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

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化的时代，广告、影视让人眼花缭乱，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我却是更钟情于阅读，也更多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对于一个常常读书，个人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他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

不管是不是意识到，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和书本建立起一种独特、奇妙的关系。决定这种关系性质的，部分来源于阅读对象——书本。读一本理论书和读一本诗集、小说，相信心情、态度都会不同。新书和旧书，选本和全集，已经被公认为“经典”的和尚未进入经典系列的，精装本和平装书，横排和竖排……这种种都会影响阅读者的心情和态度。前些天，我从北大图书馆借来1986年漓江版的《日瓦戈医生》，竟是我20多年前读的同一本书。书页已经有点残破，书裂成两半，封面褪色，“医生”两字几乎不可辨认。我拿在手中，有一种时间被压缩的感觉：不仅重现当年初读的情境，而且想象着众多不知名姓的读者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阅读的心情、态度，更重要来自读者。我们都读《红楼梦》，读《杜甫诗选》，会以为在读同一本书。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读的是不同的《红楼梦》，不同的《杜甫诗选》。所以，就会发生“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的现象。影响我们对书籍选择和阅读感受的，有很多复杂、甚至琐碎的原因。年龄，出身经历，所属阶层，文化素养，趣味，阅读动机，以及时代风尚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方面。心情和态度的不同，其实也和读书的具体情境有关。在地铁里，在书桌前，在阅览室，在假日湖边，在清晨或傍晚，从书中读出来的东西，常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相信这是很多人都经验过的。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阅读不可避免地具有明确的功利意识。准备考试；进行学术研究；获得实用知识等等。此外，我想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有一种平和的、放松的、不预设过多功利目标的阅读。我称之为“邀请”的阅读。这种阅读，有时候会带来你意料不到的发现和心境，犹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诗中描述的：“……我感到/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像是由高度融合的东西，/来自落日的余晖……”有家出版社，出版了“学科邀请丛书”：《政治学的邀请》、《经济学的邀请》等等，这是书籍对读者的邀请。我说的却是读者对书的“邀请”。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的《自序》里，谈到学术论文也可采取快乐的、散文式的写作。他说，英文有一个词组“entertain an idea”，可直译为“娱思”。我理解“娱思”的态度，就是邀请的态度。宇文所安说的是论文以邀请的态度接待读者，我说的是读者以热情款待访客般的态度对待书本，同情地倾听其中的谈论，将它看作一种可能性，而后决定是否接受、呼应，抑或拒绝、辩驳或修正。但是，开始时，我们面对书本，只是面对“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

我想，具有这种心情的读者，他就是一个欢迎书本来访的“接待站”；因为有了这种心情，读书对他来说将是快乐的，由是他也将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