度”的写作。

在我看来，现代诗写作的标准，像一条不断后移的地平线，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也没有一个技艺上的稳定衡估指标。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现代诗写作可以信笔胡来。当“优美、和谐”不再是现代诗的圭臬后，写作的活力，介入时代生存和生命的有效性，对母语可能性的挖掘，就成为诗人追寻的基本意向。

现代诗的活力，不仅是一个写作技艺问题，它涉及到诗人对材料的敏识，对求真意志的坚持，对诗歌包容力的自觉——

有活力的诗，应有能力处理“非诗”材料，尽可能摆脱“素材洁癖”的诱惑，扩大语境的载力，使文本成为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活体组织。

我之所以谈到“求真意志”，而不是谈“真理”，是因为对诗歌而言，直接处理绝对知识，有可能成为独断论的诗性演示。求真，是作为一种“意志”出现的，它保证了诗人与读者的平等对话、磋商，而不是自诩为真理在握去训诫读者。

诗歌的包容力，是指诗中应有复杂而内在的经验，容留诗人生命体验中的矛盾因素、逆反因素，使诗歌文本真正于我们的此在生命中扎下根。

我认为，像这样能与我们的生存发生本真关联的现代诗写作，才是“有效”的。

米沃什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我的过去是一只蝴蝶愚蠢地跨海航行/我的未来是一座花园，厨子在里面割开公鸡的喉咙”（《没有意义的交谈》）。这或许是诗人对某种无效写作的省思：一只蝴蝶拥有的只是轻盈和美质，它感动于大海的辽阔，却不知踏上的是一条力不胜任的旅途；而花园是鲜润美丽的，却传出了公鸡被剖开喉咙的扑腾声。这或许是诗歌只会捕捉幻美之境和只会空泛地呼唤“曙光”，而缺乏对生存和生命的深切洞识所带来的后果。

蝴蝶和公鸡本身也许没有错，但它们却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不适当的地点。在不期然中，成为淡化批判力度和价值关怀的帮闲者。米沃什后来在《可怜的诗人》中又如此写道：“现在，岁月已改变了我的血液/在千上万的星系在我的肉体内已出生过和死亡/我坐着，一个狡黠而愤怒的诗人/用不洁的斜视的眼神/掂量着手中的这支笔”。今天的诗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存见证的迫切性与写作技艺的迫切性，二者已经不能割裂考察；吹号天使的单纯，变为生存追问者的“狡黠”；道德意义上的直接和“纯洁”，变为反讽的“不洁”与“斜视”。写作和阅读的前提，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重新“掂量”的。

把一首诗写得像“好诗”，并不困难。把一首诗写得有时代生存和生命的活力，才具有真正的难度。如果诗歌只是一种惟美的遣兴，一种自我抚慰的话语迷醉术，那么诗歌史已有足够多的作品可以满足这个需要。我们之所以在今天继续写作，就是因为“惟美”和“迷醉”已不再是衡估诗歌成色的可靠标准。活力，是从写作发生学，题材和技艺，以及接受效果的综合效应提出的要求。

我以为，对活力和有效性的追寻，是“新诗”之“新”的依据和理由。

2001年12月2日

选自陈超著作《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