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诗的标准：臧棣、卢卫平、唐晓渡谈论什么是好诗

编者按：

什么是好诗？这个问题历来见仁见智。这些年，这个问题已进行了一定的论争。本刊诗歌理论版曾于2015年开辟专栏就此进行过一年的讨论。尽管无法达成一个共识，但这样的诗学论争对于诗歌的发展和建议，终是有益的。从本期起，本刊微信平台将不定期推出各位诗人、诗评家关于诗歌标准的文论（言论）。

臧棣

当代诗歌的好诗标准，是一个容易引起纷争的话题。大家对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经常感到很茫然。但我觉得，判断一首好诗的标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固定的。看什么是好诗，第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这首诗挖掘、揭示的诗歌经验是否独特新颖。第二个标准，是看诗人的语言在表达独特的经验的时候是否独特、新颖有创意。这两个标准，是衡量一首诗好坏的很重要的、相对稳定的尺度。

如果再衡量一首诗是否伟大，肯定要超过这个标准。当代诗歌中，一首好诗所用的语言，比如说到底是用口语，还是用书面语，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用口语也能写出好诗。用比较有活力的、灵活的书面语也能写出好诗。关键是看诗人揭示的诗歌经验，那种语言的独特性。

好诗的标准，可能受读者个人的偏爱影响有不同，那么具体判断一首好诗的时候，意见可能相反或者差别很大。但什么是好诗，其实大致还是能判断出来的。

卢卫平

一首诗，要成为好诗，就是要在一切“旧事”中去寻找和发现新的东西，要言说出一件已经真相大白的事物“新的秘密”。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你是否独一无二地找到和发现别人从未找到和发现的感受，没有任何一种文体比诗歌更强调惟一性和独创性。一个诗人比一个哲学家更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写黄鹤楼，崔颢写了，李白就不敢写，只能留下“眼前有景题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喟叹。因为李白没有在黄鹤楼这件“旧事物”上找到“新东西”，或者说他能找到的崔颢先找到了。崔颢的黄鹤楼成了千古绝唱，而其他人写黄鹤楼都被崔颢遮蔽了。第二，你找到“新的秘密”，用什么样的语言，把这个“秘密”说出来，这是诗的基本要素，也是一首诗好与坏的重要标准。

读诗是需要瞬间直觉的。读到好诗时，我们常常说眼前一亮，这“一亮”就是瞬间的直觉，而这直觉只有在遭遇到被重新命名的事物，才能“瞬间一亮”。就像一个在你很多年的印象里一直灰头土脸的老同事，两年不见突然西装革履，红光满面。你在惊讶的同时在心里快速地完成了对这个老同事的重新定位和命名。平庸的诗总是让人恍恍惚惚，昏昏欲睡。总是让人感觉到他的诗在另外一个同样平庸的诗人的诗集里看过。一写到女人就是花，一写到雨就是泪水，一写到雾就是忧郁，一写到秋天就是落寞。有多少“诗人”靠这种简单而又弱智的复制“混”得“诗人”的头衔，就是这样的“诗人”败坏了诗的名声。他们写了一辈子“诗”，诗集等身，却没有写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特别是那些平庸的“抒情诗人”，他们看到什么都习惯“啊”几声，都喜欢“多么多么”几下，他们还为自己出口成诗洋洋自得。他们应该知道几乎所有的人来到世界上第一个会说的词就是“啊”，差不多过了三岁，就开始会“多么多么”了。

什么时候一个诗人对已有一百个词条的事物说出第一百零一个词条，他就离写出好诗不远了，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甚至杰出的诗人了。

唐晓渡

就什么是好诗，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其一，是一位美国诗人说的，“一首好诗会让我的脚后跟都有感觉”；其二，“像一个小盒子一样。听到它，好像听到吧嗒一声，这个盒子关上了。那它一定是首好诗”。前者说的，是诗会调动我们全身心的感官，都参与来领受这首诗；所谓“小盒子吧嗒一声关上”，是内容和形式达成了种高度统一。

一首好诗，它起码有两个指标：提供了独特的审美经验；提供了独特的表达方式。二者是不两分的。传统诗要求韵，就是有余韵。所谓“吧嗒一声”，讲的是独特的经验和独特的表达，在形式这个层次上达到了高度统一。这样的诗就是好诗。中国古典诗歌，有些读来忍不住扼腕击楫。这种时候，一定是全身心被发动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杜甫的《秋兴八首》，它就有“吧嗒一声”的效果。

现代诗在这方面比较宽泛一些，但总的说来，现代诗对应的我们的经验和想象，比古典诗更为丰富。中国古典诗歌要是找意象，可能有几百个之多，很多时候靠“点铁成金，内部翻新”。里面有大量的农业文明的意象，月亮、折柳、灞桥送别啊，这一类是自然意象和农业文明的意象。而现代诗歌，大量采用了工业文明的意象，还有内心的经验和意象，以及被它刺激起来的这种想象力。在传统诗歌里面，不入意象、不入诗的这些经验，都会进入到现代诗歌里。

有些诗，好像是指向了另外的一种经验，一种既有关联、但是更纵深的经验。这样的诗，一定是首好诗。

转自星星诗刊微信公号，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