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吟：“诗言志”对我国诗论的深远影响

“诗言志”最初和我国古代社会的颂神敬祖有关，“诗言志”的较完整表述，见于《尚书·尧典》中这段话: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从《尚书·尧典》的成书过程，后世学者推断“诗言志”的观念有可能在周代就开始孕育了，“诗言志”后来见于《尚书》《庄子》《荀子》等我国典籍，“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指出：就诗歌理论而言，“‘诗言志’是开山纲领”。　　“诗言志”的传统开始起于周王朝的用诗引诗献诗，后转到作诗教诗论诗，孔门诗学观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进行了阐发，在儒家文论代表作《毛诗序》中论述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至此，“诗言志”得到阶段性完整归纳与表述，理论形态基本定型，后被历代诗论家进行丰富的界说和再阐释，后世不断强调和发挥，使得“诗言志”成为贯穿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诗学命题。　　古老的“诗言志”要求诗歌表现人的主体胸怀，抒发诗人的情性、志向、怀抱，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的逻辑起点，在我国诗歌理论史上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引导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经典表述，当代诗人和诗评家有必要对它的内涵和特点进行学习，对“诗言志”对我国古代诗论的影响进行梳理，在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时吸取有价值成分。我们首先来看“诗言志”之“志”的内涵。

一、“诗言志”之“志”具包容性开放性伸缩性内涵　　“诗言志”回答了“诗写什么？”的问题。“诗言志”命题的核心是“志”，“诗言志”命题明确指出了诗歌写作对象为“志”，“志”是诗的内容，“志”是“诗”所要表达的中心目标。从诗”与“志”的关系来看，孔子在楚简《诗论》中说 “诗亡离志”，明确了没有“志”，就没有了“诗”。“志”是“诗”的本根，“志”是作为诗的核心。那么什么是“志”呢？　　许慎的《说文解字》据篆文将“志”分解为“心”和“之”两个部分，释作“从心，之声”， “之”在甲骨文里有“往”的意思， “志”相当于今天的意向。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据大徐本录作“从心之，之亦声”，“志”亦可解作“心之所往”或“心之所之”， “志”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意念。闻一多先生则将“志”分解为“从止从心”，取“停止在心上”或“藏在心里”的涵义，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之中作了考证，认为：“志”的含义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　　闻一多先生认为志到了汉代主要是第三个阶段的含义，志主要指的是人的志向和怀抱。其实，“志”在第一第二阶段具有的“记载”的含义，我们今天依然使用，比如我们说“地方志”“语言志”“志书”等时，就是这个含义。“志”在第三个阶段的“怀抱”，既可表示心所蕴集，亦有志向或意向的指称，是指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将《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的两种解释结合起来，用“怀抱”一词解释“志”也能包容意象和意念。朱自清先生强调：“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 []指出在礼乐文明制度确立后，和“诗”相联系的“志”主要指和政教、人伦规范关联的人的志向和怀抱。“志”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和个人的思想感情交融的志向、理想、思想，偏重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理性方面，在先秦时代儒家所说的“怀抱”之“志”，主要的是指关乎国运盛衰的政治、伦理、文化、风俗的社会意识，在儒家经典中的“诗言志”，主要表现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利内容，重于理。但是“志”因具体情况不同，有巨大的差异性和包容性。　　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在诗人的审美观照下得到升华，进入自我超越的境界，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可供传达和接受的诗思。　　“志”即使在儒家典籍中也有着不同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其他内涵，在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时，也没有排除感性的抒情，而是有着广阔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伸缩性的。我们先来看在《论语》中孔门对话中有两次“言志”的记载：　　一是见于《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一是见于《先进》：（曾析）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后来在《庄子·缮性》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后来有论家据此将“得志”分为“荣身之志”和“适性之志”两种类型。子路的“志”表现出对友情的珍重，曾析的“志”是一种对诗情画意人生境界的追求，并以生动的生活形象表述，都没有多少功利性的社会意识大目的，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比照《庄子·缮性》上面这段话，子路和曾析的志都是没有济世怀抱的适性之志，是富有个人情感体验的志，文字表述非常抒情，但这两次“言志”，都得到了夫子的肯定。可见，“志”有丰富的个别差异性，且这种丰富性差异性从孔子开始就被包容和承认。　　“志”作为“心之所之”的意向，“志”的理性成分是与社会政教、人伦相关联的怀抱，“志”的这种理性成分对诗人的整个情意指向情意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与规范作用。但“志”又是“心之所止”，“志”的发动过程需要情意在诗人的内心蕴积，诗人的“志”的形成包含大量的感性因素，“志”作为诗人内心的情意活动本身是具有感性特点的，正是承认志的这种感性特点，“志”的这种兼容理性和感性的特点，使得“诗言志”为后世留下了无限的可阐释空间，使得“诗言志”的命题变得更富于弹性，能适应后世人们丰富、复杂的生活感受的表达需要。　　“志”的具体内涵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有伸缩发展和丰富变化。战国中期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钱泳则认为，“志人人殊，诗亦人人殊”。 []我国古诗中的“志”，也是非常丰富的，如《离骚》中所说的“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 []这个“志”的内容虽仍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有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再如屈原在《怀沙》中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中的“志”，实际是指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宋玉的《九辩》，以着力摹绘秋意衰飒的景象与作者困顿失意的处境，表达 “贫士失职兮志不平”。《楚辞》中的《远游》、《卜居》、《渔父》、东汉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魏末阮籍《咏怀》表达的都是适性之“志”或超世之“志”，到了东晋玄言诗中适性之“志”或超世之“志”的表达更为广泛。　　袁枚提出了“志”有“一日之志”、“终身之志”、“事外之志”、“诗外之志”和“即事成诗之志”等。同时，从“发乎情，止乎礼。”来看，古代诗学中也承认人的欲望，只是更为强调用礼义调和人的精神与物质统一，在现实生活中，文学活动在礼乐文明活动和“志”的升华中共生。“志”的这种多样丰富性，也为中国诗论后来的“情志并重”“诗缘情”等阐述提供了可能性开放性，为后来“情志合一”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毛诗序》从 “志”的运动过程，作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的更为具体的阐释。“志”作为诗的生命本根，《毛诗序》用“发乎情，止乎礼义”[]来概括诗“志”的感性基础与理性规范间的关系，说明“志”是一种以理性为导向的情感心理，情与理的结合成为 “志”的最大特点。《毛诗序》还从情志合一的角度, 进一步阐明：诗者, 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强调诗歌是诗人志向的宣发，而诗和志之间的中介是情感，诗是“志”因“情动”而由诗人从内在精神转化为“言”的诗文本的表现，认识到了感性的“情”和经过理性规范的“志”在诗歌写作中对立统一的关系。　　到了魏晋时期，陆机于《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说，钟嵘后来的“吟咏性情”，也是想把抒情和言志结合起来。孔颖达通过“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的论述，欲将“言志说”与“缘情说”统一了起来。最后在明代汤显祖的《董解元西厢题词》中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也者，情也。”，强调诗歌中思想与感情的统一。在刘勰的“情志”说中主张因情见志，寓理于情。　　经过历代学者诗人们对“志”多方阐释，诗所要表达的“志”，有理性的思考、道德的积淀、人生的理想的含义，也有感性的体验情感的激发在内，不全是形而上的理性思维，也不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感性经验。“志”已经是一种审美化了的生命体验，“志”所依赖的情意来自人的生活实践，萌发于诗人的实际生活感受，这样“志”就因时代和个人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实践性、历史性、个人性和社会性，志的人伦之志世俗之志超世之志的丰富多样层面，也为我国古诗内容多样丰富性开辟道路。二、“诗言志”道出诗歌本质是显现人类主体精神　　“诗言志”对“诗歌的本质是什么？”做了回答。孔子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志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的心灵动态活动，“诗言志”将人的这种精神活动作为诗的核心，规定了诗歌的心性本体和人文本体，在我国古诗中，以“志”为写作对象，即使是对物的咏叹，也要寄托和诗人“志”有关的事理情思，要向精神人格回归，这就高扬了文学的人格本体精神。　　邵雍《谈诗吟》云“诗者人之志，非诗志莫传。” “诗言志”之“志”涉及人格精神建设，诗歌对“志”的表现，强调诗歌抒写主体真实的人生情怀，使诗歌具有内在人性的表达，对时代精神进行表现，对个体精神进行提升。　　“志”后来经过儒家诗教的发挥和界定，有了主要为“中和”“无邪”的人格内容，有了道德礼义教化的丰富甚至是沉重的内容，但是也依然有丰富的多样的人性内容，志作为诗人人格化的人生追求，涉及情感信仰，同时，作为人性中的普遍性的特点，人的自尊自爱自信等始终是“志”的中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人性的力量人性中的美始终是诗歌写作的内容，对“志”的表现，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呈现丰富充实的人生情怀内容，表现了诗人面对社会现实的丰富主体的情感。　　经典《礼记》说“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在这里提出了格，格被认为是主体内在的“志”和外在的“行”统一。儒家的“感发志意”的基础是个体的道德、境界、生命追求。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的“我善养浩然之气。” ，都显示了诗“秉承天地之心，代天地立言，是天地之美的精华。” 的精神高度。诗歌抒发主体真实现实丰富情感的特质，在今天依然应该被提倡。三、诗、言、志关系探求丰富了我国古诗创作方法和风格　　“诗言志”为回答“如何写诗？”这一问题开辟了多种方向的道路。“志发于言”为诗。“志”要通过“言”的表达才能构成诗，在“诗言志”中“志”是核心、“言”是形式、“诗”是文本，“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如何发言，就是诗歌的写作方法，在《诗经》中以“赋比兴”配合“言志”，赋、比、兴就是诗人言志观志的三种基本方法。　　以诗“言志”，言能不能确切地表达“志”之“意”，还产生了“言尽意”和“言不尽意”这样两种矛盾的说法。讨论的总体情况，是认为“言”在日常生活经验的范围内讲是辞能达意的，而在形而上的哲理思辨上，是“言不尽意”的。因为道家偏重于形而上哲理思考，道家是认为“言不尽意”的，如何面对“言不尽意”，庄子有“忘言”说，认为诗人应该在“得意忘言”中“借言达意”，主张言说的意义不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于悟性的激发，在此认识基础上，道家开掘了直觉体悟写作方法。　　而儒家总体上认为“言尽意”，《论语·卫灵公》中记述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左传》引孔子的话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都说明言语的功能能够达成“志”，并在诗中表现出来。但是孔子又说“予欲无言”，并引“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易·系辞上》又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孔子这是在表达他心目中的至理精义，他也很难用言语表述出来。　　因缘于“言不尽意”的思考，如何解决“言不尽意”？促成了儒家“立象尽意”美学原则的建立。“言”如不能尽“意”，解决“言”“意”矛盾的途径是在“意”和“言”中间加入“象”，立“象”为中介，通过“言—象—意”结构来“立象以尽意”，“象”如果准确抓住了，就有可能尽“意”。后来王弼用“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来概括“言—象—意”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象”的提出还进一步提出了 “言”的改造问题，要借文辞的恰当修饰，更好地发挥言的达意功能，而修饰过程中，便产生了多样化的意象要求。　　儒家用“立象”说来解决“言”“意”矛盾，用象来作为“言”和“志”之间的津梁，提出“立象尽意”对中国诗学影响极大，“立象尽意”成了中国诗学乃至整个古典美学的一条主要线索，后来有关形神、情景、意象、境象、风骨、情采、隐秀、虚实、骈偶、声律、体势、法式诸要素的揭示，以及清新、俊逸、自然、雄浑、真趣等美学风格的发扬中，也都关涉到“象”的经营。由 “志”与“言”的矛盾而产生的“立了象”能否就“尽了意”的论辩，又激发了“境生象外”的深层次追问，乃至由“立象”、“取境”拓展为心物、情景、形神、意象诸问题的探讨，超升为气、韵、味、趣、神、理等因素的讲求，更丰富为辞采、骨力、体势、声韵、法式、格调各种诗歌语言形式的规范，使得我国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丰富多样。四、“诗言志”为我国文学浓重的社会伦理色彩埋下伏笔　　“诗言志”成为回答“诗歌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的基础。孔子强调“诗教”，认为诗乐对培养人的道德有巨大“教化”作用，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　　“诗言志”之“志”本身蕴含的人格内容道德积淀人生理想社会承担等内容，使得诗歌有能够完成“美刺讽喻”“教民化民”的重任的内容基础， “诗言志”从一开始就有政教与审美的二重功能，使得“诗言志”成为了我国古代诗论解说诗歌政治社会功能的基础之一。　　我们来看孔子的诗的兴、观、群、怨。兴，是指诗歌的艺术形象可激发人的精神，使人的情感产生丰富波动，产生丰富的联想，人们从吟咏诵读品味解读诗歌中能得到一种美的享受。观，是指文学作品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主客观世界，既指诗歌的客观内容可以反映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即所谓“观风俗之盛衰” []，也指诗歌可以反映作者主观的心志倾向与感情状态，即从诗人所赋“诗”中可以观其言之“志”。群，是指文学有团结群体的作用，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体凝聚力。怨，就是说文学可以“怨刺上政”，批评社会不良现象，抒发诗人不得志的忧愤，以干预现实。　　在我国影响深远的儒家诗教和“诗言志”有直接的关系，经过孔子《诗》教思想的阐发，“诗言志”之“志”更多地有了“中和”、“无邪”之人格内涵，“诗言志”命题在孔门诗学的发挥下，表现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的对人的道德人格的直接教化，汉代以后儒家诗教教化的目的更明确是为了使大众的“为人”趋向“温柔敦厚”，情志能够“以义节之”、“止乎礼义”。后世的“文以载道”等强调教育作用的文道观，基本上也是受孔子“诗教”观的影响。　　“兴观群怨”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对后世产生了极为巨大深远的影响，“兴观群怨”说，特别是“诗可以怨”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难以估量，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有干预现实的传统，即是其巨大影响的一个方面。　　在我国，“诗言志”观念历来借助政治权利推广拓展。“诗言志”最早是借舜帝之金口说出，又通过乐官夔推行“乐教”的方式落实，从西周的礼乐制度、春秋的赋诗言志到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到后来诗论经典的推广，一直到近代的诗歌革命，在“诗言志”的传播过程中，一直都有政治的影子存在，更加重了我国古诗的政教伦理色彩。五、“诗言志”导向诗人展开多样的人生实践活动　　怎样才能写出诗来？“诗言志”命题告诉诗人写诗的前提是有“志”。诗人必须有志才能言志，这就需要诗人在现实人生实践中形成“志“，这样“诗言志”就有了广泛的实践性，“诗言志”之诗在我国古代的政治、外交活动中有具体广泛的实践性，同时“以诗言志”是诗人们的创作活动，也是诗人们广泛参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人生实践。最初的“诗言志”观念是和周王室与各诸侯国朝政上的采诗、编诗、引诗、献诗、赋诗、教诗、读诗、用诗、观诗等活动息息相关的，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　　我们先来看“采诗观风”，古代有 “采诗观风”传统，采诗是朝廷了解民风的一种政治活动，《诗经》中的许多诗就是采于民间的，《诗经》许多作品属于 ‘讽刺’与‘歌颂’两类，诗人们有意识运用诗歌来表示自己对人生、社会、政治的态度，已体现着人们“诗言志”的基本诗学理念，而许多采于民间的个人抒情歌谣，通过采诗、编诗、教诗、解诗等一系列加工改造，以“言志”的方式传递着与政教、人伦相关联的怀抱，而采来的诗被士大夫“观”被“教”，《诗经》的广泛传播，都使得诗中之“志”广泛地在现实人群中建立起来，成为礼乐文明的社会基础，“诗言志”实践性传统在中国诗学传统中始终存在，而且影响了一些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　　因为“诗可以怨”，在我国古代文人那里，就有了许多“引诗证志”“献诗陈志” “赋诗言志”以“刺上政也”的人生实践，《国语·周语上》载录召公谏厉王弭谤时，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补察时”的制度。《史记·孔子世家》载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愤而去鲁之事。孔子当时还作了《去鲁歌》，这是孔子本人的 “献诗陈志”的行为，体现了他的诗学主张中“诗可以怨”的社会功能。孔子认为《诗》在教育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主张“教诗明志”，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孟子等坚持在公私讲学中教弟子诗，孔子教《诗》提倡“思无邪”，感发人之善心，注重诗歌纯净心灵的教育功能。《国语·楚语上》记载了申叔时：“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朱熹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受此儒家传统影响，我国古代诗人文人，注重实践，更多地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以“引诗证志”“献诗陈志” “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参与广泛的社会性实践，常常是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欣赏活动，和他们的政治、社交、为官、为民的现实生活不能分离，成为一种延续千年的社会文化风气，我国古代的大多数诗人写诗的过程和他们的生命过程紧密相联系。六、“诗言志”对如何读诗解诗评诗作了方向性规范　　如何读诗？既然“诗言志”，那么在诗的阅读欣赏过程中，就需要读出诗人微言大义中所导出的“志”来。孟子提出 “以意逆志”，“意”指读者之意，而“志”则是作者的思想意志，“以意逆志”就是说读者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孟子还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认为解释诗的人，不能以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理解，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影响对诗本意的认识。应当以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为了做到“以意逆志”，孟子要求“知人论世”，去深入地了解诗人的生平为人思想和作品的时代背景。　　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是我国古代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等多数都是运用这一原则进行文学批评的。志不同，则文不同，志的高下，对文的高下的影响，这就使得我国诗歌注重精神产品和创作主体的一致性，志的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个人性更为明显，“诗主言志”，符合礼仪伦常的志，不是诗人表现在诗中的个体人格的全部，但也是诗人个体人格的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导致了我国古代诗论诗评十分重视诗人的“人格境界”“现实为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老的“诗言志”这一命题，不仅是我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而且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什么是诗？”“诗的本质是什么？”“诗写什么？”“如何写诗？”“诗歌有何功能？”“诗歌如何品读和评价？”等诗歌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长时间全方位多角度的影响了我国古代诗论，成为我国古代诗论的逻辑起点和经典性的线索。　　（注释略）　　（夏吟，女，云南昭通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