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北大：在诗歌的雷鸣消逝之前

“八十年代对我影响很大，当时间来到九十年代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停留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有一次我去街上，进了一个日本的糖果店，糖果从天花板铺到地面。而从前的我们最渴望的就是上海的亲戚带回大白兔奶糖，从来没想过糖果是可以变成海洋的。在那个瞬间，对我来说，八十年代终于过去了。”

2018年4月28日晚，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早已搭起鲜红的舞台，条幅高悬，红底白字一行平平展开：“诗歌与时代”——第十九届未名诗歌节朗读会。舞台偏左坐落着当晚的讲台。讲台之上，一支鹅颈话筒自繁花中斜斜探出。

临近开场，整齐摆放的金色座椅大半已被人占据。在场的除了学生以外，更有些岁月沧桑的面庞，在暖色灯光的照耀下同样焕发着熠熠的光彩，屏息待气，等待着某件大事的发生。

三十四年前，在第二届未名诗会上，后来与海子、骆一禾共同被誉为北大诗歌“三剑客”的西川还是一个大三学生。在与此相似的三千张面庞前，他朗诵了自己的《秋声》：

让我咀嚼这秋声吧像一匹老马咀嚼散发着土香的草料像蔚蓝的天空咀嚼消逝的雷鸣

台下掌声雷动，他获得创作一等奖，朗诵二等奖。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大风吹来的傍晚灵魂动荡

1983年。

彼时“反精神污染”尚且如火如荼地占据高考政治题目一隅，而在这一年，诗人、批评家、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臧棣入学，校长在五四操场上给新生训话，将谈恋爱和穿拖鞋上课明令禁止。

然而，开放带来的天然氛围又令整个社会充满了全新的展望。这种热情和自觉性在校园里体现得就更为明显，横冲直撞，无所顾忌，“不太着调”。西川讲北大学生“动不动就上街游行”。1981年女排胜利，电台发布喜讯后，所有人欢呼雀跃，拥出房门，准备游行。游行得有火把，没有火把就拿笤帚点着。学生都聚集在楼下，楼上的学生就拿笤帚直接点着了向下扔，偏偏扔到树上，把树整个从顶上点燃了。学生反应迅速，拿盆接水，从楼上向下泼，火虽然灭了，楼下聚集的学生都被淋了透湿。湿了也没人在乎，照旧举着笤帚燃成的火把，一路浩浩荡荡，从宿舍游行到未名湖。

此时，诗歌这种文学体裁以其精悍性和音乐性天然地在传播中占据优势，如同一把剪刀凌厉地剪开时代的裂口，昭示着人们蓬勃进取的决心。80年代，诗歌不再是纯粹的文学形式，如臧棣所言，“那时候任何一个事件只有反映在诗歌里才能在文化生活里被讨论”。在当时谈论一切就是谈论诗，谈论诗就是谈论一切，无论是高涨的公共热情还是宣泄性的个人情绪，都在诗歌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祝福的火焰熊熊燃烧

整个社会的诗歌热潮也极大地感染了校园之内的学生。谈到当时的诗歌写作，西川更愿意称之为一种氛围，“你不用跟着谁走，你就跟着你自己走，但是都在同一个氛围里面。”而臧棣提到这与当时娱乐手段的匮乏密切相关：“当时大家的青春没有别的发泄渠道，就是踢踢球，也没有那么多游戏。”诗歌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选择。“很多时候语言无法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但语言本身的弹性和褶皱又能造就很多意外。”

西川说如果没有朦胧诗自己现在一定是个画家。他对绘画的热爱由来已久，在北大读书期间，西川只加入了美术社和五四文学社两个社团，就连诗歌创作都是从题画诗开始的。“我原来刚进北大的时候，第一个加入的不是五四文学社，是美术社。当时美术社的顾问是吴冠中。”但在校园诗歌氛围的影响下，诗歌渐渐成为他自我纾解的主要方式。“我天生就有一种对艺术的热情，只不过当时大家都写诗，我也就走了这条道了。”

而在另一个访谈里，他曾提到：“在北大未名湖，我是在越想越想不开时写诗。”

1982年，大二的西川和英文系的同班同学编自己的小杂志，第一期取名《五色石》，对应五个人，第二期叫《早秋》。中文系的同学看到，就邀请他们五人共同加入了五四文学社的诗歌组。“当时理论组的组长是骆一禾，就这样认识了。海子没有加入，我是83年夏天才认识的海子。”

于入学伊始的臧棣而言，是1983年初秋的诗歌大会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本来对小说戏剧感兴趣，诗也读了很多，但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当诗人。”同龄人的激荡文笔在他心里点燃了诗歌创作的可能性。恰逢当时五四文学社招新，选拔方式是上交作品，给出了一个月的交稿期限。“回去之后我花一周末写了四五首诗，修改一星期就交了。”

这几首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那届中文系进入五四文学社的只有两个人，臧棣成为其中之一。如果说递交最初几篇诗作的时候，臧棣只是出于试探，随着学习压力的增大和社团同好之间的凝聚力，轻盈简短的诗歌渐渐成为他闲暇时光的大部分内容，“就比如你写小说读小说都需要很多时间，但一首诗吸引你的方式是直接、强烈、迅速的。”

五四文学社是北大最悠久的文学社团之一，钱理群、刘震云、骆一禾、西川等人皆是从这里走出。而在当时，这里聚集着北大最核心的诗歌爱好者们。西川回忆往昔，他不满于当时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学生腔调，“年轻人特别喜欢夸张自己的绝望，人人都碰到的事儿，年轻人就当成天大的东西。”当时学校里最流行的是小爱情诗，“什么你是那帆我是那船，风一来咱们就一块去远方吧，当时把大家伙都迷坏了。”毕业后西川几度千里壮游，遍观山西、陕西、青海、甘肃等地风光，自言从旁人的生活中才逐渐打开眼界。相比而言，臧棣则肯定了青涩写作的奠基性作用，“用羞耻感来激发你去写出更好的东西。”许多社员在上大学前甚至没有接触过诗歌，而在这里他们与诗歌亲近谈心，渐渐知道“诗究竟该怎么写”。

由此理念上的争执并不鲜见。但西川强调，“那个时候的争执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仅仅是纯粹观点的交锋和碰撞。臧棣还记得与同人们到鹫峰的旅行，坐在山顶喝啤酒、嗑瓜子、谈诗，谈到兴起时跳起来激烈争辩乃至动起手来。“回过头来也会觉得对方说得有道理，但当时就死不认。回头又去读对方提到的书。”

西川则引用E. E. 卡明斯的自述：一辈子，不为私利打架。与别人打架必然是出自想法或是观念的不合，而非从私利出发的争斗。“当时我们这些人都觉得，这种人格太让人着迷了。”80年代初北大五四文学社部分社员合影

所有的召唤都是自我召唤

诗人们与诗的亲密是多样的，而其中最为鲜明的就是朗诵会。一群人聚在一起，朗诵自己新写的诗，互相评价和比较。最正式的朗诵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的前身大讲堂举行，那时学生们都还称其为“大饭厅”。不同于今日的繁复构造，当时场地上不设桌椅，听讲者自带凳子或是干脆就坐在地上。最盛况空前的时候，就连窗户边上也坐满了，总共能有两三千人。西川说就是1984年那一次朗诵会他上去一举成名。“我为什么成为诗人？就是因为坐满了，人全部鼓掌，我就下不来了。”

著名诗人的到访则往往成为盛会，为校园诗人的创作理路摧枯拉朽地开辟另一种可能。1984年中美作家会议，冯牧、王蒙、索尔兹伯里、金斯伯格等人相聚一堂，到北大来做朗诵，一个大教室坐满了人，从墙边挨挨挤挤到楼道里。西川到得晚，索性坐在第一排桌椅前，和金斯伯格距离不到五米。金斯伯格双脚跺地，手里还拉着一架手风琴，口中唱着威廉布莱克的一首诗：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 of the night. 老虎，老虎，你金色辉煌，火一样照亮深夜的林莽。时隔三十年，西川依然能够清晰地背诵出当时的诗句，“把我彻底地打开了。”加里斯奈德在外语学院的朗诵他也追过去看，加里斯奈德让全场观众都站起来，举起右手，在手臂的丛林里高声朗诵。“我*，简直像宣誓，那个震撼。那是84年，我第一次见到世界级的诗人。”

除了大规模的朗诵会，五四文学社也会定期组织社内小规模的成员交流。圆明园小树林或是静园草坪，捡着一片草坪就能围坐一圈。西川特别记得和诗人朋友们在海淀区夜游，小胡同，五道口，半夜三更一群人从北大走到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那时候校园里还有毛主席像。一般毛主席像一定有一基座，然后有台阶，我们就坐那台阶上，高高低低的，聊新诗，聊现代派。”

西川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述民刊作为中国的诗歌小传统。中国诗歌的地下色彩由来已久，市场因素和政治环境的压力催生了一批批民刊，北岛的《今天》就是其中赫赫有名的一本。西川讲，有一段时间，“在民刊上出名”，甚至比“在官办刊物上出名”更能确立一个诗人的位置。80年代武侠小说风行，诗坛的气氛更接近于江湖，而在民间刊物上发表作品就意味着一只脚踏入了这片风云之地。“比如我去了一地方，我得知道这地方谁写诗最棒”，最棒的人就是总舵主，“你得拜码头，你得跟人见一见。”

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北大也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学生刊物。中文系的《启明星》，西语系的《缪斯》，法律系的《晨钟》，就连计算机系（现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也办了一本《西风·沉诵·太阳节》。五四文学社则有自己的刊物《未名湖》，刊名三个字甚至请来了茅盾题写。1988年，西川和友人共同创办了《倾向》。“杂志中文名和英文名Tendency都是我起的，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一种思想倾向，审美倾向。”1990年《倾向》为海子和骆一禾出版的纪念专号，如今在市场上已被炒到了极为昂贵的价格。

当时有为数不少的誊印社。编好稿子交给誊印社打蜡纸，打完自己再校对一遍，就可以印出来，非常方便。《倾向》一类的同人杂志没人给经费，都是各自凑钱印刷，一般印500到1000册，印完通过邮寄的方式传播到全国各地。“那时候写诗的，脑子里都有张全国的诗人地图。”这一点也催生了全国性的诗人交游，各地的人们，由诗歌形成松散而庞大的联系，如同潜入地下的熔岩河流，翻滚着息息相通的躁动。

这种蓬勃的诗歌运动直到今天依然显露着它的影响。西川自称如今区分诗人时，会特别注重是否有“小杂志背景”。有小杂志背景的诗人更能接受前卫先锋的思想观念，敢于反抗主流审美、抛弃传统叙事，进行大胆激烈的诗歌实验。与此相对的“作协系统诗人”在描摹世界、创造文学乃至社会交往方面，都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你得知道，那时候大家很放松，干的那些事儿，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西川说。在世界中央用亮光撕碎云天

毕业以后，西川进入新华社工作，但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诗歌交往。当时一个办公室有三个人，另外两个都是老同事，每天中午都要铺开沙发午睡。西川不睡，趴在桌子上翻译博尔赫斯对话录，每天翻译两页，一年就基本完成。下班以后，“同事走了，可是你就不适应上班的那种束缚。办公室剩我一个，我就自己高声朗诵诗歌。”西川说他读得最过瘾的是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在新华社办公室里面自己高声朗诵，我自己都快疯了。”

在诗人自己的小圈子之外，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姜涛至今都记得，自己的工人姐姐当年在梳妆台深处放的是一本诗集。“梳妆台里放的都是女孩子最宝贝的东西”，而她放了一本诗集。西川更提到当时诗人与流氓的亲近，“诗人也不着调，流氓也不着调，不靠谱的人一看互相就知道，对上眼俩人就成朋友了，咱们一块不靠谱”。流氓成天在街头混着，“心里又没着落”，诗歌便在此时成为新的信靠。在当时，诗歌宛然已成为全民性的文学形式。舒婷一本《双桅船》印出一百多万册，北岛顾城去四川做朗诵，观众堵得水泄不通，最后只能从厕所窗户跳出来逃跑。

西川说：“一旦你开始写诗，就进到一个广阔的天地里，社会关系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对艺术的热情，对生活对社会的热情，在“第二代人”北岛等人掀起的朦胧诗风潮里翻腾、表达，最终在八十年代后期形成了全新、以“反思性的诗”为本质性内涵的“第三代人”。“就是你忽然觉得，哦，这个世界有一些人，你可以跟他走近，可以跟他谈这些东西。”

但是，臧棣承认：“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代”。局内人回首往昔，是尘埃落定的幸存者视角；局外人心驰神往，在镀金想象中叹息生不逢时。西川坦言自己很少回忆80年代，二十世纪后三十年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风云激荡，历史被目不暇接地创造，一个十年又是一番新天。“一直我只能说我赶上了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我什么都没落下。”

2018年的未名诗会，西川来晚了。一排正中的位置放着他的名牌，他却固执地坐在了毫不起眼的最边上。轮到西川上台朗诵的时候，他凑近话筒，一口京腔铿锵有力。他说：“时代就是众人，时代就是大家伙儿。”

同一个场景里，金勇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与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喜与悲。而江汀诘问：对于历史我们又知道什么呢？对于当代我们又知道什么呢？

诗人朱朱则讲了一个糖果店的故事。“八十年代对我影响很大，当时间来到九十年代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停留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有一次我去街上，进了一个日本的糖果店，糖果从天花板铺到地面。而从前的我们最渴望的就是上海的亲戚带回大白兔奶糖，从来没想过糖果是可以变成海洋的。在那个瞬间，对我来说，八十年代终于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