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华：紧贴自身的可能性与当代诗的强度——以姜涛诗歌为考察中心

摘要：从郭沫若开始，中国新诗的写作就存在以一驭多的元话语。这既是一种诗歌写作方式，也标示了新诗诗人发声的位置。姜涛诗歌中同样存在这一元话语，但没有延续元话语背后强大的主体形象，姜涛诗中的主体反而显得游移不定，镶嵌在整个社会结构的内部。姜涛的诗由此也表现出“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的特征，深刻地表征了当代诗的社会结构处境。通过在诗中反复寻找和检验发声位置的可靠性，姜涛象征性地找到了“山洞”作为暂时的方案。“山洞”作为诗人自我反复位移的具象空间，透射着诗人的智慧、无奈和诡谲，生产出诗人和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频繁地介入当代生活的可能性来。而这是一种紧贴自身的可能性，延展了当代诗的政治强度，使其不再需要去向哲学和政治诉求援手，诗与艺术即已自足。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姜涛诗歌的可能性问题，有助于重新衡量当代诗的价值和意义，重新理解当代诗在新诗史上的位置。

关键词：姜涛；当代诗；新诗史；政治强度

读姜涛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捕捉他发声的位置是困难的。有论者认为姜涛是从郊区的自习室发声的，因此能从容出入并自我救赎［1］，也有论者认为姜涛是从被动的位置发声的，而且象征着当今时代知识分子的位置［2］。这些说法都是捕捉诗人发声位置的有益尝试，或者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创作主体的客观对应物，或者替整个当代史背书，将姜涛的诗纳入了当代史的具体脉络。姜涛自己则强调，自己发声的位置与“有所关注但无力介入的态度”有关，“自然”成为诗歌内部的戏剧情境中的“观众”［3］。将“自然”拟想为诗歌内部的“观众”的诗人，就像是向虚空发声，其自身的位置感并不确切，这大概是让人难以捕捉其发声位置的一种因素吧。其次，姜涛在文面上常常不给出句点，但又偶尔给出句点，使人不容易有效判断其诗思的段落和完结的形态。标点符号虽然是小事，往往与诗思关系不大，但也并非毫无关系。如果句点的使用，构成了常规性的缺席，大概还是有一些深意的。这便费人猜详。第三，知识分子式的狡黠和堆砌，行话和俚语荆天棘地地插满貌似口语写作的诗行，这些自然是引人入胜的桥梁，也是拒人千里的篱墙。最后，姜涛诗看起来多是即兴之作。即兴之作的要素在于即兴性、个人性甚至私人性，不用典，却比用典的诗更难以理解和分析。即兴、个人、私人的词与物虽然也有一定的公共性和通约性，但更多的是陌生、独异并因而难以共鸣共情的词与物；即使是在表达得相当锐利和鲜明的情形下，诗人与读者之间也未必能在同一个平面上互递信息、互通有无。因此，笔者试图通过一些笨拙的办法来猎取姜涛诗中可能存在的平面，并递给作者一些信息。

一、以一驭多的元话语

我以为，在姜涛漫长的诗歌写作实践中，有一种话语机制是反复出现的，这种话语就是以一驭多。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是很重要的哲学之思，姜涛的诗思大概与这类抽象的东西不太有关联，他直接面对的是“多”，并试图从多中提取出“一”来。如果追踪新诗史的脉络，不难联想到晚清诗人黄遵宪等人热衷新事物的诗情，也不难钩稽郭沫若1920年代对“一的一切”和“一切的一”的广泛兴趣，甚至冯至因为战争而不得不多方迁徙、于是对一切野花闲草产生诗情的表达，也都可以视为姜涛诗歌写作的诗歌史前提。但是凭借这些脉络性现象的存在而定位姜涛，可能会在显得拉出历史纵深的同时磨平姜涛诗的个性。但我仍然觉得作为极度抽象的话语，姜涛诗里的以一驭多问题值得认真分析；当然，要旨是分析其具体内容和表现。

如果缩短一下历史后视镜的焦距，我更愿意从张曙光的诗《垃圾箱》谈起。该诗劈头写“诗歌怎样才能容纳更为广阔的经验”，接下来以“被砍伐着的杉树／和即将耗尽的白天”说明“那些美好的事物”之后，强调诗歌“应该成为一只垃圾箱”，以“包容下我们时代全部的生命”，那些“呕吐物，避孕套”等“美好的事物”之外的事物，最终却感叹“生活”虽然是“多么美好的字眼”，“但／这些也不过是些垃圾而已”［4］161。虽然也是在以一驭多的话语之下表达“诗歌怎样才能容纳更为广阔的经验”的问题，但张曙光可能会认为我上面所勾勒的新诗脉络都背弃了生活。而他所启用的垃圾分类法的生活理解，其实是将曾经被扫进垃圾箱的生活内容变换为“我们时代全部的生命”，甚至不无将“那些美好的事物”驱逐出境的嫌疑，因为他认为“美好的字眼”“也不过是些垃圾而已”。张曙光的表达自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对新诗传统的拒斥，因为他也曾经在《责任》一诗中表示，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写诗如同活着，只是为了／责任，或灵魂的高贵而美丽／一如我们伟大的先人，在狂风中怒吼／或经历地狱烈焰的洗礼”［4］24。一方面是抵抗着历史和现实的虚无，一方面是赓续着充满波德莱尔趣味的现代主义传统，张曙光将一些也许原本属于“下半身写作”的形式因素拉进了“灵魂的高贵而美丽”的“垃圾箱”，重新规划了诗歌的疆域。在1990年代新诗的写作中，据我个人的观察，张曙光的方式很有代表性，而且也延伸到了姜涛的诗歌写作中。也许有人会认为萧开愚、臧棣或者陈东东是姜涛真正致意的前辈，但我的目的不在于寻找某种影响的痕迹或私人的习气，而在于某种更为宏观的历史脉络的简单勾勒。我以为当姜涛在诗中写下诸如“穿着考究的时候／就拿自己当了局外人／纷纷行走在AV片中的外景空间”（《少壮派报告》）［5］31“一行新人样子摩登／还等在门外，唇上打了铁钉／裸着的胳膊上，软塌塌／印上图腾。他们被集体／拔去了插头吗？”（《蛇形湖边——给明迪》）［6］183等句子，表现出对于当下生活的灰色地带或非常规地带的热烈胃口，诗歌在他手中就有了与张曙光的家族相似性。在灰色地带或非常规地带工作的热情，从题材选择上来说，《包养之诗》《为整容后依然获捕的刑事犯而作》等诗要表现得更为确切，它们共同构成了姜涛对多的理解和接纳的广度和限度。姜涛试图将一切收纳进他的诗歌表达中，并且偏重于收集那尚未被诗歌形式化的灰色地带或非常规地带的事物；而张曙光那一辈诗人也算得上已著先鞭。因此，虽然不妨将历史的光谱排得更加阔远，我还是更愿意在1990年代新诗的基础上把握姜涛的诗歌写作，把他诗中对于灰色地带或非常规地带的表达视为新诗反崇高之后重新介入历史和现实的努力。如果“存在与虚无”可以以诗题的方式存在于张曙光一辈诗人的表达中，——张曙光有诗名《存在与虚无》直接图解萨特，——意味着虚无是他们写作的核心动力，姜涛的写作则要具体得多，充实得多；甚至不妨借用鲁迅的表达，不是虚无，而是实有构成了姜涛写作的核心动力。下列姜涛不同年代写下的诗行，大概可以作证：

九岁拿起一盏灯火走在两种事物间

拿着更多的方向

在他四十岁的父亲面前

——《一个孩子》［7］115（1994年）

桃花注定开放，与此有关的知识

正在书库里轻轻澎湃

——《图书馆前的桃花》［8］171（1995年）

掀开一千重的帷幕

广大屋中，只有一张脸

面对名词，面对绵延无尽的勇气

——《信纸边缘的附录》［6］17（1995年）

一个学童呆立树下

惊讶于事物周边流下的黑暗

——《黄昏颂歌》［6］25（1995年）

对于乘客来说：一切如其所是

这边是车窗上扁平的自我那边是微微发福的地平线

——《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陈述与转述》［7］138（1996年）

然而是否所有的欢笑、牙痛和体臭

都能汇成旋涡状的楼梯口

——《与班主任的合作》［7］98（1998年）

它们的准则是原地不动

和每一件经过的事物接吻

又不担心将它们轮番忘记

——《另一个一生》［7］32（2003年）

无论输多赢少，不要太紧张

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

——《内心的苇草》［7］24（2003年）

它们层叠着、晦涩着、在春光里充斥着

正等待一个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

——《即景》［7］45（2003年）

但世界像魔方，会变出不同的花样

我和你们一样，也只懂得拼出一种颜色

——《网上答疑》［7］13（2003年）

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坐在沙发上，看缤纷画屏，看四壁落满脚印

就像坐在泥石流里，看众鸟高飞

看周围高低错落彼此一点点崩坏了的山

——《矫正记》［5］71（2006年）

暗地里，他们摆弄新买的草帽

把海滩人物和飞鸟收藏进相机。

——《在恒春海滩》［5］34（2010年）

原来如此，手段不相上下

我站着拍照，镜头像旋涡吸入了万有

你展翅追踪，向世界吐露恶声

海水不平，山木也嶙峋

油炸食品沿曲线低空抛出

却吻合了大众口味，也包括你我

相逢瞬间各取了需要

——《海鸥》［5］30（2010年）

虽然在每一首诗后面注上写作时间，但我无意追溯姜涛诗艺的形成史。我仅仅要借以表达的意思是，在反复出现的话语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着诗人磨砺诗艺以一驭多的元话语。具体来说，“拿着更多方向”的孩子来到“他四十岁的父亲”面前，大概是希望父亲选出一个方面，这意味着“多”渴望着“一”的统领；与桃花开放有关的知识很多，但都由书库统一保管，有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帷幕千重，都不过是为了掩饰或者烘托一张脸；“事物周边流下的黑暗”自然是无数的，但收于一个学童惊讶的眼中；“一切如其所是”，即是看见了一切，并且看见了“一切的一”［9］，与郭沫若《凤凰涅槃》构成了遥远的对话；“所有的欢笑、牙痛和体臭”“能汇成旋涡状的楼梯口”，则意味着“多”可能自动走向和形成“一”；“一个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即意味着知识分子自居于“一”的位置，要收纳“多”；“原地不动”意味着“一”，而所谓“和每一件经过的事物接吻”，“又不担心将它们轮番忘记”，即意味着与“多”亲密关联，并准确记忆和定位；“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是“多”被“一”所涵纳和界定的表达，因此“不要太紧张”，不要从“多”的角度考虑问题；世界“会变出不同的花样”，但“我和你们”都“只懂得拼出一种颜色”，看似无奈的多中取一，其实也不乏以一驭多的趣味；“坐在沙发上”“就像坐在泥石流里”“看缤纷画屏”“看众鸟高飞”，在“一”与“多”的对峙中，“一”的位置虽然“就像坐在泥石流里”，危险而不安，但仍然构成与多的对峙，虽流动而不错乱；“把海滩人物和飞鸟收藏进相机”，相机是“一”，海滩人物和飞鸟是“多”，收藏因此就是以一驭多的一个动作；而“我站着拍照，镜头像旋涡吸入了万有”更鲜明和尖锐地表达了以一驭多这一话语机制所可能演化出的话语形象，深刻地表征着姜涛诗艺的取径。如果做一些简单推演的话，我以为姜涛始终在追寻“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的可能性，不管是以旋涡还是以相机或者镜头为喻，他可能都希望诗歌足以表达“万有”。这既是一种宏大的抱负，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从新诗曾有的介入社会政治的光荣史中收缩回来之后的微呻。

虽然说与张曙光那样的前辈相比，实有构成了姜涛写诗的核心动力，但这“实有”，如果落脚在类似“坐在沙发上，看缤纷画屏，看四壁落满脚印／就像坐在泥石流里，看众鸟高飞／看周围高低错落彼此一点点崩坏了的山”的抒写中，又有镜花水月之感，“实有”乃是渐渐崩坏的风景。那么，更为确切的说法是，日渐逼近的虚无和虚无体验是张曙光一辈写作的核心动力，而逐渐崩坏的实有所带来的虚无体验和流动感，是姜涛写作的核心动力。从喻体的变化上来看，在姜涛诗中，一的话语曾经以“四十岁的父亲”显现，仿佛是一个具有肉身的整体，后来就转成“一张脸”“相机”“镜头”等词语，既缺乏肉身的整体性，又像是抽象的媒介，“相机”“镜头”等词语看似贯通叙述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则起了间离间隔之效。这也就是说，“一”没有自己的位置，只有通过某种介质才能获得位置并显现为“一”。因此，诗人固然试图通过各种介质实现以一驭多的诗歌愿景，但表达出来的却是一种饱含犹疑的态度，即在努力以一驭多的同时却表达了无力以一驭多的慨叹。“镜头”不过是“像旋涡”而已，而“旋涡状的楼梯口”更因其乃是被汇聚成的，而非先天就有的，“吸入了万有”就只能是一种想象，离郭沫若时代那种充塞天地的诗情已经相当遥远了。如果说“吸入了万有”只能是一种想象，那么“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也就透露出了一种无奈的意味，即不管诗人是否意欲以一驭多，都只能“在一首诗里”去抵达一切，只能想象性地、修辞性地逼近什么，无法抓住实有；即使是逐渐崩坏的实有，也是无法抓住的。“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因此构成了理解姜涛诗最大的限制，而解读诗歌时投射到诗歌外部的努力无论如何谨慎都是不过分的。对于诗人的历史眼光和政治目光，不管多么明显地表现在《论公与私》《飞行小赞》《在酿造车间——参观镇江恒顺香醋厂》等诗中，也不妨适当减缩联想的范围。

二、寻踪主体性的努力

虽然从以一驭多的角度出发，我试图把姜涛的努力象征性地涵括在“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并且强调“只”字所带来的语法效果，似乎是在强调修辞或者语词是理解姜涛诗歌的唯一平面，但我对这种极端的猎取方式本身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且，尽管要求诗人或者知识分子掌握时代精神或者总体性的密钥已成幻想，我还是认为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可能性，它始终敞开着，等待诗人或者知识分子的抵达。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我愿意撷取姜涛《病后联想》一诗中所感慨的“原来，终生志业只属于／劳动密集型”作为猎取的路径，以寻觅通往时代精神或总体性的方向。至于把路径和方向关联起来考虑，则是考虑到标的并不清晰，难以做出描述。姜涛《病后联想》一诗如下：

奔波一整天，只为捧回这些

粉色和蓝色的小药片

它们堆在那儿，像许多的纽扣

云的纽扣、燕子的纽扣、囚徒的纽扣

从张枣的诗中纷纷地

掉了下来，从某个集中营里

被静悄悄送了出来

原来，终生志业只属于

劳动密集型

——它曾搅动江南水乡

它曾累垮过腾飞的东亚

想清楚这一点

今夏，计划沿渤海慢跑

那里开发区无人，适合独自吐纳［6］182

从我个人的喜好而言，这首写于2014年的诗是我最喜欢的姜涛的诗。它清晰可感地指向诗人的肉身，虽然诗意仍然有意晦涩，句点故意缺席，但撤去了不少叙述的支架，没有似假还真的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如果说姜涛的大部分诗都不免给人以优孟衣冠为人操纵而于舞台活动之感，这首诗倒是真人露相，有灵韵乍现了。但是，个人的好恶并不足论，诗人像导演一样写诗，自己并不上场，或者诗人赤膊上阵，自演自绎自抒胸襟，也并不是论诗之好坏的凭据。我之所以特别强调《病后联想》是“姜涛的”诗，是要寻找一些特征化或风格化的内容，并且刻意省略中外现代诗史上汗牛充栋的关于疾病与隐喻诗学相连的现象。如同这首诗显现的那样，姜涛刻意调动的“只为”“只属于”等词汇，是普遍地散落在其诗中的话语现象，勾连的是一种往往从后果出发的话语法则。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对姜涛诗的理解，我将冒险尝试用“只”字来理解。在我看来，姜涛确实是一位后果论者，他从未试图冒用先知之名，也很少在诗中动用先知的语法。假如他的诗偶尔也给人以预言的感觉，那也是因为时代的风吹来，让人误以为背对未来的诗人是面向未来。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分析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时说：

保罗·克利（Paul Klee）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张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飞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所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10］

姜涛诗的叙述者往往就是看到“一场单一的灾难”的天使。所不同的是，姜涛诗的叙述者虽然停了下来，但并不想“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这叙述者过于洞悉一切，大概丧失了“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的欲望，于是刻意叙述灾难过后的尴尬场景，保留世界的破碎面貌。在《病后联想》中，作为结果或后果的“粉色和蓝色的小药片”以及“开发区无人”被有意凸显，个人的疾患与时代的后果被严重并置，指向了一种后工业时代废墟的氛围，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只剩下难以消化的后果了。对于有着宗教习气的本雅明而言，天使与灾难是无法须臾分离的一对矛盾，但对于姜涛诗的叙述者而言，灾难被孤悬在语词上，叙述主体选择的是“计划沿渤海慢跑”“独自吐纳”。虽然计划未必付诸实施，但有意悬置灾难的修辞仍然给人一种疏离感，疏离了曾经为中国诗人所熟悉的主体意识和彼岸关怀。“相信未来”和“面朝大海”所唤起的历史激情和乌托邦冲动，对于姜涛而言，也许只要用一用类似于“失意的双亲已去了深圳／已去了海南：面朝大海，打开电扇”（《草地上》）［5］20之类的表达就足以消解。在后工业时代虚假来临之时，后革命的思潮已经漫无边际，当代中国人的确很难“相信未来”，也很难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宣传海景房的广告语中拔下来重置，进入曾经激动人心的历史语境。在这个意义上，“失意的双亲已去了深圳／已去了海南：面朝大海，打开电扇”也是改革后果的表达：改革的成果被悬置了，改革的后果是物质诉求（“电扇”）代替了精神诉求（“春暖花开”），勾画不成诗意的乌托邦。改革的成果如何，自然值得讨论，但更关键的也许是，当代中国人如何讨论改革的后果。因此，尽管姜涛诗从海子所树立的“春暖花开”的抒情话语中撤退到了“打开电扇”这样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还是有必要注意这种刻意回退背后蕴涵的诗学政治能量。一个无力解决问题的叙述主体，或者一个无从解决的问题被叙述出来，大概也是可以彰显当代诗的弹性，并且将当代史和当代政治过于强硬的成败之见问题化的。类似“相信未来”“面朝大海”之类的积极修辞固然足以解剖或者抵抗政治的僵尸，姜涛式的消极修辞也不是不能够生产出当代诗的政治强度。《病后联想》也许正是这样一首诗，在消极地承认“终生志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同时，仍然采取了“劳动密集型”的工作策略，诗行里不仅采集了“云的纽扣、燕子的纽扣、囚徒的纽扣”“张枣的诗”等意象，意象群落给人密实之感，而且采集了“集中营”“江南水乡”“腾飞的东亚”“开发区”等意象，进一步夯实诗行的肌理；同样地，“志业”“劳动密集型”本身也是强度极大的语词。这些词语彼此相互挤压在一起，让人联想到东亚四小龙腾飞时代及珠三角、长三角崛起的中国大陆，彼时工厂里密密麻麻的人群，大概也不算什么意外吧。但是，一切已成为需要重新检讨的过往，曾经作为地区经济领头羊的“开发区”如今空寂无人，“适合独自吐纳”；尤其是环渤海经济区，在环保主义、后工业革命的今天，难免有点像是灾难现场。当然，与曾经的国民经济重镇东北重工业区相比，似乎还不劳天使过于费神费力。诗的尾音落在“那里开发区无人，适合独自吐纳”上，却从“劳动密集型”的修辞现场迤逦而去，展现出废墟之感的同时，也像是艺术上的留白，让读者得以喘息，“适合独自吐纳”，骋想发展经济学的后果以及人类生存的某种原初状态。

按照上述解读方式，我更愿意在姜涛诗留白的地方停留。虽然时时惊异于姜涛诗行的密实，典故层出不穷，话语形态驳杂耦合，巧智如簧，挑衅人心智而不倦，我还是选择退藏守密，抓住姜涛诗的消极面进行穿凿附会，传递一些也许令人意外的消息给作者。在我看来，写于2015年的《菩提树下——给臧棣》一诗与《病后联想》高度相似，甚至不妨说前者是后者的高仿版。在《病后联想》中，现实的实有之物“药片”要从历史、修辞或虚构之物“集中营”“云的纽扣、燕子的纽扣、囚徒的纽扣”“张枣的诗”的比照中获得理解，《菩提树下——给臧棣》重复了这一路径，“鞋底有轮胎花纹／像是直接从斯大林格勒的战场／一路走回来的”，掌声“经久不息却蛮横，像诗中的小雨点／从酒吧、从墓地、从黑白照片／从深闳的犹太医院”“那些夜间疾驰长街的坦克／其实也曾这样被活埋过的”［6］194-195，鞋、掌声和坦克之在诗行中逐渐澄明，依赖的是历史、修辞或虚构之物的比照。诗的尾音落在“那些夜间疾驰长街的坦克／其实也曾这样被活埋过的”，也是活活地埋住了“掌声”，使一切停顿下来，保持空白，似乎总有一些什么是不可言说的。但“活埋”到底不太可能是鸦雀无声的，《菩提树下——给臧棣》的诗行也相对不那么密实，诗人的笔触略有游移，似乎比《病后联想》更不确定如何处置20世纪革命和发展的遗产以及如何安放个体。然而，这种游移和不确定恰恰是我喜欢的，我愿意再次暴露我的个人趣味，并且雄辩地表示，这种游移和不确定带来的柔弱之感为强硬、深邃、崇高、抒情的20世纪打上了一个问号，使我们有重新发声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我将“终生志业只属于／劳动密集型”猎取为概括姜涛诗的另一个平面，并且要进一步缩减到“只”字上。在这个“只”字上，我认为姜涛表达了对于历史和现状的承认，也表达了对历史和现状的怀疑，以及对自身的怀疑和无奈，也表达了不甘：不甘于历史和现状的定位，不甘于自我和主体的沉沦，不甘于任何形式的合谋或共谋。这些都是对北岛“我不相信”式的诗学政治的反拨，但又并未大张旗鼓，而是紧贴自身，紧贴自己的肉身，紧贴自己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意义上的身份，在庸俗的日常中，令人有一二感念。我以为这就可以算是一种紧贴自身的可能性，无远弗届。在这样的方向上，不管要面对怎样的“多”，寻踪时代精神或者总体性，大概不是绝无可能的吧。

但是，我也不想在这个方向上过于激进，更反对将其视为姜涛本人的诗歌愿景。作为一个类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者，我也愿意体会大量的劳动投入与不成比例的劳动产出之间的甘苦。只是这种得失寸心知的东西，也许不妨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层面。

三、自我反复位移的具象空间

我以为需要进一步提出讨论的是何为“自身”，尽管在姜涛诗中可能存在一种紧贴自身的可能性，但这个“自身”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在前引《矫正记》一诗中，“坐在沙发上”的叙述者“就像坐在泥石流里”，其位置并不稳定，“我”既是叙述者，即意味着“我”也不是在一个稳定的视域中进行叙述。那么，自身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

从诗歌文本上来看，姜涛至少提供了三种自身的位置。第一种是一个不断向下（落、纵、滚、跳……）的自身。例如在《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节选）》一诗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我缺氧，口拙，讲不清

像块石头从雪岭滚下

滚到了车里

又滚回了北京［5］48

叙述者“我”曾据于某一个高点，但因为“缺氧，口拙，讲不清”而不得不“滚下”，“又滚回了北京”，即滚回最初的低点。下滚的过程也就是叙述的流程，仿佛打开了“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的折叠空间，显得丰富而立体。但是，叙述者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姜涛自己对这样的状况似乎也不满意，故而在诗中又把滚下来的“我”叙述为“一个睡魔的替身”：

事实证明，我们的厌倦系统

根本不能证明什么

江水咆哮，带走车辆的残骸

其实6年前我已不是我

搭车下山的，已是一个睡魔的替身［5］60-61

看起来，虽然不断向下的自身是个客观的、难以避免的存在，但诗人不愿意接受，并且虚设了一套修辞来化解客观事实带来的尴尬，即“搭车下山的，已是一个睡魔的替身”。但是，诗人何以不愿意呢？我以为《周年》提供了很好的回答：

而今我已无法倾听。

总之，该到来的总会到来

我背着一盏台灯、一台电脑

飞过了夏天和冬天，又飞过了大海

如今，落在了这间新公寓里

万籁俱寂、碧海青天

——我登上天台，独自去检阅

那些兔子、蛤蟆、痴汉、卫星或者导弹

万物伸出新的援手，却不能解释

我至今迟迟不能开口的理由［5］43

“我”承认并接受下落的事实，但仍然要“登上天台，独自去检阅”。这其实就是说，“我”的不断向下是有限度的，绝不愿意与真正的下流社会沆瀣一气，一旦有泯然众人的危险，“我”就要“登上天台，独自去检阅”。而且，在“我”的视域中，虽然“万物伸出新的援手”也不能解释“我”为何“至今迟迟不能开口”，但万物终归是伸出了新的援手，向“我”展示了可能性的图景。不过，我并不认为这种可能性的图景就是诗人的愿景，姜涛面对木朵的追问时也否认了这一点。他表示：

我倒不期望“更高级”的视角出现，能轻易地鸟瞰一切，“当代诗”无法自动拔升起来，那需要更广泛的心智重建。这样一说，那首诗也不必写的，像明白人所说的，今夜做什么都太轻浮了，过了一年也仍如此，轻浮就罢了，没必要再把对轻浮的看法再“轻浮”一遍。［6］232

姜涛诗中有灾难，但并没有天使，没有超越众生的上帝视角。这是需要再次强调的特点。那么，在泯然众人的危险与独表于万物之上的“轻浮”之间，姜涛是如何去就的呢？我愿意以《即景》一诗作为观察的证据：

又是一年草木葱茏，天色氤氲

我站在阳台上，看小区警卫

三三两两把守疫情和道路

尘土扬起，在阳光下抖动金色衣袂

狗儿吠叫，好让一身筋骨发育在痒处。

我不理解气味，不理解主妇嘴里为什么

突然冒出了东北话，不理解肌肉里那些纤维状的山麓

其实我不理解的还有很多

它们层叠着、晦涩着、在春光里充斥着

正等待一个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

他和我一样，站在六层的高度、危情的高度

重新将各种各样植物的族谱默念

只有一点不同，他穿着高领毛衣，露出喉结和头颅

而我的圆领衫久经漂洗：又是一年

春光涣散，勾出男人的胸乳［7］45

“站在阳台上”俯瞰小区的“我”虽然取得了俯瞰的视角，但对于小区的一切其实都是“不理解”的，只能“沉溺于收集”。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了同类，“他和我一样，站在六层的高度、危情的高度”。这个同类带来的警醒是惊人的，“他”提示“我”，“我”的高度并不高，而且是“危情的高度”；“他”还提示“我”，彼此虽然是同类，都在默念“植物的族谱”，但生活习性全然两样，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这便意味着，“站在阳台上”所提供的高度并不足以直通上帝视角，因而也就不足以将那不理解的“多”统一规划进某种总体性结构中；而且，即使“我”给出了某种总体性结构，和“他”的也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总体性何在呢？我想这可以算是姜涛视“更高级”的视角为“轻浮”的逻辑吧。但是，这并不是说姜涛要放弃俯瞰的视角。实际上，我认为俯瞰的视角就像上面所引述的诗歌表现的那样，也是普遍存在于姜涛诗中的，是叙述者使自己免于泯然众人的法宝。而为了规避独表于万物的“轻浮”，姜涛的办法是找到同样据于某一制高点的同类，借同类的存在警醒自己自拟为上帝的虚妄。这一点在上面引用的《海鸥》一诗中也有典型表现。“站着拍照”的“我”与“展翅追踪”的海鸥都据于制高点俯瞰猎取的对象，但其结果不过是“相逢瞬间各取了需要”而已，“我”拍下了海鸥展翅飞翔的姿态，海鸥则获得了“沿曲线低空抛出”的油炸食品。那么，“我”是通过镜头“吸入了万有”，还是仅仅“吻合了大众口味”，显然成了问题。因此，不管“我”据于何种制高点上，当然不是掌管万有的上帝。在这个意义上，海鸥作为同类提醒了“我”：“原来如此，手段不相上下”。从文本现象来看，据于某一制高点或不断往上攀登的自我，是姜涛提供的第二种自身位置，但自身的确定性并没有因之落槌。

假如并不一定要凭借位置的确定性来把握自身问题，那么，在姜涛诗中也许有第三种状况是更值得注意的，那是一种自身在上下之间反复位移的状况。虽然自身始终在发生位移，仿佛是一个始终在路上的形象，但位移的区间大抵是确定的。这种状况正像姜涛在2014年写的《“小农经济像根草”》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诗人的一切手艺就像是在“研习禽鸟合群的技术／分析上升流动与下纵的猛烈”［8］13，只有分析清楚了“上升流动与下纵的猛烈”，自身的形象才能得以显现，紧贴自身的可能性才能得以捕捉。即如在《“小农经济像根草”》一诗中，诗思可谓上天入地，地上是“绿油油一片稻子／星罗棋布，都是养鸡场”，天上是“新一代人借助卫星、火箭／不再想着置业，只迷恋时空疏浚／在银河漫步，在土星土改”，位移的区间是无法衡量的，但最终诗却写“可这幻觉来得快去更快／只坐了一小会儿，就感觉两个脚步／像两只摇晃的小船”［8］12-13，可见无限度的位移只是“幻觉”，真正的位移区间不过在两脚的摇晃之间，切近自身而无从脱缰而去，故而诗思虽在“迷恋时空疏浚”，却会突然冒出“在土星土改”这样的谐谑之语。鲁迅分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时曾经说过：“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11］如果远在土星也不过是进行熟悉的土改，那就和“坐地日行八万里”有某种相关性，似乎并没有发生位移，只是坐着不动，与一切可能性擦肩而过。但是，与其质疑这种动之不动，不如去猜测，姜涛是通过呈现反复位移的虚幻性来“分析上升流动与下纵的猛烈”，还原人事的凡俗，挤压出紧贴自身的可能性来。

在上述三种自身的位置中，我以为第三种是最重要的，第一种和第二种都不过是反复位移过程中出现的奇点，指向虚幻，酝酿变化，是第三种自身的位置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诗人是从郊区的自习室发声的判断，可谓深刻。但我更愿意通过姜涛2011年写作、2015年定稿的《洞中一日》来做尝试性的定位：

现如今，住的是足够高了

仿佛伸一伸手，就能摸到

洞顶的雪（这新房

怎么看都更像一个山洞）

没有毛瑟枪，就拿把毛刷吧

涂抹壁上几道爪痕

新添的，带了一点母性。［6］196

这是一首不妨引得更长的诗，隐含着姜涛对红色革命的有趣理解，但我无意于此，只想指出，这首诗的叙述者即使“住的是足够高了”，也会反写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狂想，即刻贴近土地，将高楼的一格空间想象成山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像一个山洞”，从而控制住“上升流动”的空间。一旦“上升流动”的空间被控制住了，那么“下纵的猛烈”也就被控制住了。一切都紧紧贴住自己的肉身，“仿佛伸一伸手，就能摸到／洞顶的雪”，无论多么诡奇的世象，也都是具有可感可触的肉身的。这个“山洞”，这个既离天更近了、又仍在地中的“山洞”，大概就是自我反复位移的具象空间，透射着诗人的智慧、无奈和诡谲，生产出诗人和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频繁地介入当代生活的可能性来。这甚至都不需要去向哲学和政治诉求援手，诗与艺术即已自足。

参考文献：

［1］ 王辰龙.郊区的自习室与窗外的鸟——论姜涛的诗［J］.新文学评论，2016（2）：43-50.

［2］ 王东东.文本化、自然和人:当代诗中的情感教育——试论姜涛的诗歌写作［J］.诗探索，2008（1）：86-96.

［3］ 姜涛.窗外的群山反倒像是观众［M］//孙文波.当代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117-130.

［4］ 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5］ 姜涛.好消息——姜涛诗选［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6］ 姜涛.洞中一日［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7］ 姜涛.鸟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8］ 姜涛.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

［9］ 郭沫若.女神·凤凰涅槃［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3.

［10］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70.

［11］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6.

本文原刊于《江汉学术》2019年第1期“现当代诗学研究”名栏：第6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