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批评的可能、样式与限度——《语象的狂欢》分享会实录

王东东：首先欢迎来到这里的朋友，也看到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我也非常高兴见到一些老朋友，这次活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相聚的机会。我跟诗人夏汉先生也是有十几年的交往。从我在河南大学读耿占春老师的硕士时，就和夏汉老师交往。夏汉老师当时还是在基层写诗的诗人。他是在中国基层做一位公务员，但是他平安着陆了，成功地登陆了中国当代诗歌和诗歌批评的场域。这可以说是他个人对中国诗坛的诺曼底登陆，也是他人生的转折。对于很多公务员诗人们来说，夏汉可能是成功转型的范例。大家在读他的作品和诗歌的时候，也能感觉到没有官气，已经完全转化为挺文人气的诗人。从这个官僚的身份形象，转化成挺文人化甚至是挺文人气的一个作者，能够跟这么多朋友把酒谈诗，进入到一种非常自如，非常开心的把酒谈诗的状态。先请来自北京的诗人阿西老师，他是一个候鸟，可能是在飞翔途中，偶尔在郑州休息一下，发出诗的鸣叫。

阿西：很高兴能到这里来聊聊诗歌。刚才跟东东说先让学者们先说，能够把夏汉先生的诗学追求和诗学的鉴赏能力提炼出来。提炼出来之后我们的发言就容易了。我也很高兴近些年来不断地学习，努力的踏上诗歌的新的语境。如果说我们都是以诗歌爱好者或者诗人的身份相聚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必须在诗歌的语言体系下谈论。我和夏汉老师私交很久，不仅是诗歌方面的朋友，也是生活中的朋友。彼此了解也很深，他的诗歌的转型也好、或者社会身份的转换也好，这样的做法对我们同龄人和这个时代都提供了一个范式。对于一个诗人的成立，他能够经历一个语言序列、诗意的培养，到思想的角力。最终形成一个有体系的、体制的诗歌批评家。

诗人批评通常绕开学术的理论体系，直接进入诗人的写作核心地带，如同进行一次对话，或一次秘密造访，然后找出诗人写作的秘密，给出自己对一个诗人的判断与识别。这种由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阐释与发现，是诗性意义上的阐释与发现，具有本源性——他直接地将诗人写作的根本价值与语言内核，以真诚的结构披露出来。这种阐释与发现，不仅基于对一个诗人的尊重与理解，更是对一种诗歌美学的信任与发展。同时，诗人批评往往以诗人写作的终极意义为落点，回应诗人写作的基本原则——因此，诗性的概括远比逻辑分析更有效地切入了诗人的写作和诗人的生活。

关于诗人的秘密，不是诗的秘密，不是文本的考据学，而是他的生活、写作历史和语言趣味以及个人经历等诸多内外因素合作产生的“化学结构”，通常都是神秘而无形的，也是难以把握甚至不露声色的。但是，诗人的秘密往往会在他的同道者那里发生奇妙的“情景再现”，或者出现在他的同道者的写作经验中。诗人由一个词向另一个词的跋涉的目的、路径和抵达的可能性，也往往在另一个诗人诗人那里率先获得认可，甚至只有同道者才能够理解这种跋涉。这是诗人批评的独特性，也是诗人批评的一种优势和责任。可以说，诗人批评不仅善于破译诗人的写作秘密，更善于破译诗人的情感密码。显然，诗人批评的专业性丝毫不逊色于职业批评家，甚至在诗人写作心理的探究和写作风貌的考察上更胜一筹。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新的诗学体系建立之初，诗人批评往往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批评高度。

一般说来，诗人对自己的诗歌启幕往往是馄饨不明的，通常仅仅是出于语言的自觉，并由语言自身的积极而完成了一次写作。因此，对于这种不言自明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诗歌诞生过程，诗人自己不能或不善于阐释，更不愿意对写作的内在肌理进行解析。但是，这在另一个诗人那里，却构成了一次非常有吸引力的“好奇”，他的写作过程在另一个诗人那里被体面的关注着，并给予必要的赞赏和肯定。所以说，诗人批评，不仅意味着对诗人的发现，还意味着诗的尺度和诗的存在，这是诗人批评的另一个重要性。在《随园诗话》《六一诗话》《人间词话》这样的著作中，都体现出了一种诗人批评的优异性，而艾略特、博尔赫斯、歌德、奥登以及布罗茨基等诗人，更是直接以诗人的身份参与了整个诗学体系的建设，假若没有他们生动而有效的批评，现代诗学必将将缺乏生机且十分没落腐朽。

诗人批评不仅在思维方式上占有优势，思想上的优势也十分明显。比如诗人批评善于拒绝“标准”，敢于标新立异，建构体例，积极开启批评新视角。在语言上，诗人批评往往真枪实弹，刀刀见血，生动有力。诗人批评不一定面面俱到地进行推理论述，却在根本上揭示了诗人写作的密码。诗人批评，是对诗人写作的诗性阐释与发现，或言简意赅，或长篇累牍，都足够深刻，足够令人信赖。

从《河南先锋诗人论》到《语象的狂欢》，夏汉的诗歌批评体现出诗人批评的良好素养和认真精神，展现了诗人批评的强大阐释能力，且不失诗人的真诚。在批评的角度和批评方案上，做到了总体扫描与具体辨析的统一，具有一种体例上的完备，这对于当代中国诗歌批评来说，不仅是一种批评的可能，也是一种批评的积极延伸。

刘洁岷：今天我到现场之后，一个基本、本能的想法就是谈一下自己的真实体会，而不是什么其他。夏汉先生的诗歌和他的一些评论文章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他的第一本批评集我有，第二本我刚刚拿到，还没有仔细阅读，大致浏览了一下。那么我即兴谈两点，一个是说下夏汉先生的身份，这是我比较有感触的。他的“身份”是有某种意义上的耐人寻味。我觉得“业余”是的一个特质。写诗，大家都知道一个常识就是不能够养家糊口，所以说诗人的话即便是专业诗人的话，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专业，他把它当作生命中重要的主要的工作，但他不是真正的一个职业性的谋生工作；另外，诗歌评论是和诗歌批评，它是可以养家糊口的，作为职业可以生存于说像我们这种高校研究机构或者作协等。但像夏汉先生这种作为一个公务员，作为一个业余从事诗歌写作，且写出了力作的诗人，在这个基础上他能够能够从事批评，他能够将这么多篇批评文章呈现出来，对河南诗人进行扫描式的推举，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河南这个地方的诗人们有了夏汉应该是某种幸运的吧，因为除了他还没有一个批评家或者专门致力于研究河南当代诗人（李海英博士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河南的现代诗人）——夏汉的第一本批评专著是《河南先锋诗歌论》。我在河南有很多诗人朋友，也就在交往中关注他们的写作，虽然从全国来说，河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农耕的氛围有点重的一个省份，但是在诗歌写作上面，它倒是一个很有前卫、先锋、现代意识的，至少我接触的诗人是这样的。但这种感性的认识是不够的，需要像去医院里面做体检一样的东西，比如做CT或做核磁共振或者彩超，需要通过认真“专业”的批评来检视他们的写作。这正是夏汉工作业余中的专业性，以一己之力填补了一项空白。

夏汉的第二部专著《语象的狂欢》视野更加开阔，进入了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当代诗歌研究，那么这样话又与其之前的研究形成一种对比，那么说和以往的或者是说各种不同样式和各种范式的作品进行更广的研究，所以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更多更有层次的东西，另外，我们看到一个诗人的批评，就好比说我们看到一个影视作品，我们看到这种表演，那么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观众的世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有一个演员他来给我们讲解，来解读其他的演员，其他演员的一些表演得失，我们中又可以获得一些新的启迪。这个所以说夏先生一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多重身份，他这种身份的话是上面比那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面角度来说，可以说比为了完成一些学术分，为了完成职业的需求，写一些论文完成任务的作者要真实和纯粹，至少他都没有为稻粱谋的功利性。实际上面有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相反的，他身为为一个业余的身份，他可能也不是教授也不是什么研究员，但因为他致力于这个工作，他更心无旁骛，可能就是一个更为专业的批评者，因为他可以不受导师系统和学术圈里面的一些制约，所以说他可以只是对他自己本人的发声，特别是在匮乏学理批评的当下而言。

第二个体会呢就是说我结合到今天这个主题，这个诗人批评家的他的方式和限度，就是说诗人做一个批评家的话，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我们诗人他肯定是说因为他在不断地试图超越自己，所以说他可能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的就是文本本身，它就像一个医生，现在一个病人找上门来了，我现在就是要跟他定下确诊，开方子，治疗，或者是说保养，所以他就不会想到我是对其他的什么高端的抽象的理论啊或其他负责，这个时候所以它就变面对文本这一点就成了优势，而且它因为经过长期的写作实践，他最起码得有好几种样式的文本他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是从内部的，从发生学的角度上面来说来进行一个诠释，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可信的成分，，所以他言说的有一定的参照借鉴意义，当然换句话来说呢它也有一种危险性。这个我今天和东湖学院外语系张老师聊天的时候谈到的，就是我特别不信任一些诗人的翻译，因为我们有很多诗人外语也不错，在翻译一些外国诗，我一般来说不喜欢看这种翻译的外国文学的特别是外国诗歌的作品，因为它特别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用他的一种类型语感来把一些和他风马牛不相及的一群诗人的风格进行固化，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问题。这个我自己在一个我们创办的“新诗道”微信订阅号里面评了一个台湾诗人和我们一个大陆诗人翻译的罗伯特•哈斯的一首诗《像》，逐字逐行比较了两种翻译的得失……。我的一个题外话的意思就是说诗人的批评与评价的危险性就是在于说他用他自己的擅长的东西来理解其他的人，用一种模式来套，这就是可能存在一种危险性；还有一种诗人批评家，这种情况也很多，就是他为了自己的风格，为了自己的小圈子的扩张进行一种批评或者是命名，这个失败的非常多。它是为了一种话语权或者某种一种外在的东西服务的。我的这种提醒不是对于针对夏汉的新著所言，但对于“诗人批评家”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及这些。我们在阅读批评作品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从多个角度进行一个探寻是必要的。

我再插一句，就是对当代诗歌批评而言的话。我们总说当代诗歌写作非常不错，成就斐然，但是不可否认，也还是有很多文本是疾病缠身的，似乎会出现在每个诗人身上，诗人们拿出的作品可能绝大多数都带有一定的不足的部分，但针对性的批评却是非常缺乏的。所以说即便是夏汉先生的批评文章，包括我们在现场沟通交流中一致赞扬的东西，特别是对在场的一些青年学生来，你们都应该持保留的态度，你们有再批评甚至提出尖锐的意见和质疑的权利。这也是我的想法！好，谢谢大家。

张备：谢谢大家。我就不谈和夏汉老师的交往史了。但是，东东所言在他平安着陆之前的身份，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因为以地方官员的写作，可能有种历史在场的形成。其二，刚才洁岷老师说到业余写作的专业性。我觉得这个是很受震动的。我为此专门写了一些零散的东西。

在诗歌与批评之间，是概念、实在与经验、材料之间的建设性关系，不是对抗也不是依附的关系。经验变成概念，材料化为实在的过程是批评家和诗歌共同的建设过程，概念在批评家的文字旅途中形成了不同时空的历史实在性，而诗则在上一个历史阶段的实在渐渐趋于陋习陈规、成为昨日黄花——既丧失勃起的能力又不愿意放弃其专横的**和阴暗的**统治的时候，去扮演“类宗教”的先知，以片段式的谶语来揭示陈旧的世界。

那么，发明新的概念与培育新的感性同等重要。诗人与批评家也同等重要，前者为后者制造了鲜活的文本材料；后者则承担了将其建设成理念实在的角色。如果二者合一的话就再好不过。夏汉老师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为“诗人批评家”的有效性至少是在这本书中可以有所彰显，再此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命题：诗人批评何以有效？

1.“感性纠偏”

在艺术批评乃至诗人批评的当代写作生产模式中，理论训练可以不自觉地将概念之王予以学术生产作坊的套路化进行复制和无限编制，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感性会被抽象的概念所俘获，文本的多样活力会降格为单一的乏力。而诗人批评家的出现的出现则是一种“感性的纠偏”，所谓感性的纠偏一方面是指可以深入对诗歌了然于心的同时不不至理论的偏颇和过度；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从理性世界转向到感性世界的途中，理性并不能够远离，这一点已经是浪漫主义者给予我们的启示，即感性的每一次返场不是无节制的返场，如若不然，感性的顽固狭隘最终会代替理性的普遍，而“诗人批评”的责任在当代更多的应该有这种警惕。有幸的是这种意识在夏汉的批评思想中有所体现，比如在草树和津渡的诗歌评论中会提出这样的相关意见。

2.历史意识与语言感性

历史意识不仅是对诗学史的回顾，而更多是诗学的当代性的有效关照，不仅是诗作为文本世界在当代世界对于“在野”和“在朝”的在场互补的证明，而是诗歌批评从历史时空的感受、认识层次面中的一种发声、一种证明，那么，诗歌批评就此也是另一层次的历史哲学。

如果把这种概念融进诗歌批评写作的过程中也许会更有意义，至少我们从20世纪历史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会发现这一新的思路，回到百年新诗乃至20世纪中国百年艺术史的框架中，会看到这一现象：语言学转向在实现了内部革命与外部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纠结的诸多面向，以及历史观念的不足、模糊，而诗歌批评的历史观的写作是否可以在此意义至少能够提出新的看法或许是有效的写作方式之一吧。至少在此命题中，历史感性和语言感性可以再次得到互通。

王东东：刚才张备老师用了很多概念的概念化的论证方式，理解起来有些难度，包括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谈的问题，其实都是蛮重要的问题，包括历史意识和诗歌写作的问题。在西方我们知道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诗比历史更高，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高一层。那么对中国的传统来说，我们有过诗史，诗歌为我们的历史生活提供了细节和见证，现代学者陈寅恪也有“以诗证史”的论述，通过白居易这些人的诗，可以回溯到唐代士人的婚恋生活。无论中西，其实都有诗和史的相互渗透，那么这一点如何在当代诗歌中呈现？当代诗歌至少为当代史提供了一个语言触觉，或者说提供最为基本的感性的细节，它可以使后人可以理解我们。

田桑：今天能参加夏汉新书研讨会，相当于一个新书发布会，我非常高兴。我和夏汉应该说是诗歌圈里交往最早的。夏汉进入当代诗歌和河南诗歌圈子，是我最早引荐的，大约是2000年前后吧。那时他还在基层做领导。第一次见面，他拿着诗歌让我看，没引起我多大注意。我真没想到他后来会进入现代诗歌领域这么深，而且成为一个现代诗人、诗歌批评家。从初识到现在，应该有近20年了吧。这20年夏汉的诗歌的成长史，我可以说是一个见证者。他给了我两个惊讶，第一个惊讶就是他成为了一个好的现代诗人；第二个惊讶就是他今天拿出这样一部书，成为了一个好的诗歌评论家。

我俩认识之初，夏汉的诗歌还是非常传统的，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浪漫抒情诗吧。那时，他对现代诗还很不熟悉，对现代诗的写作方式，对现代诗的认识，等等，包括技术上的东西，他都不是太了解。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两点非常可贵。第一是他作为一个地方官员，行政事务非常繁忙，却这么热爱诗歌，坚持诗歌写作，我觉得非常难得。

大家都知道，诗歌在当代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东西，这也是整个文学的境遇，或者说是命运。就是这样，因为物质社会，对这个精神产品必然是排斥的。大家都在忙着挣钱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关注诗歌。在网络诗歌出现之前，有一段时间诗是非常低迷的。当时我没想到一个地方官员能够这么热爱诗歌，把别人（乡村干部）用在喝酒、打麻将、跳舞或者钓鱼等等这些事情上的时间，都用在写诗上。所以当时我感到很难得，我相信这样一个官员绝对是个好官员！他有自己的精神空间嘛。他背后一定有一双眼睛，时刻盯着他的内心，让他跟别的官员不一样。所以我当时就对他产生了兴趣。这之前我也认识一些地方官员，县长啊书记啊什么的，也写诗，但是大多属于那种附庸风雅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而我能看出夏汉对诗非常真诚，从谈话中我能感觉到他这种真诚。公务忙之余，他把手机关掉，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埋头读书和写作。这个让我很佩服。

交谈当中，我把当代诗歌的发展概况，整个现代诗的发展历程，和他做了充分的交流，以便打开他对诗歌的视野和认知。他悟性非常高，基本上很多问题一谈他马上都能接受。而且他很认真，会问很多问题，当代诗人谁写得最好，有哪些好书可以读，等等。一年后又见了次面，与蓝蓝、马新朝一起在我家。再后来，大约有五六年时间没见面，然后再次见面时，他头上打着绷带，带着诗稿来找我，让我大吃一惊。当时他刚经历一劫，得了一场大病，在北京刚做完手术，可以说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这次他的诗也让我吃了一惊，完全脱胎换骨了，变成了现代诗的写作。我们两个聊到他这几年时间的经历，他读了大量的书，大量的诗，把整个现代诗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诗人和作品，包括一些理论书，都读了一遍。然后就是写作，这一沓子诗稿就是他那段时间写的。完全脱胎换骨了！这是让我惊讶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夏汉写出的第一篇评论。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没把他的评论当回事。因为诗人写诗之余，写个诗评、随笔、札记等都很正常，把自己对写作的感悟、对诗歌的理解、对朋友诗歌的认识等等写下来，至于理论上是否周全，达到多高水平，有没有价值，则另当别论。但是，我觉得他做这个事是非常投入的。我感到他做诗歌批评，其实是想从现代诗的写作进入理论上的检讨和自省。在我看来，诗人写的诗歌批评可能更靠谱一些，这也可以从夏汉这部书里得到印证。我们能从中体会到诗人批评的优势，他的诗歌写作经验，他对诗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我觉得这是一般诗歌评论者不具备的。所以我对评论家的诗评，过去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也写过一些诗歌评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远离了理论，因为我觉得诗理论做的多了，肯定会对诗歌写作有伤害的。这个没办法，因为理论用的是逻辑思维，诗歌更多的是形象思维、感性思维。搞理论时间长了，就感觉逻辑思维的力量特别强大。要想把逻辑这种东西剥离掉，非常难非常难。这一点我和夏汉私下没有交流过。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诗人的评论可能更宝贵，因为作为一个行家里手，他对诗歌的认识肯定更细微，他的批评某种程度上更深入、更尖锐、更准确。而一般评论家往往表面上做文章，概括的比较多，现象描述比较多，社会学批评比较多。这也是自朦胧诗以来，中国诗歌批评一直跟不上诗歌写作的原因。诗人对（评论家的）诗歌评论其实大多是不太信任的。反过来，这更映衬了诗人做评论的难能可贵。从这一点来说，夏汉的评论就非常有价值，也非常难得了。

就像前面几位说的，夏汉这部书已经超越了他的第一部评论专著《河南诗歌先锋论》。第二部视野更开阔，已经放眼全国了。国内诗坛重要的诗人，都在他的视野之内。有没有话是这样的诗语。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这部书足以奠定夏汉在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地位。这里既有他对其他诗人的理解和认识，有对他们诗歌文本的审视、观照，更有夏汉自己诗歌写作的经验与体会，融合在一起，凝结成了这样一部书，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全国来说，河南诗歌相对来说是比较边缘、比较黯淡的一个场域。边缘这个词不是说河南诗歌闭塞，或者写作水平根本不行，而是河南诗坛太缺乏诗歌评论的推动。河南很多优秀的诗人都很低调，不事喧哗，不善于包装炒作，而且也不屑于包装炒作。就像那辽阔星空中，有很多暗淡的疆域是我们目光从来不曾到达的。河南诗歌就处在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河南多几个像夏汉这样的诗歌评论家，抑或国内有更多的诗人评论家或学者，能够把目光投向河南诗歌，研究河南诗歌的话，相信河南诗歌的光芒也会是非常耀眼的。最后，再次祝贺夏汉这部新书出版。谢谢。

王东东：田桑老师提供了一种非常惊人的意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头缠绷带、手拿诗稿的形象。这把一个诗人自我修炼和完成的过程当中一种血战到底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体现了一种生存勇气，同时也是一种诗歌勇气。这是一个诗歌战斗者的形象。其实杜甫也用到“血战”这两个字，“血战乾坤赤，氛迷日月黄。”正是因为杜甫是一个诗人，他才能够安然度过安史之乱，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因为我觉得是语言庇护了他。我们也可以说语言庇护了夏汉。如果他没有花大量的时间去写诗的话，他可能是去打麻将，去跑官。这也是语言带来的一种庇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诗歌拯救了夏汉，给个人带来了救赎。

简单：简单说两句吧，因为诗人基本上都属于发散性思维，不像批评家，所以，我讲的话，不见得有逻辑。其实，我认识夏汉老师很长时间了，大约十几年了吧，夏汉老师虽然长我十多岁，但我几乎见证了他从一个镇长到书记，再到一个局长，再到现在的评论家、诗人，这一整个过程。也很荣幸我们经常一起出去远游，像第一次我们去东北，从郑州出发，到东北又到天津，横穿了十几个城市，也见了很多先锋诗人。这可能是夏汉老师第一次因诗歌而远游，在路上我们非常轻松，聊了很多关于写作的话题，关于诗歌，关于诗人，甚至一些诗人轶事。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当时，夏汉老师来出版社找田桑老师，我们中午一起吃饭，言谈举止中，都透露出了对诗歌虔诚与向往。

从某种程度说，从韩国明（夏汉真名）一个镇长，到现在的诗人夏汉，他这个身份的转化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从教化意义上讲，这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因为他本身不是学的中文专业。从诗学意义上讲，从一个诗人向评论家转变是痛苦的。这种痛苦，可能来自他“在场”的焦虑，也可能来自外在的社会现实。但作为诗人，同时有作为评论家，虽然有着身份的便利，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在夏汉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外在社会现实，不用说，这是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中国基层官员的生态体系，是不允许一个先锋诗人存在的。他的存在几乎是个“偏执”的意外。

焦虑是当代社会的共性，诗歌内部更是如此。“在场”和“不在场”都存在焦虑，诗歌美学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偏移”，而我们“窥视”到，也可能是“过去”“已完成的”。夏汉的这本评论集，我大致看了看，要比他的第一本评论集成熟得多，他的评论对象，大都是朋友，所以，写起来也得心应手，譬如，这里面有评论阿西老师的文章，觉得很真切，因为诗人之间有交往，他的诗歌特点、为人，甚至他说话时的语调，都能在文字中感受到，这可能就是作为诗人身份的便利。

我曾关注过一些优秀的评论家，但持续关注一段时间后，就觉得乏味了，一方面，诗歌的发生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另一方面，他们似乎提供不了新鲜的东西。在我的感觉中，批评家应该是对实际写作有指导意义的，他们的理论应该像尺子，带着精确的刻度，是可以以此来检查诗歌的高度的。实际上，很多批评家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他们有的即便是尺子，但也无法显现出精准的刻度，隔靴挠痒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然后，就是说一些题外话，不是关于夏汉的这本书。

两个关键词吧，第一个是误读。我感觉诗歌评论更多的是一种误读。就像艾柯所说的，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美国的诗人弗罗斯特直接说：“诗歌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一个物理现象，可能更能说明这一点，光照一个物体会产生影子。批评家就是光源，它照射这个物体时候，会产生一个影子。一个物体由于不同的光源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子，但它的本体还是那一个。如何回到本体，而不是影子，可能是考察一个批评家的能力之所在。

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命名，可能评论家为了树立起自己的观点，都会重新命名一些事物。但在中国，许多命名都是主观的，甚至是名与实相互背离的。就像30年代有个作家叫废名，他的真名叫冯文炳。他有感于中国名与实的脱离，就起了这个笔名。就像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么说，当时抗日，他回到老家胶东，他邻居是卖建材的，在墙上写着“石灰有卖，是日本必败”，而真让他儿子上前线抗日，他就会远远地把儿子送到乡下，藏起来。实际上，名与实脱离，自古就有之，像禅让吧，根本不是靠什么德行的感召，是武力。尧被舜囚禁了好长时间，为了自己的家人，最后，不得不禅让帝位，这一真实的事件后来被墨家和儒家粉饰成了大德之行，“名”与“实”相互背离，几乎走到了反面。

一些评论家对诗歌的命名，也存在这种现象，譬如朦胧诗吧，最初，是对朦胧诗嗤之以鼻的否认，后来，竟然成为了一个概念。所以，评论家对诗歌的解读，以及对诗学概念的命名，一定要严谨，且勿胡乱地命名，让名与实撕裂或背离。

再者，借这个机会，感谢纸的时代书店，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交流空间，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到来，让这个下午充满美好的诗意，谢谢。

马春光：谢谢各位老师。我坐在这里发言是有一些忐忑的。第一点我是基本上很少写诗的。虽然私下里写一些，严格来说是不怎么写的。刚才田桑老师说不写诗的人介入诗歌批评是有争论的。第二点我是去年9月份从山东过来到郑州来执教。所以对整个河南诗歌是比较陌生的。第三点，夏汉老师这本书上周拿到，但我只读了一遍。我的习惯是一本书只读了一遍就发言，这种风险比较大。所以我非常忐忑。但是既然要说，我昨晚写了一篇稿子，就依照稿子和大家交流。诗人批评有一个漫长的传统，当我们今天重新把它独立地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展开讨论的时候，显然，这一概念的背后，潜藏了当下诗歌批评的某些问题和症候。

我想，诗人批评的可能应该可以再两个向度上进行思考。首先，诗人从事诗歌批评是否可能？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坚守“诗歌正义”的诗人，必定对诗歌史和本时代的诗歌状况相当熟稔，同时对于诗歌的技艺层面、独特的诗歌密码和通道有独异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才真正有资格对“诗歌”发言。历史上，著名诗人基于诗歌现场和诗歌技艺而撰写的诗歌批评文字，往往具有重大的诗学意义和诗歌史的价值。艾略特和米沃什自不必多说，穆旦基于卞之琳的诗而讨论的“新的抒情”问题，臧棣基于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对诗歌叙事学等问题的深入洞见，都是诗人批评的强力证明。如敬文东老师在序言中所言，他们“擅长由一己的经验去推导普遍的原则……经由解诗的过程，得出看似普遍的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批评的可能性在第二种意义上可能更具有价值，那就是，诗人在批评这一向度上究竟能走多远？在何种意义上，诗人批评可以释放它最大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向度上，夏汉老师用他的文字给我们一种宝贵的启示。诗歌写作和批评的写作分属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它们之间既是相互激发、相互促成的，同时在某些时候也是相互干扰的。所以，与“学者批评”或称之为“学院化批评”相同的是，诗人批评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陷阱。这其中最大的陷阱，当属“圈子化”和“自说自语”。

夏汉的批评，首先是建立在一个诗人的良知和它独有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之上。在谈及撰写《河南先锋诗歌论》的过程时，夏汉老师有两种针对性：对外，河南诗坛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先锋诗人，但缺乏对他们的审视和解读；对内，河南诗坛充斥着不少“腐朽”的东西，应该为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诗人和诗歌向度清理道路。夏汉深入现场和文本中间，让文本说话，让历史说话，他对河南先锋诗人群体的解读，为我们铺开了一张河南先锋诗歌地图。

夏汉的批评，从文本出发，但同时具有弥足珍贵的理论的锋芒。诗人批评的最大优势来自于对于文本内层肌理的洞见，但如果身陷文本难以自拔，则可能走向与“学者批评”相对的另一个误区。在《语象的狂欢》这本书中，夏汉零散引证了大量的西方诗学观点，显示了他最近这些年丰厚的诗学储备。他从文本出发，探讨了诗歌的晦涩、诗的行动、诗人译诗、死亡主题等深层的诗学问题，显然溢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范畴，暗含了某种理论总结的诗学冲动。

夏汉在《语象的狂欢》中提到，他有一个习惯，每天精读一首诗，随手写下自己的感悟。不难想象，《语象的狂欢》这本充满精神重量的集子，是经历了一个“集腋成裘”的漫长过程。这也提示我们，《语象的狂欢》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诗人个案的解读，特别是在对多多、臧棣的解读中，显示了一个诗人批评家的不俗内功和游走于文本内外的阐释能力。在当代先锋诗歌中，多多和臧棣的诗在很多时候被冠以“晦涩”“难懂”的标签，夏汉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分析、阐释，除了对卓越的诗歌文本的迷恋，这其中还暗含了对当下诗歌场域之流行偏见的一种反驳和去蔽。这也是一个诗人批评家的可贵品质，他很少针锋相对地讨论某个问题和症结，而是始终深入诗歌文本，通过阐释和解读，让文本本身成为最有力的“言说者”。

如果说“学者批评”的主体多是一些经过“学院”严格学术训练的职业批评者，那么“诗人批评”的主体则经过了漫长的对自我“手艺”的不断磨砺过程，他们之间有迥异的思路、风格和文体，但在某些基本的价值向度上又是高度契合的。所以，在集中讨论“诗人批评”这一话题的时候，既要对这个传统、现状和未来充满理性审慎的关注，又要避免走入“诗人——学者”的二元对立误区。卓越的诗歌批评，首先是一种对诗歌近乎疯狂的纯粹态度，其次才是学养、技术、文字等方面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作为“诗人批评家”的夏汉，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可爱与可信。他的批评和研究，是出于对诗的一种纯粹的迷恋。他的所有批评，远离了某些诗歌之外的因素，因而保持了灵魂的真实。这也是在今天的诗歌语境中，我认为最宝贵的地方。

从“诗人批评”的视角出发，夏汉老师在后记中表达了他的“批评发生学”和自己对基本范式的理解，这无疑是朴实而切中要害的。但书中所引述的观点，也存在某些偏激之处，譬如第346页转述耿占春的话，“而那些不会写诗的职业批评家就只会转述别人的评析，或者写跟诗歌史料相关的文字。”第354页转引臧棣的话，“文学博士生写的诗学论文是为了取得文凭，老师们引经据典地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归根结底都不是真正为了诗。”两位老师的话可能具有某种故意的偏激策略，但这其实也反应了“诗人批评”和“学院批评”之间难以消弭的鸿沟。我想，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更多的相互融合而非相互抵触。我们正在迎来一个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当下很多80后、90后诗人，像王东东、茱萸等，他们既置身于学院，同时又是优秀的诗人，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融合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伴随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诗人”、“学者”、“批评家”在他们身上获得了奇妙的融合，不断走向一种“新的综合”。

至于夏汉老师的批评抵达了何种境界，他的诗歌抱负在批评中实现了多少，他的批评为今后的诗人批评提供了哪些新的质素，他的批评存在哪些不足或薄弱的地方，我将会在一篇更加学理化的文字中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也期待大家更深入地思考和讨论。我觉得同时最好的方法去读这本书，通过大家的解读去认识作为诗人批评家的夏汉，以及他的优势和短处，这可能是对于这本书真正应该做的。谢谢大家。

王东东：应该请春光老师早一些发言，充分增强我们谈话的对话性。他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诗人批评可能的反面可能是什么？我认为诗人批评的反面或者说更高的一面是哲人批评、圣人批评和文明批评。当然这样的批评也许会对诗的细节、发生学也有模糊之处，但却在树立一种文明的标准、一种伦理的标准。比如说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朱熹认为是“淫奔之诗”。在中国诗歌批评当中，孔子所代表的道德政治批评仍然是处于强势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强调诗人批评。从西方意义上来说，这个话题仍然是从属于诗与哲学之争。

柏拉图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原因就在于诗人会处在一种灵魂的迷狂状态，但是这种迷狂却会影响到城邦的秩序。但其实，我们可以提升迷狂的难度，比如将它设想为哲学、哲人的迷狂。就是迷狂，它并非任何一个人所能够轻易拥有，或者说轻易占有的一种状态。它应该是一种灵魂的沉醉，从尼采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对存在之消融的迷醉，你想怎么说都可以。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说他成天喝醉，他轻易就喝醉了，那么我们认为他是最不值得信任的。而如果像荷尔德林的诗中所说，“而有个哲人却能够／从正午到夜半／又从夜半到天明／在宴席上酒兴依旧”（《莱茵河》），这就厉害了，这正是哲学家诗人的状态，或者说诗人哲学家。所以可以设想另一种更高的诗，更高的迷醉，更有难度，也更值得信任的诗之迷醉。

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反问一下，柏拉图是如何能够进入迷狂状态？他自身是如何进入沉醉的状态？柏拉图最早也想成为诗人，那么我想对吧，这正是问题有难度的这个地方。哲学家的诗可能是更难得的诗。诗人批评的一个可能的反面，是哲学批评。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生活格言，不清醒则不足以醉，这同时也是一个艺术格言。

高柳：尊敬的各位朋友，今天非常高兴来到郑州。在这个美好的下午，作为一个匆匆过客，我充分享受到了诗歌的荣光和快乐。因为没有准备，我就姑妄言之，说几句题外话吧。

中国诗歌目前正处于空前繁荣的时代，虽然有虚热和泡沫，泥沙俱下，这是互联网时代带来的蓬勃生机。夏汉先生在漫长的诗歌跋涉中，见证了当代诗歌的两次高潮，大起大落，波澜壮阔，"度尽劫波兄弟在”，他的诗经历了凤凰涅槃，他的生命也迎接了生死轮回。夏汉先生逃过了劫数。他头绑绷带、手捧诗稿的形象，令我震撼。

第一个题外话：一见如故的同路人。

我今天是第一次和夏汉先生坐在一起，这次相逢一见如故。由于早年共同的人生经历，许多世事我们感同身受。两个曾经志存高远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共同从官府的芝麻小吏走上了大路朝天的诗歌大道。

无论是从思维还是从身世经历上，我们肯定有很多共同的人生故事。我们选择了诗歌之路，后来又共同做了诗歌的保姆、文学的中间人：我写诗，同时也是职业编辑;夏汉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评论家。

第二个题外话：不事声张的河南诗人。

也就是说，我要当场歌颂一下河南诗人。河南诗人和湖北诗人交往很密切，经常有来往。我的印象中，他们都是一些扎实的人，也写出了扎实的诗。肯定地说，河南诗人在中国诗坛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很扎实，他们非常捧。森子、田桑、蓝蓝、简单、罗羽等等，还有很多。特别是行走于民间的，傲游于江湖的……

第三个题外话：局外人的一个轻浮建议。

我前面说过，中国诗歌正呈现现象性的大面积繁荣，未来更会出现空前繁荣。这是互联网带来的，也是物化升级、人性异化带来的。我认为这个时代的诗歌是经典递衍的时代也是草莽反智的时代。这个时代鱼龙混杂，整个诗坛纷呈复杂。夏汉先生既然在这样的时代里选择做了诗歌的保姆、做了评论家。今后还有很多功课可做。我觉得中国诗歌应该到了对经典进行全面梳理的时代了。夏汉先生第一步研究了河南诗人，第二步在今天也完全展开了，他在《意象的狂欢》里已留讲了中国非常优秀的诗人。我觉得下一步就建议夏汉先生把中国最棒的诗人做最系统的研究，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特别是当代的优秀诗人。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此打住，谢谢大家。

祝欣：我想讲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祝贺”，另外一个是“学习”。刚才大家讲了夏汉老师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我现在等于说是在夏汉老师的转换前。今天就是带着耳朵来学习的。再次祝贺。

黄鋆鋆：作为90后文学院研究生刚刚毕业，也不算是诗人，我是有些惶恐的。非常感谢夏汉老师的邀请。夏汉老师对诗歌非常执着、专注，特别是对于诗歌研究，是对于现代诗人和评论家很不容易的。我是学院派，我想夏汉老师想请我们各种各样身份和学历的人是要营造百家争鸣的效果。在座的老师都是诗人对诗歌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就讲一些自己浅显的认识。

诗人批评的可能与优势。诗人天生在诗歌的最核心，在理解力、直觉力、感受力等方面拥有先天的优势。优势缘何而来，或者圈外为何难进入诗歌批评？夏汉老师《语象的狂欢》第一篇“诗，及其本体的洞察——《诗的晦涩》辨析”从诗人内在角度出发，作了很好的阐释，对我启发很大，普通研究者和读者应该看看。

一是诗歌创作的个人化、极端化。偏重内心的独白，“个人写作”风格明显，更加接近“纯诗”。但诗歌是有这样的天性和使命的，把握住一个度即可，不必过分苛责。二是诗歌研究的滞后与薄弱。当代诗歌更像是西方之子，从诗学理论到创作技巧，都是西方话语，在国内缺乏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批评者如果不主动汲取西方理论营养，研究通道会很难打开。而如果用小说理论、一般的文艺理论去研究诗歌，无疑是存在相当大的隔膜。

对诗人批评的可能寄予的希望：从内在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坚实的批评框架，疏通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间的淤塞，联结西方诗歌理论，打通人的内在、外在两个世界，为诗歌批评建立一个殿堂，供普通研究者和读者徇路进入。

诗人批评的局限。在内核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劣势，缺乏局外人的清晰、客观。诗人批评家能否出乎其外，把紧理论的弦，至关重要。创作与批评是一个二元共生的良性循环系统，二者相互趋近、又相互分离。批评是有使命的，需要诊断诗歌病征，并予以疗治，这与普通爱好之间有着巨大差别，由此才能推动诗歌的进步。在当下诗歌创作泛化的时代，更需要批评引导，让诗歌向着更广阔的存在敞开来。

鉴于目前诗歌批评声音的缺乏，这些重任很大程度上都需要诗人批评家来承担。虽然走出比进入困难，但目前一些批评大家例如王家新、耿占春、陈超等人都做到了，并且做得十分优秀。也希望诗人批评家们面向无限，面向未来，跨出更大的步伐。谢谢大家。

刘旭阳：各位老师好。夏汉老师我认识好几年了。第一次相识是在河大他作品的研讨会上。基于夏汉老师当时的社会身份和诗歌所呈现的文本，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我对他当时的社会身份与诗歌之间的拉扯，以及他为诗歌的真诚付出和努力，而感到震惊。今天来参加夏汉老师的作品分享会，非常高兴。这个下午的确是美好的诗歌下午。我本身的身份和夏汉老师很相同，目前在一家国有银行工作，没有从事跟文字相关的工作，而且学的是法学。但是跟诗歌之间天然的关系在很早就建立了，所以一直以来也没有放弃写作。

今天看到夏汉老师在诗歌批评上丰硕的成果，反看自己，在诗歌批评的写作上，未来有可能的话，我也看到了诗歌批评的一种典范，因为夏汉本身的诗人身份使得他在做批评的时候更容易进入诗的内部，以此探寻诗歌的秘密，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启示。另外的感触是，我是85后，上大学时结交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同龄诗人，跟我一样，工作后很少参与诗歌活动，内心更偏于沉静，当然诗歌这一块也并没有放弃，而是呈现的更私密，更沉静，这是一个不断融入生活的过程，也是不断反哺的一个过程，他们的诗歌文本值得期待。就我自己来说，诗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天然的东西，有时候很晚了，在单位工作忙完之后，突然间脑子灵光一现，在电脑上会即刻敲下一首诗，这是常见的，但不可否认工作的压力包括时间的紧张，跟诗歌的联系也越来越少，贵在坚持。既然夏汉老师能做到头绑绷带、手拿诗稿的状态，在诗歌和诗歌批评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实践、思考、呈现，我想作为年轻人，我们今后也会更有信心，在诗歌的道路上不放弃，也会跟各位老师多交流。谢谢。

牛冲：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作为90后的写作者，刚才旭阳哥在国有单位工作，跟诗歌的关系越来越少。我不是，我一直在做跟诗歌相关的活动和平台，一直在为90后、00后写作者服务。我觉得他们缺少一些跟各位老师接触的机会。

看了夏汉老师的《语象的狂欢》，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前人和今人的智慧，交相辉映。自己也深受启发，曾经我也十分的喜欢诗歌评论，自己也尝试过写过一些。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敬文东老师在前面写的序言，他将如今的诗坛描写成一个“嘉年华”式的狂欢节，琳琅满目的名头，各式各样的诗人披着华丽的外衣串场走穴，诗坛被搞的乌烟瘴气。

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也搞了很多诗歌活动，我是不是也是制造乌烟瘴气的一员，这一点我深刻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写作和活动是有矛盾的，我做活动更多的是作为运营者来做，活动是平台搭建的一个支撑，也是促成互不相识的人见面的链接器。从商业层面来说，诗歌活动更多是支撑或者支持着某一个平台的构建，这在不同行业中都是司空见惯的，比如五金协会做的五金行业大会，电器协会做的电器行业大会，这种连接作用是不容代替的。

另一方面，诗歌又作为文体的一种，本身拥有着高贵的外衣。自古以来诗歌都是士大夫阶层的产品，西方的沙龙以及中国古代的吟诗作对和金钱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是人有了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之后的行为，难免这种印象传递到了今人的身上。人们看到现状和很多人所希冀的“诗歌很高贵”的想法无法匹配便狠狠的批判了，现状又和很多人所希冀“诗歌应该和任何行业一样”的想法无法匹配便又狠狠的批判了，其实如今诗歌的现状是商业和高贵勾兑的结果。从运营者角度来说商业和高贵并不矛盾，但是今人始终怀着一种有色眼睛看待诗歌，诗歌便担任了矛盾的罪魁祸首。

做活动三点，一是作为组织或企业的运营支撑，二是诗友之间交流，三商业和情怀的共存，之所以很多活动让人失望乃由于策划人对当代诗歌了解的缺失和对商业无限制的琢利欲望，这二者的勾兑便成了走穴演出的舞台。只能说这些策划人能力太过下限，写诗写的好的人并代表工作能力和策划能力强，很多时候被时代所携裹。在这个时代，商业和情怀并不矛盾，高端的商业必定走情怀的路线，高端的情怀必定和商业密不可分。这是我读《语象的狂欢》对我触动的一点。也希望夏汉老师能跟很多年轻人互动，让他们能够得到指导。谢谢。

品墨：各位老师好。我是作为一名学生来这里学习的。夏汉老师在我们商丘是非常有名气的。每次回到商丘时，夏汉老师对诗歌活动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和指导。我也是半路出家。原来非常喜欢诗歌，大学时候在校刊做诗歌活动。近几年在夏汉老师的帮助下一点点进步。作为我们这些写诗的人离不开批评家，我希望在座的诗人能够给我们这些诗歌年轻人多多的指导。谢谢大家。

夏汉：非常感谢大家。首先感谢纸的时代书店和李方女士及其团队提供的优雅的环境、周到的宣传与安排，尤其感谢阿西、洁岷、高柳分别从北京与武汉赶过来，感谢王东东博士抽空过来主持，还有田桑、简单在繁忙的工作里参加分享，今天还来了祝欣、张备、马春光三位文学博士，黄鋆鋆、刘旭阳两位硕士，国内著名诗人森子因故不能参加，专门发来了书面发言，80后诗人、批评家敬笃硕士专门写出近万言长文，论述诗人批评这个话题，还有商丘家乡的诗人李智信、品墨与何方从外地赶来以及牛冲等年轻的朋友们。所以今天的分享会，才更具有学术的分量与探讨的氛围，也让我们拟定的话题能够得到更多的阐发，并继续引向深入。

本来，诗歌批评是一个很艰涩的话题。幸好有诗歌，刚才诸位的发言，他们的理论阐释都跟诗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本来准备的答谢就不按照计划做了。解释两点，刚才几位谈到转变。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很有意思。我相信对大家也有启发。怎样让生存与自己的文学情怀结合在一起是我曾经思考的问题，大概是1999年，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社会学研究。那时候虽然在偏远的乡镇，我还是想着能否做一些理论性的研究，这是骨子里的一种热爱，所以做了两年的社会研究，也读了很多社会学的理论书籍，尤其西方社会学著作。可是，当时的社会研究所的所长说过一句话，“在基层，一生能做一个案例就了不得了”。这时候看这句话是鼓励，但当时对我有莫大的打击。那时候想一生只做一个案例，未免太没有意思了。所以我就停下来。后来就一边处理公务，一边思考，这一生就这么过去了吗？总觉得一辈子这样下去很没意思。最终，还是把少年的文学梦捡起来了。

我从16岁的时候，就有一个理想，想做一名小说家，所以，农校毕业后就回到乡镇，体验生活。工作闲暇也写散文和诗。作了基层领导后，实在太忙了，就只能把诗歌这一块慢慢捡起来了。乡镇的事情是特别多的，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有人敲门，24小时都不允许关机。这是铁的纪律。所以你随时随地都要工作。这时候的学习是比较费劲的。上午把所有的公务处理完，中午吃饭，休息一下，才能安排读书。刚开始读不下去，就坐在那里，经过一个多月的磨炼，才能静下心来。这样大概坚持了十年，几乎每个下午都给了诗歌与文学理论。回头看，这是一个很珍贵的时间，让我能在今天有所收获。也很感激当时所做的决定，让我今天能够以一个诗人、批评家的身份和大家见面。

有一年，请了十天假和简单从郑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哈尔滨，再去天津等地方。作了一次纯粹的诗歌之旅，见了不少好诗人，比如汪剑钊、张曙光、桑克等，那是2008年以前的事情。之后，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诗人是否应该具备批评的能力？还在想，到底你写的诗属于哪种风格，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这时候我读了很多国外批评家的理论著作，思考着是否可以让我的写作往某一个方向发展。同时，怀着向省内外优秀诗人致敬的心理去读他们的诗。我读诗有个习惯，边读边把即时的感觉记在空白处。读的多了，就形成一个系统的思考文字。这大概就是《河南先锋诗歌论》形成的背景。2013年以后，我在思考，国内外有这么多好诗人，我该怎样从他们那里习得技艺呢？我要提高自己的诗歌写作，让我的写作能够符合我的自我期待，于是，一个时期以来，对于国内著名诗人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读，先后读了多多、孙文波、臧棣、池凌云、施茂盛、哑石、蒋浩等诗人。之后也对于一些理论问题比如关乎诗的晦涩，西方诗歌死亡的主题等进行了辨析与综合，从而完成了《语象的狂欢》的书稿。回顾1999年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二十年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界不惑之年的人是异常宝贵的，当别人在吃喝玩乐之际，我用于读书、写作，感到很荣幸与欣慰。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文学知己的鼓励与鞭策以及夫人全身心对我的支持。所以才让这看似光彩而有某些高雅、其实是在俗常中跋涉而来的一种劳动获得了价值。实际上这都是很正常的行为。以后的日子，我会从博士、硕士们以及诸位优秀诗人那里获得更多的诗学营养，以完成自己。也期待年轻的朋友一定能够比我走的路子更正，往前走的路子更长、更好。谢谢大家。

王东东：今天活动的分享时间很长。最应该感谢今天的听众，时间持续了将近3小时，感谢你们美妙的耳朵！今天阿西老师讲了一句很棒的话，重要的是不是诗学，而是诗性。我觉得可能不光对于批评来说是如此——就比如夏汉的批评，可能对于生命或者生活本身来说就是如此，希望大家都能过一种诗性的生活。

森子：1.诗人批评的可能性：诗人批评早就是成立的，自古就有。比如杜甫虽然没有专门写过诗歌方面的评论文章，但在他的诗中就有对前辈诗人的品评，杜甫也有关于诗歌写作的箴言流传下来。中国的诗话传统有很多出自诗人之手。新诗传统中诗人从事批评的有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废名、卞之琳、艾青、冯至等，更不必说国外的诗人波德莱尔、瓦雷里、艾略特等等。

另外，诗人批评是不得不为的事情，没得选择，这与这时代性、传播与读者密切相关……即使是在诗歌传统大国，诗歌的领域、传播面仍是小的。

2.诗人批评的样式及批评优势：以随笔最为多见，也有介于随笔与文论之间的。因为随笔最为方便，但其实随笔性的诗歌批评很难写，随笔的经意与不经意很难控制，不易达到诗人批评想达到的目标。随笔式批评的优点是：少下判断——定论，多参与分享诗的神秘与启示。

诗人批评的优势，在场（得天独厚，比近水楼台还近），贴近——写作行为的同一性（似乎知道同辈或前辈诗人在写什么，又是怎么写的），友谊——即理解，理解还包括行规——对诗歌写作规范、技术手段的熟悉。对共同的诗歌理想的追求，并藉此参与诗歌标准的商讨与制订，对诗歌写作的状况与前景进行分析与预判。

3.诗人批评的限度：诗人批评的限度，只缘身在此山中。是沉浸得太深而不知外面的状况，还是沉浸得太浅而不明外界的状况？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换句话说，因为太爱诗而使诗限于一域，而不能自拔。应该认识到诗比你爱得又多又广又深……包括诗人自己所不爱的，抵触的，但是诗无条件地爱着。

夏汉的新书《语象的狂欢》提供了这样一次探讨诗人批评话题的机会，借此我们可以好好思量一下诗人批评的可能与限度，我想这对诗人从事诗歌批评，传播与分享诗歌是十分有益的。

敬笃：

历史结构、严肃性与在场

---论诗学批评的另一种范式

诗学批评是一种从阅读、体验、解读、分析等方面出发，对作品有针对性的鉴赏与评析。通过这样一个剥离的过程，把握文学作品的话语，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作品。诗学批评，是一门极为枯燥且又极具难度的的学问或知识。倘若把诗学批评放置于中国新诗百年的视野内，更是一门有难度的学问或知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正如著名诗学批评家敬文东在《语象的狂欢》序言中指出，“每天都有不可胜数的诗作发布于网络，它们虽浮出电脑和手机的屏幕，被转发，被点赞，大多却难逃被遗忘的宿命——新诗的惨淡名声，并未因圈地自嗨式的繁荣景象得到实质的提升。”诚然，百年的新诗试验，我们暂且无法言说其对与错，没落与繁盛，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经典的缺席。无论是卡尔维诺，还是库切在讨论经典的时候都注重强调了经典之于文学史的意义，经典之于文学自身的价值。那么，当代诗歌经典的缺席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通过文本的考察与综合，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主体自身的焦虑，泛诗化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批评功能的淡化，批评责任的缺失。

由于本文是以探讨诗学批评为主题，对“主体自身的焦虑，泛诗化现象严重”这一点暂不做探讨。批评者的责任是判定经典的重要指标，一旦批评缺乏责任感，不敢对所谓的经典进行考量与质疑，自然而然也就很难发现经典。人云亦云，趋之若鹜，是当下批评的现状。那么，批评的价值在哪里J.M.库切认为，“批评不仅不是经典的敌人，而且实际上，最具质疑精神的批评恰恰是经典用以界定自身，从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东西。”批评，是考察文本的重要依据，也是可以使经典文本得以存续重要依据。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一个去经典化的时代，欲望支撑的现代社会，在自我与现代性视域范围内，过于强调个性化、个体化。每个人都要凸显自我的主体性，从而忽略了其存在的共生性，希望得到社会正面的褒扬与认可，畏惧或者排斥负面评价与定义，这样也自然而然的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现实中的自我，一个概念中的自我。那么，诗人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也不例外。诗歌，作为时代的衍生品，也随之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似乎被认为是大势所趋。

在时代的大潮中，批评家担负着中国诗歌的巨大责任。批评家罗振亚曾指出，“对于已经逝去的和正在、即将发生的中国先锋诗歌，每个文学批评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描述其历史，评判其得失，指明其方向。”这就是一种诗学批评的态度与担当。而这种担当是消除百年新诗被误解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从庞杂的诗歌作品中精析出经典文本的重要方式之一。

考量文本，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手段，正如夏汉所言，“在诗学批评里，我们理应选择走一条诗人批评的路径或批评范式，那么，期待诗歌批评首要的就是从诗文本入手，把诗文本作为批评的出发点与切入点，这就规约着对诗的细读的到位与持之以恒。”从文本自身出发，以解构学的方法论为指导思路，执刀而入，以最真实、最贴切的语词，解剖诗歌，还原诗的本质。这并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批评方式，但却是当下最行之有效的批评手段，这种把抽象还原为具象的批评，能够使我们从根本上捕捉到诗的“肌质”。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当然也自然而然的具备一般性，那么诗学批评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对诗人及作品特殊性的认知、总结、归纳之后，寻找它们的一般性即共性。

夏汉的诗学批评是同时代诗人的批评，往往这种批评会或多或少的夹杂着个人感情、好恶，容易让自己陷入一种批评的焦虑与误区之中。索性他是从诗文本出发，没有以个人感情色彩、人情世故，来批评一位诗人。这也正是批评家敬文东所看中的，他指出，“他的批评因发自友谊的意切，而显出坦诚和贴切的情状，却不见交际场上的套话与恭维。”由于《语象的狂欢》所涉及的大多数诗人为当代诗人，作品尚未定论，批评的平衡度是很难把控的。而夏汉合理而有效的避开了定义或者定性诗人的视角，转向一种文本的阐释，这样在细读的关照下，诗的“本真”将会裸露出来。

一、一种批评的逻辑：语言的历史结构

众所周知，诗，是一种非常难以把握的文体。其语言的难度及指向具有多义性，特别是一些哲理诗、讽刺诗、教谕诗，语言理智化程度更高，导致批评难度也进一步加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曾指出，“文学语言深深地植根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具有表现情意的一面。”这也就阐明了文学评论，要基于其历史、时代背景，在变化的语境中揣摩语义。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之后，诗歌审美也有了新的向度，日常化诗语的转向与对传统的深入挖掘，以及语言的明澈化更加凸显，成了当时必不可少的写作态势。夏汉的《“在句子以外，我更倾向于一首诗”--读孙文波<新山水诗>》、《爱、时代的焦虑与救赎--沈苇、及其近年的诗学嬗变》、《卡夫卡的背影后：我们依然重要--在余怒和魔头贝贝中寻找》等篇目，其实核心都是围绕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展开批评的，站在先锋诗歌的批评立场上做了较为翔实的探究。

作为先锋诗人、后朦胧诗歌时代代表人物的孙文波，一直以来活跃在诗坛，持续创作了大量的富有探索意义的诗歌文本。夏汉在讨论孙文波《新山水诗》的时候，专门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历史”、“语言”、“当代性”、“文以载道”、“虚无感”、“传统”等等，从本质上把握了孙文波的诗学脉络，抓住了诗人的内在精神要旨，这是一个批评家敏锐眼光的最佳体现。在做结论的过程中，他指出，“孙文波近年的写作，像波德莱尔在浪漫主义的全盛期，走出一条背道而驰的诗歌之路那样，他在汉语新诗走过百年之后，重又走了一条与已有“传统”和自己的诗歌截然不同的路径，从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到寻找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契合，但又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从中发明传统的路，其中包含了我们对自身处境的反复认知——这既需要胆略，也需要眼光和清楚的认知。”作者没有给诗人定性，而是做了一种诗学意义上的预判，这种预判是尊重文本考察、尊重创作规律、尊重文学本质的。文章架构了孙文波形式时代创作的基本范式，从“语言的转向”层面，准确的提炼出孙文波诗歌的文本价值及研究意义。

作为国内著名边疆诗人的沈苇，把自己投身于祖国的边疆建设上，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沈苇的诗歌，具备了边疆诗人的辽远、苍茫、广博、地域性，同时也有着一种迁徙的精神，是属于他们那一代新疆人自身特有的品质。夏汉对沈苇的评论中，并没有针对沈苇诗歌的主题做过多的阐释，而是基于其历史纵向考察，将个体文本的特殊性挖掘出来，全面、合理的阐释了诗人诗学嬗变的过程。沈苇在塑造“本我”的诗歌王国，多元化的写作手法，更是赋予了王国更多的可能性。夏汉紧紧抓住沈苇诗学中的“蜕变”这个显性特征，从生与死的宏大叙事中拿捏出诗人的精髓与精神内质。从文本着手剥离出来的恐惧、焦虑、敌意、幻想等等关键词，皆来自于诗人所经历的显著事件上，这是一个历史的节点，也是诗人诗学嬗变的“变”之初衷。大时代背景下的诗人，会产生本质上的“蜕变”，这种“蜕变”是诗人叩问自我的“变”，也是灵魂之变，更是语言之变。所有的“变”，最终都要回归语言，因为那是“诗”的归属，也是“诗”的宿命。“族群冲突后的诗人，其语言也明显地呈现出与种族灾变搏斗的痕迹。”语言的力量，坠落在历史的结构之中，那种斗争的痕迹，是一种信仰的挣扎。夏汉在剖析沈苇诗歌的过程中，抓住了沈苇诗歌“蜕变”的本质，以诗人的视角解读诗人，以语言的本质来还原语言，完成了诗学层面上的批评。

而对余怒与魔头贝贝的批评，从卡夫卡的现代性出发，对号入座，将两位诗人的诗歌特点逐一呈现。夏汉在开篇的时候提到，“卡夫卡的文本里充满了象征、隐喻、暗示、碎片化及其缝合，还有通篇的晦涩乃至无主题变奏，这些都成为现代诗的基本构成元素”这些恰如其分的归纳了卡夫卡基本特点，同时也指出了现代性诗歌的基本符号。夏汉强调，“如若对其文本进行过度的抽象与理论阐释，势必形成“阐释过度”的诟病，从而愈加远离其诗学本初。”这是对余怒、魔头贝贝共同特点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批评家在做一个预判，给自己的批评导向找到一个合理的维度。众所周知，诗的隐喻多藏于日常之中，特别是俚语和俗谚中显而易见。隐喻的转化，可以使我们从具体的物质关系中抽象出术语来，这样隐喻的特点也就凸显了，想象性也会大幅增加。“余怒和魔头贝贝，都是从日常生活里发现诗意的高手，或者说，他们把诗看作生活本身，这样，他们诗里的日常性就格外地浓郁”，恰恰证明了隐喻的源头，也为二者的现代性做了基础性的评判。诚如夏汉所判断的那样，“感觉余怒有一种“无所谓”的语言姿态，不知道这姿态是佯装的嬉皮士般的脾性，还是预兆诗学的策略。但这种语言姿态恰恰与时代形成了张力，或一种不妥协。”语言的张力来自它本身的外延，诗人如何赋予它足够的张力，考验一个诗人的想象力的时候到了。而在魔头贝贝那里，“魔头贝贝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扭曲的现实，在他酒精浸泡过的大脑独特的感受与他修辞的语言锦囊里，这样的语言现实则拥有了几分荒诞感。”更折射出现代性，荒谬、晦涩、隐喻的特点。“现代性”作为余怒、魔头贝贝文本考察的基本依据，是贴切的、恰到好处的、符合二人创作要旨的。而“现代性”是建立在历史结构中的文学，是时代背景与现代化语境的有机结合下的产物，折射出一代人的创作特点。

二、一种批评的可能：诗的效用和严肃性

亚里士多德曾经不止一次的强调过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不难看得出，诗处理的事情多半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历史所处理的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从诗与历史的作用角度进行考量，而提出的观点。可能发生的事情，具备可能性，那么也就会有预言性、多变性。而诗学评论，正是基于这一点，对诗所做出的可能性做一个有效的预判，从而使诗歌发挥其效用。虽然诗人艾略特曾说过，“在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取代另一样东西。”但是，批评家从不会试图用批评去取代诗的效用，而是借助批评，找到真正的对等物，从而使诗在价值上更有存在感。夏汉在《语象的狂欢》有几篇批评文章恰恰符合这样一个判断标准：《在乐器上弹奏最后单调的音乐——西方诗歌死亡主题的辨认》、《生命深处不期而遇的美学典范——在微观审视中论多多的诗歌艺术》。

在讨论西方诗歌死亡主题的问题上，夏汉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题目:在乐器上弹奏最后单调的音乐。死亡，作为西方哲学史一个复调式的命题，在西方诗歌史上也从未缺席。夏汉在考察死亡主题的时候，涉及到了波德莱尔、狄金森、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索德格朗、特拉克尔、阿米亥、普拉斯、弗罗斯特、曼德尔施塔姆、辛波斯卡等经典诗人，诗人们从自身的遭遇、所处的历史环境、阅读经验中剥离出“死亡”。虽然每一个诗人对“死亡”的认知方式、体悟角度有所不同，但是“死亡”的本质是相同的。“死亡”对于有生命的个体和诗人而言，只要他们活着，“死亡”就是一种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人类而言“死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而对诗人来说，诗歌中“死亡”的主题，恰是对“死亡”的敬畏，也是对诗的严肃性的尊重。夏汉认为，“诗人是在死亡的已知之中探索更深远的未知，从而让死亡拥有其延展性。这其实既有诗人对死亡自身的认知，也有哲学意义上的谋求，这样才会让诗人有了对死亡主题表达的乐此不疲与愉悦。”这里的未知恰好是一种可能性，也是哲学性的体现。无疑，在西方诗歌死亡主题的探讨上，夏汉尊重了西方哲学的精神内核，也尊重了西方诗歌的现代性走向，而且这种尊重是源自文本的细读，就此批评家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彰显的淋漓尽致。

作为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的多多，他诗歌的技艺和洞察力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多多诗歌的批评与阐释，国内许多评论家已经做过，甚至给了某些定论，想要再从其诗歌中挖掘出更多出彩的地方，确实难度不小。作为批评家的夏汉，并没有走传统批评的老路子，而是另辟蹊径，从微观的角度审视多多的诗歌艺术，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批评方向。夏汉抛却朦胧诗的语言特点、写作、表现手法不谈，反而抓住多多诗歌审美的特点，进而以回归诗歌本质的方式来讨论诗的美学指向。夏汉分以下三个层面展开探讨：一是复合、歧义与多解：诗的发生；二是绝望、血与死亡：独异的主题；三是高贵、骨节与张力：诗的语言。

在诗的发生层面，夏汉提炼出复合、歧义与多解等词汇，直接明了的指出多多诗歌的文本特点。而这几个主要词汇，恰恰体现出诗人诗歌创作的多义性和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给诗歌带来了更为有效的价值，同时也使得诗歌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产生更为广阔的外延。而多多诗歌里，绝望、血、死亡这些异质性的主题更加契合西方诗歌死亡的主题，也从另一个角度阐明多多在“死亡”的问题上做了一定的思考。在生与死的命题上，诗人反思，评论家也在反思。夏汉指出，“我们看得出这种来自于生存的洞察与彻悟给予我们内蕴精湛的诗句，而在这诗行间所涌现的语言的力量则给读者以宗教般的温暖与魅力，从而让人们因为有了这些诗篇而拥有了寄托和希望。”由死而生，在宗教范畴内考虑死亡，自然要上升到神圣而庄严的信仰之上。这种思考死亡的方式，是严肃的、是虔诚的、是反诘的，也体现了多多诗歌的审美与价值观取向。在语言方面，多多诗歌以高贵、骨节、富有张力而著称，这是一种风骨，也是一种贵族气质，更是一种责任担当。高贵在虚无的词语中散发着诗人独有的魅力，灵魂在此刻获得飞升，于是一切的美好都与诗有关，与语言有关。正是这三个层面的论述，结合文本细读，以“艺术的洞察”，很好的把握了多多诗歌的艺术特征，解剖出隐蔽在句式下的身影与面孔，也赋予了多多诗歌新的“知觉价值”与“美学性质”。基于这三个微观层面的考察，剖析出多多诗歌在审美上达到了历史与心灵的同构，从而澄明诗人文本的价值趋向。

三、一种批评的向度：诗人批评的在场性

作为批评家的夏汉，本身就是一名优秀的诗人。从《河南先锋诗歌论》到《语象的狂欢》是夏汉从诗歌评论者向批评家转向的一个标志，也是他从诗人蜕变为批评家诗人的象征。

优秀的批评家首先是一名诗人，只有这样他在诗歌现场，才能准确、有效的把握诗坛变化、诗歌流派的变迁，从而获得第一手诗歌资料，为批评留下最符合当下的文本。在西方许多大批评家本身就是诗人，比如波德莱尔、奥登、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等。

诗人批评家，是独立于传统批评之外的第三种批评。批评家所具备的理性、客观以及扎实的理论基础，恰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诗人的不足。众所周知，一般意义上的诗人多为主观性比较强、个性十足，缺乏理性的人。正是这种先天性的弥合，可以让诗人与批评家更好的结合在一起。诗人批评诗人，摆脱主观性、非理性的因素，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出发，结合评论家自身的理论素养，能够迸发出更多的不一样的火花。正如夏汉所言，“诗人批评家缘于其长期的诗歌写作实践，对诗的发生、意义的生成与语言形式的接纳与变化十分熟悉，故而能够从诗人的角度与诗的内部考察，得出合乎诗本身的判断，能够‘尽可能地接近作者的原初思想与意图’”，诗人从文本内部出发结合自我体验、经验，能够从最本真的诗的原初处获得诗意的收集。纵观诗学批评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个诗学批评家都在和具体的诗歌作品发生着直接的关系，他们都是从文本中发展自己的诗学理论。那么，更了解或者熟稔诗歌作品要领的人，其中不乏优秀的诗人。诗人批评的在场，可以有效的对作品做出正确的筛选、评价、分析，从而获得最恰当的判断。

在我个人看来，诗人的在场性是构成诗人批评家的基本要素。美国著名作家艾默生说过，“美就是它自身存在的理由。”那么，诗人的在场就是诗歌自身存在的理由。真正的批评来源于诗歌作品自身，理论需要作品作为支撑，需要在作品中证实理论的正确或者错误，只有结合具体的文本，才能令人信服。另一方面，批评家马维尔认为，“诗必须作为诗来读，即：它‘讲’的是什么，是一个由批评家来回答的问题，不管有多少历史证据，最终也不能决定诗到底在‘讲’什么。”他站在历史的角度，考量了批评应依据历史证据，这些证据是什么？是作品本身，只有真正的诗歌在场者才能体会到作品衍生的意义与讲述的是什么。诗歌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创造的世界，批评家如何与这个世界产生对等，最好的方式是参与到对于世界的“虚构”、“想象”与“创造”，也就是在场。勒内·韦勒克认为，“艺术须有自己的某种框架，以此述说从现象世界中抽取的东西。”作为重要艺术形式的诗，也有自己的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之内，诗人构建着自身特有的世界，他们从现象世界中抽象的事物，恰恰具有独特性和异质性。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最直接、本真的获得被诗人抽象的“物”、“象”呢？我想只有诗人自己或者另一个诗人，因此确认了诗人在场，也为诗歌的批评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维度。

正如夏汉提出的那样，“在诗人批评领域，文本、细读以及亲切的文体形式构成其基本范式。”这样建基在文本细读之上的批评，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有效的批评范式。勒内·韦勒克认为，“批评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依然悬而未决。”这准确的阐明了批评与诗歌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恰如其分的确证了诗人作为批评家的可能性。作为诗人批评家可以最直接的进入到诗歌作品内部，从作品自身出发，解释、评价。

无论哪种批评方式，都应该坚持一个原则，即：评价来自理解，正确的评价来自正确的理解。每一个批评家在理解上，由于自身学识、涵养、理解力上的差异，必然存在着对作品理解的偏差与是否妥当的问题。批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标准来规范批评必须是什么？必须评判出对与错。

概而论之，评价一个批评理论恰当与否，来源于批评家是否依据诗歌作品，是否基于诗歌纵向、横向历史的考察，来作为判断标准。作为在场者的夏汉这本诗学批评文集《语象的狂欢》中，他充分的尊重了我们所谈到的判断标准，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诗人批评家的批评范式，注定会在诗学批评的场域内发挥一定的作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结语

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内，诗学批评一直处于边缘位置。诗学批评发展到今天，尚未成熟面临诸多问题，甚至一些西方诗学批评的老问题也会在我们这里重演。那么，重申诗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即是“批评”，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诗学批评注定在诗学理论与方法上获得足够的支撑，而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形式分析。同样，我们也不能忽略诗学批评中的“诗学”，这个关键词。曹丹红在总结了当代法国诗学批评现状的时候，认为，“诗学批评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写作与形式特征的提炼，在此基础上揭示形式元素具有重复性。”这从侧面阐明了诗学批评要抓住的核心内容与特点。那么，提供一种有效的诗学批评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诗学批评首先通过文本细读，进而获知作者创作意图及语言机制，展示出文本的基本形式及特定的效果，对诗人的创作产生启发、反思。这是诗学批评的功能之一，也是一种有效的诗学批评方式。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诗人的创作风格、手法以及时代背景都在发生着变化，那么我们的诗学批评理论与方法也会随之再思考与观念调整，才能使诗学批评活跃在文学研究的场域内。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经典描述的那样，“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应用到诗学批评上仍然重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作为诗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指导着实践，同样也被实践所检修。

总而言之，能够有益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作品，揭示作品特征与价值的批评方式，或者可以为创作者提供纠正与反思的理论依据的批评方式，就是一种有效的诗学批评方式。作为诗人批评家的夏汉，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是诗学批评范式之外，也为我们打开了诗歌创作的一扇新的大门。这是一个理论与创作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最有效的方式。本文的意图在于，通过夏汉诗学批评文集《语象的狂欢》来阐明诗学批评中语言的历史结构、诗歌的严肃性、批评的在场三者的重要性，为诗人批评家作为一种诗学批评范式的可能性提供思考的空间，希望藉此，可以为中国的诗学批评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2018年1月15日--2018年1月16日，写于昆明

本期嘉宾

王东东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并任该校华语诗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作品入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曾获北京大学未名诗歌奖、汉江•安康诗歌奖、DJS诗集奖。正式出版有诗集《空椅子》、《云》。《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获2014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台湾第四届人文社科思源奖文学类首奖。

阿西

现居北京。有诗集《家园》《叶卡捷琳堡诗稿》《广州集》《词车间》《生活指南》和诗论集《词的寂静》等。获首届浦江华语诗歌奖一等奖、首届中国屈原诗歌奖（银）等奖项。

刘洁岷

1964年生于湖北松滋，创办有《新汉诗》、《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名栏、“新诗道”微信订阅号，出版有诗集《躺着的男人和远去的白马》《刘洁岷诗选》《词根与舌根》，编选出版有《群峰之上》《群岛之辨》《群像之魅》专题诗歌论集。现居武汉，为《江汉学术》副主编。

高柳

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各类作品近300多万字，主要著作有《蓝色的幽默》、《圣的恋季》、《伸手不见五指或看不见的真》、《世纪之渊》、《沙城》、《纸兵》等。现任《中华传奇》杂志社总经理、中华出版社总编辑。2016年起主持《世界华语文学》诗歌公益联展、《国际诗坛》中外诗人代表作推广项目。

张备

文艺学博士，现供职于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主要从事艺术史、艺术批评等方面的研究。

田桑

供职于河南文艺出版社，任《名人传记（财富人物）》杂志主编。大学时代开始诗歌写作，热衷于现代汉诗的实验与探索，曾获得《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奖赛三等奖。作品散见于国内外各种文学报刊及数十种诗歌选本。曾与朋友一起创办诗歌民刊《发现》，并自编过阶段性诗集《田桑诗抄1987》、《田桑诗抄1990》、《耸立的声音及其阴影，出版有诗集《藏身于木箱的火》等。

简单

当代诗人，主要从事诗歌、小说及剧本创作，编有《外省》诗刊，著有《小麻雀之歌》《胡美丽的故事》《午夜之喑》等书，曾获《莽原》杂志文学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马春光

河南濮阳人，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史、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当代诗歌评论。出版有专著《网络诗歌散点透视》（合著），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博士论文《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获2017年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

黄鋆鋆

郑州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元诗歌“80.90后诗歌研究”专栏评论者，曾发表《河南90后诗歌研究》等多篇论文。

夏汉

河南夏邑人。写诗，兼事诗歌批评。出版评论集《河南先锋诗歌论》，诗集《冬日的恩典》，诗集《街头的证词》、批评文集《语象的狂欢》。

敬笃

青年作家、诗人、诗评人，哲学硕士，作品散见于《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潮》、《延河》、《星星》、《诗歌月刊》、《中国诗歌》、《上海诗人》、《中国诗人》等刊物，部分作品入选各类年选。著有诗集《凋谢的孤独》，现专注于诗与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