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当代诗歌批评：一种别样的写作

一　

　　以个人的观察而言，当代诗歌批评既非一个学科，也没有明显地确立起一种客观知识图景，它是一种活跃的、多样的、或许还是非常混乱的批评实践，它既是对应于异常丰富的鱼龙混杂的诗歌文本的一种阐释性的文体，亦是一种关于感受、感性、经验世界与语言表达的论述。前一种景观让人望而却步，后一种可能性又深深地吸引着具有理论心智的人加入到诗歌批评的话语实践当中。一个事实是，诗歌批评不仅来自学院，更多的还来自诗人们的写作，来自诗人之间的相互阅读、评论、访谈与自我阐释等话语活动。不难发现，当代一批最活跃的诗人同时又是最敏感的诗歌批评家，而批评家从事诗歌写作也不是稀见的例外。很少有小说家对同行的写作进行评论，而诗人写出诗歌批评文章的人难计其数。大量的诗歌批评文字除了发表在各类杂志，还有就是发布在各种诗歌民刊、诗集的序跋、诗歌网站和诗人自己的博客日志上。他们根据自己的阅读趣味、影响与喜好圈子以及交游范围进行批评与阐释活动。这一景观既可以视为诗歌批评的边缘化亦能够理解为它的活跃、广泛性与真实性，诗歌批评是一种深入诗人们的写作、交流与生活层面的需要。这里既没有什么虚假的悲观也没有过多的奢望。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把当代诗歌批评视为对古典诗话或词话的某种写作传统的承接，区别在于，他们相互阅读博文方便地替代了书信的抄写与诗集的刻印。

　　而就学院的小范围来说，从事诗歌批评的学人无疑有着使诗歌批评成为一种学科的意图，或使批评获得某种规范化的知识形态的期待。诗歌批评的学科化与知识化意图主要体现在关于诗歌的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以及专门杂志的创办等方面。诗歌批评目前已经进入一些院系的建制，多所大学的诗歌研究机构的设置为诗歌批评提供了一个学科化的前提。在有着影响力的北京大学诗歌讲堂上，年轻的臧棣、姜涛等人承继了谢冕、洪子诚等诗歌批评家的工作，其他一些院校中受聘的诗人，如王小妮、多多、王家新、萧开愚、张曙光、柏桦、宋琳等，使得诗歌批评开始进入一些院系的教学实践，虽然这并非一种普遍现象。一般关于当代诗歌的教学，仍然不过是隶属于当代文学史有关当代诗歌的一般介绍，阅读能力的培育、细致的文本阐释与分析批评并不占据主要位置，无法与古典诗歌的教学相提并论。

　　就诗歌批评的专业杂志而言，新时期以来仅有1980年创刊的《诗探索》及近年创刊的《新诗评论》，但都属于以书代刊形式——不似《小说评论》和《当代作家评论》等核心期刊——并不符合目前学院对个人业绩考核体制的要求，自然也不能满足研究与批评者更“学术化”的专业期待。最有希望成为优秀诗歌批评家的年轻学者无法不受到这一诱惑，即首先满足学术考核标准，将更“专业”的文章投给核心期刊而非专门化的诗歌批评杂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作为一个学科的成熟及其权威性的确立。当然这也会使诗歌批评及其杂志的编辑显得更纯粹。而所谓“核心期刊”背后的学术权威性主要依赖的是机构的作用，机构的权威性或机构的行政等级。在这种学术机制中，不是独立的作者使得论述具有学术价值，而是必须求助于这些论述所刊布的杂志等级及其背后的主办机构标示其价值。学术机构通常就像是某个学科的无意识，即一种尽可能避免被意识到的现实性，以便给予人们学术自主性的幻觉。这或许已经构成了当代诗歌批评领域在学科化方面一种隐秘的焦虑。

　　除了与之相关的教学、研究机构与杂志这些制度设置因素，一种学科化的意图似乎总是体现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最基本的分类行为，知识化的努力总是与某种分类方式及分类标准有关，即根据某种潜在或明显的“图表”对一个领域进行认知性分类，依据“认同、近似与类比”来划分某种对象与经验。在当代诗歌批评领域，一些研究者亦试图据此赋予纷繁的当代诗歌景观以认知性秩序，对写作现象进行认知性的分类。先前的研究与批评者通常会以写作题材进行分类，当下诗歌研究者则更经常地采用其他分类模式进行区分：以诗歌写作者的性别与族裔（如“女性诗歌”、“少数民族诗歌”）、地域命名（如“白洋淀诗派”、“新边塞诗派”）所进行的身份识别；以诗人（出道时）所归属的流派、小杂志所作的区分（如“九叶”、“七月”、“今天”）；依据代际身份（如“归来者”、“中间代”或“80后”等）和较为模糊的代际身份（“朦胧诗”、“后朦胧诗”，或“新诗潮”、“后新诗潮”）所进行的分类等。批评者希望通过对身份或依据某种现实参照来解释其写作，似乎这样能够赋予批评自身以某种可以考察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也就是说，论述及论述所涉及的事实之间有一种被认定了的关系。所谓‘现实性’，就是论述凭借‘它所参考的事物’而变得合法。先由作者提出某种‘现实’；因为作者受到行业和社会的认可，该‘现实’从作者转移到他的文章，最后文章因为自己描述的事件而得到认可。”①对诗歌文本进行分类是不可能的，因此身份、时期和各种外部标志就成为一种简便的认知图式。至少在这样做的时候，批评者把他要面对的纯粹主观性的文本、充满差异的个性及其私密性含义的文本解读并转换为一种依据某种“客观性”与“现实性”的论述，把难以言说的秘密与他性变成可以言说的事实或一致性。这样的分类学研究提供了某些关于当代诗歌与诗人的信息，提供了某种背景式理解，但与诗歌文本的阐释并无深切关联。

　　将诗歌批评纳入学科化的知识意图主要发生在当代诗歌史的写作领域，可以发现，诗歌史的写作范式几乎是上述研究范式的编年体综合：一种关于诗歌写作的流派、思潮、杂志、性别、地域、族裔、代际及其社会背景考察之总和的编年史。就像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所发生的状况一样，文学研究自身愈来愈没有文学史研究占据中心地位，哲学研究愈来愈成为一种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似乎史的描述所具有的客观性面貌与认知图式，对任何一种领域的史的叙述都能够立刻转化为一种客观知识。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强烈主观性愈来愈没有文学史书写显得更符合学科化与知识化的学院取向。20世纪80年代从事诗歌批评的一些学者转向诗歌史书写的愈来愈多，也愈来愈显得成功和为学院体制及评价体系所注重。

　　然而，在编年史的写作成为一种深厚传统的学术语境中，关于文学和诗歌的历史书写并没有探究一种特具异质性意味的诗歌“史”的含义。通常而言，人们所说的“历史”是指某种特殊事物或力量的运动构成了一种历时性过程，某种事物的自身运动与对他物的参照系统构成了历史叙述的基础。作为诗歌史写作，它的参照对象应该是一种发展着的社会感受力与想象力的历史，某种情感形态出现、成熟、变化或消解的历史，某种个人的感知力与社会心态史的轨迹，以及它们获得修辞形式与文体形式的表述方式的历史。满足于在文本阐释之外进行分类与编年方式的文学史写作无法深入描述这一内在的历时过程与文本呈现方式。但对诗歌史书写的考察并非本文要做的事情。正如陈超在一篇关于当代诗歌批评的文章中所说，在诗歌批评与诗歌史写作之间应有一种“必要的分界”②——虽然具有历史认知的诗歌史书写一定是诗歌批评的另一种形式。

二

　　当代诗歌批评所涉及的对象大多属于正在写作中的诗人，与对古典诗歌的论述不同，没有因为历史与距离所产生的知识化，了解李杜诗篇显然是一种知识，而即使在学院人看来，了解当下诗歌文本与诗人未必被视为是一种知识。当代的研究对象和文本没有被经典化，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构成一门学科中的必要知识系统。更没有像古典诗歌那样为公众熟知，或已成为公众常识。

　　对当代诗歌批评来说，因其伴随着现场性的嘈杂、一种进行时态的难免纷乱的叙述或论述，也难以提供一种规范性知识的印象。一般而言也没有现成的、经典的或权威性的言论可以引用，对诗歌文本的阐释来说，似乎并不十分看重对理论的引用或征引“名家”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论述。而就所谓学术语言的“规范性”来说，“引文”或者说一种权威言论的“转述制度”在论述性的学术话语中一直占据着无可置疑的位置。引文具有特殊的理论功能，不仅能够使一种观念显得清晰，显示出一个论述者的话语谱系与理论传承，引文还类似一种金字招牌，可以填补直接经验的空白，名家的话似乎就是一种经验性的证据，或某种看法与说服力的凭据。权威的引文或话语转述使人更愿意对其所言信以为真。这就是说，权威话语既替代了直接经验的消亡与缺失，也用以佐证论者自身主观性的普遍意义，一种出自经典文本的话语构成了一种或许是相当主观性的认知以及参证。就此而言，当代诗歌史的书写似乎能够通过历史书写的强行经典化做到这一点，保持着遵守征引文献、引文和话语转述制度下的学术面具。相比之下，诗歌批评更多的时候似乎只是一种指向诗歌文本的阐释活动与“主观论述”，而非指向经验世界或经典文献的客观论述。以文本解读为核心的诗歌批评似乎脱离了“知识话语”范式，回归于“文学性”批评或“诗意的”批评，即很容易成为或被理解为所谓的“印象式”批评，或感悟式批评。

　　与诗歌史书写或古典诗学的研究领域不同，当代诗歌批评家绝不习惯于苦行的平静或文献的拥有：对他们所研究的文本，并没有多少现成的文献可作参考、作脚注或学究式的援引，但他们始终都更愿意具有一种自觉的细读训练和良好教养的诗学敏感性，不无历险性地阐释诗歌文本的修辞方式以及感性经验、感受力及其话语表征，以及对个人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学诸领域相关论域的分析。可以说诗歌批评实践在最富有创造性的情况下正在成为一种别样的“写作”。这并非意味着诗歌批评纯属一种主观性的话语活动，或不具有严肃的认知意义。当代诗歌批评失去的客观知识面具，不仅使得批评自身成为一种独具文体意义的写作，也提供了诗歌批评建构自身话语的契机，一种依赖文献的知识话语的消亡敞开了建构一种理论话语的可能性。这样的界说并不意味着当代诗歌批评的状况令人感到满意，在这个领域显然充斥着过多即兴的、捧场的、江湖味的、视野狭隘的和单纯技术化的评论文字，但本文检讨的主要是当代诗歌批评的可能性，即诗歌批评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具有理论意义和文体意味的写作方式。

　　面对当下层出不穷的诗歌写作现象与浩如烟海的文本，一个批评家所做出的选择及其阐释活动，并非只是出于纯粹个人喜好，这些选择、阐释与批评有着一些基本参照，那就是一个时期的诗歌写作所达到的感受力的极限，与想象力的当代限度，是否体现在某个诗人的写作或某种诗歌文本的话语方式之中。为此，一些批评家愿意选择明显地置身于某种思潮与风格化写作的对象进行评述，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是那些业已构成了一种内心生活史轨迹的诗歌写作，或在当代诗歌写作的现场、在一种现在进行时中显现出某种特殊敏感性的写作。如果不满足于一种即兴的或追随成见的批评，不满足于仅仅体现了一种对诗歌写作的在场感，要选择批评对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章学诚在谈到一种没有思想能力的学术研究时曾经批评说，眼力最好的不是能见泰山，而是“尽于秋毫”，尧是桀非是辩论的结果，而是非本身常常“起于嫌介疑似之间”，即事态并非明朗之际，真正的思考、辨析“起于是非之微而极于辩论之精”。我们的知识均来自于古今人们“所创见之隐微而推极之”的思想实践，因此，他推崇的是“隐微之所发端”的思想能力。章学诚说：“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③在对批评与阐释对象的选择上，面对着“嫌介疑似之间”的大量诗歌文本，是否能够体现出批评主体的一种知识意志呢？

　　在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关于小说或叙事文本的研究，批评家可以谈论的主题和方法可能非常之多，可以是人物及其性格与命运，可以是乡土、底层、历史与社会经验，可以是一部小说涉及的各种主题：政治的、道德的、习俗的等等。由于诗歌批评所面对的文本属性，有着理论直觉的批评者最经常遇到的是语言、意义与表达的问题，而不是诗歌中的经验参照物。这是诗歌批评与其他样式的文学研究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而对语言问题的讨论既置身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背景中，也置身于当代语言哲学的视域内。“非常道”是中国思想的原始场景之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言、象、意之辩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精髓，这些问题再次携带着新的历史语境出现在人们所说的现代“语言学转向”的视域之中。

　　一种特殊的话语理论构成了诗与哲学、诗歌与神话、宗教等圣言传统的长期对话。或许诗歌批评一直在实践着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业，在“诗无达诂”的古训下进行似乎不可能的阐释，在属于沉默的领域内、在“不可言传”的诗学戒律内质询诗人的言说。诗歌批评触及了“不可言说”（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的领域，诸如表达宗教、伦理学与诗学的事情就是在撞击语言的边界。在这个论域内，常常是一种修辞方式替代了纯粹的经验论据，如同神话虚构叙述替代了经验叙事。而当这些神话与宗教文本成为经典的时候，文本自身的权威性就替代了证据。在谈论不能言说的、没有论据的事情时，这些文本毫无例外地充满了魅力四射的修辞，迷人心魂的虚构，使世界呈现出广阔的类比空间、比喻性的连续性与超验的联系。当某个社会、某个历史时段给予这样的文本以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时，最缺乏真实性的想象、最缺乏经验基础的事物也能够变得如同真理的化身。在一个世俗世界里，仅就话语方式而言，诗歌写作是圣言传统的一个当代化身。

　　一方面源于对独特的意义形态的敏锐感知，一方面是缘于诗歌文本的某种秘传或密封属性，一个诗歌批评家不能不意识到批评自身需要独具一种文体意味的写作。理想的批评话语与它阐释的诗歌文本要能够呈现在一条语言的水准线上，而非一种没有语言意识、缺乏修辞能力的解释。一种够格的阐释与批评写作，将成为它所阐释的诗歌文本的扩展了的语境，敞开其意义及沉默的氛围，以构成批评文本与诗歌文本之间真实的互文性。批评者是一个通过文本阐释说话的人，一个以文本为思想中介的表达者。当代诗歌批评不能不对批评自身的文本意义提出要求，并使一种理论意图逐渐在批评实践中明晰起来。诗歌批评在一种对他者的阐释与自我理解之间实践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诗歌批评是一种批评主体与诗歌文本之间的主体间的关于理解的实践，一种通过有关非交流性的话语进行言外之意的交流。之所以说诗歌批评既是一种针对文本的阐释性话语，又是独具风格的创造性写作，其意味与理据正在于此。

三

　　在这个时代，诗歌写作等于“在一个野蛮的世界中实践微妙”（罗兰·巴特语）。这是另一种对抗方式：不是通过纯粹的否定性，而是通过对“微妙”的肯定。这意味着对语言的爱，还有对意义的期待。在一个生存意义日益显得匮乏的时代，“诗意的”一词悖谬性的意味着一种意义的奢侈，也意味着对一个无意义世界的补偿。

　　意义——尤其当这个概念升至真理、价值层面上的时候——从来不是单个人的心理产物，在意义的生成机制与意义的参照框架分崩离析的时候，即使最伟大的诗人也很难独自有所作为；但是，对意义的辨识与表述常常经由杰出的个体，尤其是诗人的写作来体现，以至于这些载体有时看上去几乎是不朽的。而意义其实与其他事物一样易于衰老、贬值、变质。连一个民族的经书也经历了这样的贬值，经历了意义的蚀空过程。一种不能被分享的意义体验极其可能被视为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表征，就像在当代精神分析学中所揭示的那样。只有当意义体验被一个社会群体认知时，才会获得客体化的表征，甚至会沉淀于某种经久的物质形态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意义消散或消解的状况已经成为当代诗歌、文学艺术与哲学所不断主题化的东西，并渗透到当代诗歌与思想的表述之中。诗人作为一种敏感的个体，既是意义的隐微知觉的传递者与阐释者，又是意义缺失、意义匮乏的受难者，在现代社会，由于意义被分享被体验的可能性日益减少，诗人常常成为自身敏锐“感知力的遇难者”。

　　感性、感觉或感受力，在古典思想中作为认识论的一个可靠的起源，即认知能力的一种标志，演变为现代精神分析学中所说的冲动能量的基本形式。在精神分析视域里，感性的“转换”、“转移”与“转变”造成了神经质等躯体化形式，但在诗歌写作而言，感性有着其自主表现，感性是人的激情的回归形式，亦是认知能力和伦理情感构成的经验依据。如果说疾病是某种情绪与感受的身体化或躯体化，诗歌则是激情的自主性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一内在的冲动能量使词语被摩擦，生出每个词语的毛边，构成独具意味的修辞方式。如果说诗歌是一种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的话语活动，诗歌批评则是一种对此意义进行回应与阐释的话语实践，不能不关系到对现代社会的感性、感知、感受力的一系列论述。

　　在人们所说的现代性经验中，越来越多地体验到感性的贫乏，即感性事物与感性经验的贫乏。我在《失去象征的世界》④里描述了这一状况。在那些分析中曾借助王小妮处理“花”的方式，描述一个诗人面对着一个物的世界的空洞性。这个物被剥离了神话、传说、信仰和象征，也被剥离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覆盖物，昨天还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激情，而今则处于语义空洞状态，或一切词汇都等值的语义无差异状态，还有什么必要去再现某种事物呢？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如果不说是失去了某种神秘“本质”的话，是否意味着正在失去一种背景、一种普遍联系性的相互关联、即失去了事物的某种不可见的部分？可见性的后面什么都不再有。没有什么神秘的或不可见的东西在可见性的后面闪耀。

　　“意义”不是稳定和固化的东西，它是生成和变化的事物。在稳固一些的层次上，在话语共同体的水准上，意义是集体象征图式的生成物；在较不稳定而多变的层面上，即在个人的修辞活动中，意义是感知力及其修辞比兴的生成物。在古典世界，事物具有象征意义，即具有语言共同体中的象征图式与感知图式所赋予的意义；而在一个失去象征的世界里，事物与经验亦并非出现在完全孤立的状态，并非仅仅是被单纯的或纯净的知觉所中介，而是出现在一种缺乏稳定性的认知结构、一种不甚清晰的感知模式之中，后者往往深藏着一种认知的类比结构，即，认知框架、认知图式是比喻性的或修辞性的。人们通过类比结构而产生认知。迄今为止，这是尚未枯竭的意义资源。

　　不那么夸张地说，人们失去的并非全部意义领域，也不是意义的全部内涵，失去的仅仅是集体的神话、传说、信仰和象征，失去的或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的是关于意义的集体象征图式，而非个人的感受力。这正是当代诗歌写作（文学与艺术创造）的意义之所在。在集体表征图式中可说的意义，毕竟与个人可体验的意义不同。前者可以用来对社会生活进行集体操纵。可体验的意义虽然不具有对共同体的规范性作用，可这一意义领域毕竟仍然存在着，这正是诗歌写作能够在一个平庸的社会环境里“实践微妙”的根据。在这个历史的意义虚无化的时刻，操纵着集体的生存模式的那种意义图式已经消失，个人的体验与感受力成了瞬间性意义的生成与幸存之地。

　　对批评家而言，每一首诗都是一种独特的意义重新生成的模型，每一首诗都是一个不可复制、难以重复的意义的微型结构。一首诗就是一个感知主体对某种意义的隐微知觉的记录。就一首诗的呈现方式而言，它跟个人的、日常的偶然境遇有关，诗歌就是偶然境遇和瞬间经验的主题化，或者说是世界的细节的隐喻化。诗是追寻个人生活中意义的瞬间闪烁的一种方式。

　　导致人们对现代诗的感受力缺乏认知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它与古典诗歌所培育的诗意及其鉴赏力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典诗歌的意义参照通常来自于“自然”范畴，诗意或意义通常呈现在人对自然事物及其微妙关系的感知之中。而当代诗歌的意义参照主要来自于缺乏诗意的社会范畴，来自于对个人生活的偶然境遇与更为复杂的社会语境的参照。但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生活过程并不能自动生成意义，对社会生活的还原性的认知并不能够体察诗歌文本的意义所在。诗歌写作意味着将日常经验与事物变成一种隐喻认知的显现，把生活经验变成一种意义模式来加以验证的希望。日常经验向意义体验的转化是一首诗的诞生之地。或许还更进一步，某些诗歌还能够在日常经验的表达中呈现出某种神秘经验或异质经验的可能性。

　　与被狭窄化、功利化的感知相比，与感官密切相关的物的世界依然有着一种“超额经验性”（西美尔）或感知剩余物。面对这种超额经验性或感性的剩余物，每个人在瞩目它的时刻都会成为一个瞬间的诗人。尽管人们难以用语言从感性事物与现象环境中把握住这种超额经验性。意义的属性是感性的、非确定的、生成的、难以复制的，这是一种随着不确定的个人生活、随着感知力和表达力而漂浮的根据。以感性形式存在的意义、以诗学方式表达的意义不是公共语言所能表达，意义亦非公共性的存在物；然而意义是个人的而非“私人”的，尽管其诗学表达具有“私密性”，却无疑存在于人们的共通感之中。

　　塞尔托如此写道：“虽然诗没有‘权威’，它却使其他空间成为可能，它是这片空间的虚无；在过火中找到可能，这也是诗的一种美学和伦理姿态（美学和伦理无甚区别，美学不过是外表；在语言领域，美是伦理的形式）。诗不把事实看成权威，它并不根植于事实。诗是违抗社会契约的，因为社会契约要使‘现实’成为法则。诗带来的只有它自己的虚无——诗是特异的，革命的，‘诗意的’。”⑤对一个批评家来说，诗歌文本的意义并不能够还原于对现实的参照，无论是写作者的身份与属性，还是诗歌话语中的指涉。诗歌是一种“元叙述”（塞尔托语），据此而言，诗歌批评则如同一种“元论述”，即除了诗歌文本、一种虚构的话语之外无所凭依的论述。一种关于修辞虚构的论述。在此意义上，诗歌批评及其阐释话语不仅代诗而言，也代诗沉默。或许更为诡异：除了它反对的现实及其批判性的感受之外。

　　当代诗歌写作与批评的意义在于能否印证，个体是否能够成为一种可以认知的意义生成者，个人所创造的作品，能否成为可共享的意义载体。个人或主体性的最终使命不是它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胜利，不是它在消费与娱乐方面的作用，而在于通过感知主体或一种感受性主体，意义的感知与表达是否成为可能。否则，现代社会就会从人文主义的主要社会成就后逃逸，后退至集体宗教以及诸如此类的群体概念的保护伞或“铁屋子”之中。诗是语言表达的无限自由的象征，是一种把自由与意义实践连结起来的话语活动。作为对诗歌写作的一种深刻的回应，当代诗歌批评理应锻造出一种僭越学科边界的认知功能。

四

　　当代诗歌批评涉及到语言、语言与意义的紧张，涉及到感性、感知主体与经验世界的关联，涉及到语言与感受力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从这种或许是无意识的关系中获取意义的个人感知方式与集体表征图式。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赋予当代诗歌批评以特有的理论视野、动机与活力。一种具体的诗歌批评实践总是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置身于这一论域之中。

　　源于诗歌批评最深刻的理论动机，与其说它有着某种学科化的意图，不如说它更具有僭越学科界限的冲动，这种冲动在于诗歌批评所涉及的论域：无论是语言、意义，还是感性、感知，都处在一种僭越学科边界的更广阔的社会思想语境中。但诗歌批评并不企图建立某种完整的或封闭的理论系统，一种理论如果不是沦为意识形态或迷信，就一定预设了自身的解体，即预设了作为碎片存在的命运。诗歌批评意味着与一个时代最深刻的感知力与想象力之间所进行一场持续着的对话。因此，专业的诗歌批评家并没有垄断这一领域，一些拥有良好理论素养的诗人往往是最富于魅力的诗歌批评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还有一些并非以诗歌批评为业的哲学家和思想者也为当代诗歌研究与批评提供了范例。

　　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生活从对人的内在性的关注转向日趋外化的生活，对语言与意义、意义与感知主体及内在性等思想领域的关切也失去了一种社会心理的能量。如诗人批评家姜涛所说，新诗研究与批评“是活生生的、充满紧张感的现实，外在的观念、框架只是躯壳，内在的欲望、思考和意志才是根本动力，一旦丧失了动力系统，相关的研究总有枯竭的一天。在我看来，新诗研究正是这样一种学问，和它所处理的对象‘新诗’一样，实际上一直和周围的历史处在‘较劲’的状态，或靠汲取历史的整体势能来喷吐高亢的美学”⑥。如姜涛在这篇文章中所预见，“历史的整体势能”似乎正在衰落，一种“高亢的美学”也难以在诗歌研究与批评活动中维系。

　　因为诗歌批评（或许整个人文学科）正在丧失对社会心理能量的聚集作用，或丧失了姜涛所说的“汲取历史的整体势能”的环境，批评也变得日益靠学院化和专业化维系自身的合法性面具。批评越是龟缩于一种安全的专业认证的范畴内，就越是失去它自身的活力，失去它与更广阔领域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能量。与其说期待着诗歌批评确立起一种学科规范，还不如说应该相应地期待着一种独特的、别样的写作。这并非是说诗歌批评不应该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恰恰是只有一种别样的写作，才能与诗歌写作的言说与沉默方式相称，才有可能从混乱的现实中获得“汲取历史的整体势能”的契机。塞尔托在讨论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科学”还是一种“文学”的时候讲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当福柯又一次被问到：你到底是以什么身份发言的呢？你的专业是什么？你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塞尔托说，后者在《知识考古学》的序言中以不快的语调做了回应：“怎么样，你们是不是相信我在写作中感受如此多的困苦，如此多的愉悦；你们是不是相信我就此负隅顽抗呢？……像我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他们写作是为了解除一切面具。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希望我一成不变：所谓出身只写在外面的证件上；当我们写作的时候，还是放我们自由吧。”在塞尔托看来，固守一个专业，物归其类，沉湎于知识的分类与等级，借以安身立命，树立权威，就是对秩序俯首帖耳——相反，“思考就是在游走，就是质疑秩序为何存在，就是自问秩序如何成为可能，在阅尽秩序的百态之后，寻找它形成的痕迹，最后，在假定屹立不倒的历史中发现‘如何能用其他方式思维？一直到各种程度？’”⑦

　　某些人文社会学科或许更乐意被视为“科学”，更愿意被组织进一种学科化的秩序，而诗歌批评或它所倚重的思想不会满足于被组织进这一秩序。相反，它只有作为既定学科秩序的偏离时才产生乐趣并且富有意义。当代诗歌批评的隐秘焦虑或许正在于此：置身于学院化的知识环境内使自身学科化的意图与作为一种自由和多元的写作实践之间的内在紧张。

　　值得期待的或许是，诗歌批评能否成为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话语实践：保持着“写作”与“研究”的话语张力，“感受”与“认知”之间的非确定性的平衡，创造出“批评文体”的修辞探索与学术规则之间对抗性的活力，即使在较少受到关注的情形下，这或许仍然是当代诗歌批评最富有魅力的事情。以我之见，与塞尔托所论述的历史学比起来，本身就是文学的一种写作样式的诗歌批评更应该去追逐的目标不是使自身“专业化”，而是“如何能用其他方式思维？一直到各种程度”。

注释：

①⑤⑦米歇尔·德·塞尔托：《历史与心理分析——科学与虚构之间》，邵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第61页，第67—68页。

②陈超：《必要的“分界”：当代诗歌批评与文学史写作》，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③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习固》，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59—260页。

④参见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姜涛：《新诗研究，需要激活动力》，载《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