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雪波：“有一条道路在肝胆里震颤” ——读骆一禾的诗《修远》

作为后新时期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骆一禾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自从两位“孪生的麦地之子”英年早逝，这20多年来，海子之名已经广为人知了，他的诗被四处传唱，他的生和死业已成为神话，海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也被时下的市场和大众所消费着，但是骆一禾的诗歌成就和诗学理想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事实上，骆一禾不仅是海子诗歌的卓越的阐释者，更是一位雄心勃勃的诗歌实践者和革新家，他高迈旷观的诗歌抱负，广博深湛的知识体系，悲悯谦逊的气质，以及精雕细琢、缓慢生长的写作方式，使他具备了朝向伟大诗人迈进的精神气象和构造能力。这些禀赋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珍贵的，但却罕见地集中于其一身。他的悲剧在于，由于海子暴烈的死而涌起的巨大悲痛意外夺走了这颗智慧的头颅，中断了他刚刚开启的壮丽的诗歌事业。这是海子之死所造成的另一重悲剧，诚如西川所说，骆一禾的死成为中国健康文学的一大损失。

《修远》是骆一禾的短诗代表作，创作于1988年8月作者参加“青春诗会”期间。第一稿全诗87行，后来诗人又进行了修改和删削，有了与初稿不同的第二稿（也有说先后写了三稿的，有出版的书中也的确收有不尽相同的三种诗稿）。上海三联书店的《骆一禾诗全编》收入了第一稿和第二稿。其中第二稿删去了一些夫子自道的诗句，语言更加凝练，更加突显原型意象的自然律动，因而整体上也更为纯粹。但如果联系到诗人的诗歌理想和悲剧宿命，我们往往会更加感怀于第一稿那率真而苍雄的吟唱。

在集中体现诗人诗学主张的理论文章《美神》中，骆一禾开宗明义地宣称：“我鄙弃那种诗人的自大意识和大师的自命不凡，……它戕害了生命的滋长、壮大和完美”。因此，他从“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出发，用“触及肝脏的诗句”铺设出一个诗人、也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道路，这条道路，被诗人命名为“修远”。这一命名在精神维度上承续了屈原《楚辞》中持志而行的人文践履向度，它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鲜活的源头，在这条道路上，不仅充沛着万马，而且在日益萎缩的时代精神背景中，具有“被平地拔出的”醒觉高度，显示出诗人品性的高古、悲慨和不凡的抱负。而它的方向，是“北方”，《圣经》有言：“金光出于北方，在上帝那里有可怕的威严。”因此，朝向北方的道路就是一条企及神性的超越之路、自我救赎之路，同时它也是一条受难之路，在浩瀚犹如大海的生命涌动中传来“亚细亚的痛疼，足金的痛疼”，被诗歌和命运拣选的诗人，无处藏身，置身于争战与杀伐、毁灭与创造的急流滚滚的历史幻象中，只能“在北斗中畅饮”光明的启示，犹如诗人在另一首诗中所塑造的伟岸：“抱起凛冽的海口直到将我喝干”。

在连绵咏叹的诗行中，一再出现“血”这个词，如“有一条道路在肝胆里震颤/那血做的诗人站在这里”，“血就这样生了/在诗中我看见的活血俱是深湛”等。对于生命，骆一禾有着这样的表述，他说：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生命川流不息，五音繁全，如巨流的奔集，刹生刹灭，迅暂不可即离，一去不返，新新顿起。”经由阅读和沉思，骆一禾道出了他独立的诗学立场：拒绝一种将诗理解为与生命脱节的冷而硬的智力游戏。同时反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习见的荒诞、虚无、过度把玩孤独以及写作中的装饰风格，因为那是一种将生命拔离大地的无根基的精神状态，它只会加剧世界的碎片化。在《美神》《水上的弦子》等诗学文章中，他多次引用了斯宾格勒对文化的阐述，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族种的觉醒精神”，而人类文明犹如生命，也有它的春夏秋冬，有诞生、成长、解体与衰亡。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正是以文化形态学和观相学的方式书写历史的血气。骆一禾认识到，华夏文明正处于“文明之秋”，这种文明需要寻找新的合金，以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这种1980年代普遍的时代紧迫感促使诗人将作为精神现象的诗视为一种生命的世界观，因此，诗人的工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行动，而应“自觉地将写作定位于一种文明的高度，去涵括、总结民族精神的历史”——

修远已如此闪亮

迎着黄昏歌唱

你们就一直走到了早晨

正是在诗人这里，“沐与舞，红与龙”这些离散的事物集聚到一起，文明的火焰得以保存并从一代代人的智慧中取出奉献给人们。众所周知，自柏拉图把世界分为表相世界和理念世界以来，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就开始主宰着西方哲学，头脑与身心割裂，主观与客观分道扬镳。后现代主义反对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但在取消人类中心论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的主体精神。骆一禾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以一种受难和赎罪的方式跃入深渊，他将这种方式感性地称之为：“燃烧”。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过程，“它意味着头脑的原则与生命的整体，思维与存在之间分裂的解脱”，从而凝结为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所说的“一团火焰，一团情愫，一团不能忘怀的痛惜”。“诗人因自己的性格而化为灰烬”，但他创造的将是艺术的朝霞。基于这种创造朝霞的艺术雄心，诗人展开了与罪恶的竞技，并以先知般的旷观之眼预言：“这歌中的美人人懂得/这歌中的善却只有归返我的家园”。可见，在诗人的吟唱中，除了美学的热血和春天，还有重建精神家园的伦理责任和价值重构的自觉担当。而在诗人所处身的时代背景和诗歌氛围中，这种努力具有一种孤身挺进的意味。

《修远》一诗在艺术风格上显示出鲜明的特征：具有独创性的诗歌心象的嬗递在与灵魂的共振中构筑了恢弘超迈的精神高地，并呈现出开阔而顿挫的音律之美。“浩嗨”、“北北啊北和北”、“修远”等词语的反复出现制造出一种类似于圣咏的歌唱效果。在诗章的最后部分，出现了“排箫”的意象，它“从内部向外刮过”，并“使金属四面开合”，这一乐器作为“滂沱大雨”的转喻使诗歌声音在前面的层层推进中达到一种天地和鸣的浑茫意境。而“排箫”一词的坚硬质感和集束式形制则将全诗有力地收束，“犀利、洗练，闪耀着金属的光泽，如青铜浇铸在天边”。

在骆一禾铺展的“修远”之路上，天空时有暗淡，但这里没有妥协和退缩，因为诗人有着一颗对苦难生活充满感恩的“辽阔胸怀”。如今，他已经走在自己的天路之上，并以他旷世高怀的卓异诗篇加入到“世世代代合唱的诗歌共时体”之中。而他所指示的道路仍在我们的肝胆里震颤，每当想起他和他的诗，我们都能触摸到一颗春天般的吹息迸射的灵魂，丰盈而痛楚。

2010.8.10 玄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