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月琴：“抒情阐释学”的建构——评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

2012年，张松建（1972-）的《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论者被誉为“真正纵观中国现代诗学全局而能纵深开展专精研究者”[1]。较之他200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而言，这本专书试图“重构抒情主义的问题史，结识抒情主义从理论到历史、从审美到政治的转换踪迹”[2]。他的研究将时间跨度延伸至30余年，理论视点聚焦于“抒情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的衍生与演变，触及传统向现代诗学的转换，足见他多年来研究视域拓展的广度和开掘的深度。

　　历来依托“抒情传统”结构中国诗学的整体格局，如同坚不可摧的堡垒，奠定了抒情诗的正宗地位。然而，面对当下纷繁芜杂的诗歌创作生态，针对莫衷一是的诗歌批评标准，究竟汉语新诗的理论与批评出了什么问题？所谓“抒情本质论”的普遍信仰，是否也存在一定的纰漏与弊端？张松建从问题出发，试图以怀疑的姿态反思“抒情传统”引导下的研究、写作或者阅读困境。针对中国现代诗研究面临的窘况，或许选择重新出发，回到汉语新诗的起点反思具体的诗学问题，就是他为汉语新诗指出的研究方向之一。

　　其实，“抒情主义”已在焦菊隐（1905-1975）、郑伯奇（1895-1979）、郭沫若（1892-1978）、穆木天（1900-1971）等笔端崭露头角，但若论以“抒情主义”为议题，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中国现代诗学，《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无疑是开创之作。张松建有感于中国古今文论中“抒情传统”的延异，思索西方跨文化观念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诗学，他别开生面地认为，从“五四”到1949年间，诗学界从不同视角极力追捧的“抒情主义”不单是理论批评界的话语实践，更映照出中国现代诗学思维的基本构造。

　　他首先突破西方概念的壁垒，为中国现代诗学的“抒情主义”廓清屏障。与西方Lyricism泛指文艺作品的美学精髓、旨在表现个人主体情绪不同，中国的“抒情主义”推崇抒情诗至高无上的地位，视之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民族性格。张松建一语诊断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中的“抒情主义”病症，经过中国本土化诠释的“抒情主义”，已然沦为唯情感至上、尊崇神秘灵感的古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而忽略了诗歌内部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无视“节制内敛、艺术规范与形式约束”，乃至“压抑、贬斥和抹杀其他诗歌样式的合法性”。他跳脱出西方抒情主义的历史轨迹，提倡诗学理论的历史性、现代性和中国性，返归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而梳理知识谱系，厘清中国现代诗学中“抒情主义”泛滥的源与流。

　　一套诗学体系的形塑，需以坚实的理论和细密的思辨支撑。他崇尚话语协商，以商量的姿态解密形态各异的理论话语，探讨它们的关联与差异。为进一步界定“抒情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纯诗化”“大众化”等相关概念，在正文与注释当中皆有详细的解析，论证思维缜密、井然有序。他追根究底，不流于理论的表层含义，致力于揭穿隐藏在其背后的真实面目，还原“抒情主义”面具下的真实面孔，又呈现为“真诚性”与“真实性”、“现代性”与“时代性”、“有关‘感觉’的辩驳”、“‘崇高’的迷思”四个方面，它们异中有同，不容割裂。他站在理论制高点的批判与反思，钩织出一张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之网，透彻的概念辨析则拨散了长期以来诗学理论混乱的迷雾。当然，僵化的理论是缺乏生命力的，大多数研究者习惯将理论束之高阁，而忽略批评的实践意义。难能可贵的是，张松建分析“抒情主义”的多种面向，唤醒了其批评的功能，为化解理论与批评的隔阂、推动诗学的动态化研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张松建尤其注重诗史互动，以大陆、港台书刊和英文原著第一手史料为基石，穿梭于中西诗歌理论、批评和创作的历史隧道，以理论架构创作观念，以文本实践带动理论研究。该着展现出一条辩证运动的诗学轨迹，即20世纪初期抒情主义、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抒情主义到三四十年代的深度抒情，彰显出中国现代抒情诗学演进的内在动力。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同时兼及理论内部的细小分枝，透过探析梁实秋所标榜的新古典主义之“理性”“节制”、柯克所推崇的“以智为主脑”“情智合一”等，使得“反抒情主义”的各支脉清晰可辨。张松建自由地出入于中外现代诗歌史，谈及里尔克对于梁宗岱、冯至、吴兴华的濡染，不乏影响研究的特色。不同的诗歌批评家，论点又各不相同。梁宗岱象征主义脉络里的浪漫情怀与神秘趣味，却是冯至有意回避的。梁宗岱与冯至同样受到里尔克的影响，但各自的发展与演进却不同，张松建的深度比较，充实了诗歌批评史的研究内容。此外，他格外留意由理论、批评联动出的诗歌文本的响应，旁涉卞之琳（1910-2000）、鸥外鸥（1912-1995）、胡明树（1914-1977）的创作，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互阐释、相互推进，谨严之外又不乏生气。

　　他探析“抒情主义”的知识谱系、理论内涵和历史脉络的论述，可谓从宏观上为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另辟蹊径。其经纬相连、纵横交错的思维方式，绘制了30年来中国现代诗学面貌的概览图。得益于中西比较诗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背景，跨领域汲取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养料，论者的野心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将问题拓展向开阔的社会学与深远的政治学命题下进行研究，窥探中国现代诗学的内部状况，觅求新的研究视点与方法。诗歌形式与主题的变迁，反映的是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状态。“抒情主义”不仅是审美趋向，更缠绕着社会时代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考虑。故而，美学、政治、技术与市场等因素与“抒情主义”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换言之，他所论述的“抒情主义”不单专注于理论的推导，不纠缠于美学观念的框架里，而是由现象生发问题、由问题引发思考，切中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的都市化、大众化的情感现代性，将诗学研究推进更为复杂的领域。

　　他又格外注重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象的结合统一，努力与理论对话的同时又跳脱其抽象性而回到个案分析。他聚焦于“抒情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中呈现，期望精准、细致地描摹这张地图上的每一道景观，使具体问题得以显影。关于现代文学杂志、批评家的研究，可看作个案研究的典范。论者主要选取了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又重点讨论卞之琳、袁可嘉（1921-2008）、吴兴华（1921-1966）三位批评家。不单涉及翻译、理论和创作各个方面，还着重追述三位前辈诗人、批评家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反思其诗论的突破与局限性，从不同维度展开论述，勾勒出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生态图景。

　　该著还颇具开放性和前瞻性，时间范围并未止步于1949年以前，而是延展至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张松建直陈“抒情主义从‘五四’到80年代，延续了70年之久，直到90年代之后，新诗界不再把‘抒情’指认为诗歌本质，而是从语言方面重思诗歌的本质，这可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虽然关于抒情性和叙事性的话题还会出现，但不再作为一个支配性的解释框架了。”[3]在最后的“现代汉诗中的‘杜甫’发明：美学、政治与形而上学”一章中，张松建选取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四首诗细读，集中呈现了抒情诗内蕴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他论述客观中肯、张弛有度，不吝褒扬又独具批评的锐气与锋芒，建立了自觉的当代诗歌评价标准。“一个杜甫，各自表述”，散点式的论述方式，却饶有趣味地将冯至（1905-1993）、杨牧（1940-）、西川（1963-）和廖伟棠（1975-）四位诗人凝聚在了一起。诗人们逐渐翻新诗歌创作的技巧，联动时代脉搏，已然跳脱出“抒情主义”窠臼，提供了写诗、读诗、评诗的多种可能。这也提醒诗人、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应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旧有的理论和批评方式，为汉语新诗提供更广阔的呼吸空间。

　　他虽指明“抒情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弊端，需要追问的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诗歌史“抒情”地位的瓦解？张松建给出的判断是“‘抒情’被公认为诗的本质、灵魂和生命，无论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不可能完全‘放逐’抒情，区别只在抒情方式、程度、质量而已。”笔者格外认同他的论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抒情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度，‘放弃’抒情不仅是不切实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4]。“抒情主义”的反思固然难以动摇亘入中国诗学内部的“抒情传统”。基于这一共识，面对具体的诗文本，我们无从判断抒情与知性所占据的百分比[5]，然而，一首诗的完成却有赖于语言、节奏、意象、感觉、经验、情感、理智、技巧等多种因素的结合和组织。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现代诗学的“抒情主义”的一元化、普遍化与本质主义化，则有碍还原诗歌创作、批评和理论的完整性。因此，透过观照当下诗歌创作的发展动态，建构更具有兼容性、有效性的诗学体系，是未来从事诗歌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另一个问题是，在西方早前频繁出现的抒情诗、叙事诗与戏剧诗的分类，属于泛诗化的表述。20世纪初之前，西方论者通常连同韵文体诗歌一起，将史诗、传奇诗和戏剧诗都归入诗歌总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文体自觉。但在古代中国，诗歌是相对狭义的定义，西方的泛诗论反而在20世纪初的汉语新诗中得以借鉴而传承。[6]然而，即便引入西方的概念，但在中国现代诗学体系中，研究者则更倾向于探讨抒情、叙事与戏剧三种文类之间的疆界。如此默认的前提是每种文学样式都有其独特的形态、结构和风格，这一质的规定性也是区分文体的必要条件。就文体之间的相互生发、交融而言，他一方面在“诗体之争”“形象之争”两章，从诗学论争的角度为抒情诗到叙事诗、小诗到长诗、纯诗到大众诗的文类转换和诗体革命，给出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袁可嘉提出的“新诗现代化”方案一章，则涉及到戏剧化的批评范畴，从理论原则到技术分析可谓着重强调了汉语新诗的包容、有机与创造性。这些诗学问题的重新发现，对于从事文体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其参考价值不容忽略。

　　全书环环相扣、逐层深入，重新书写了一部中国现代诗学的问题史。张松建并不满足于西方世界提供的理论范式，更不会轻易陷入过去中国文学史的既定框架，总是围绕问题以期达到“诗史互动，话语协商”的研究目的。其旁通曲畅的跨学科思维、融会贯通的比较视野、严谨细密的学术品格、深厚扎实的史料功底、点面结合的论述方式，皆为中国现代诗学阔出一片别开生面的研究空间。

[1] 解志熙：《诗学商量加邃密（序）》，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3。

[2] 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63。

[4] 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24。

[5] [美]奚密：<反思现代主义：抒情性与现代性的相互表述>，《渤海大学学报》，4期(2009年8月)，页

[6] 王云：《西方前现代泛诗传统——以中国古代诗歌相关传统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